苏轼与辛弃疾豪放词风

时间：2024-04-15 22:05:35 林惜辛弃疾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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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辛弃疾豪放词风

　　导语：豪放派，是形成于中国宋代的词学流派之一。派作家如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以下是小编整理苏轼与辛弃疾豪放词风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苏轼与辛弃疾豪放词风

　　苏轼与辛弃疾豪放词风

　　休去倚危阑

　　斜阳正在

　　烟柳断肠处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长娟

　　两个汉子，两种人生，两种胸襟，两种性格，两种境界。上阕是辛弃疾的《摸鱼儿》，下阕是苏轼的《水调歌头》。这是辛苏人生的真实写照。

　　虽同为宋词豪放派的实力代表，但他们的人生境界却是迥异。辛弃疾豪放悲郁，苏轼豪放旷达。

　　苏轼和辛弃疾的仕途经历很相近，都是抑郁不得志，空有一身抱负，却怀才不遇。人生仕途的不得志，使他们“有所郁结”，所以他们转向文学，以抒发郁闷之情。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是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是苏轼于元丰五年十二月在黄州所作。苏轼因所谓的“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自元丰三年二月至黄州，至元丰七年六月移汝州，在黄州贬所居住四年多。

　　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在政治上失意，孤独寂寞的悲伤心情。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这是稼轩的《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遭权臣弹劾，被罢职，长期居于信州。此词是作于此时。

　　词的上阕渲染环境，结语表现对国事梦寐不忘。抒发自己英雄失意的无限感慨，情调凄凉。

　　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表达自己政治失意的悲凉情怀。于此，二者的词都表现了凄凉悲壮的风格。这是共同之处，也是由他们相似经历所决定的。

　　但是，他们奔放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抒情写抑郁不得志、悲愤，都带豪放的情感。但是，结果却不一样。东坡在抒发沉郁的情怀之后，往往能跳出悲伤心情，而转向轻松美好的情怀，走向旷达之境。而“稼轩郁勃，故情深”，可是他始终走不出悲伤压抑的情境，而是继续沉溺于悲伤之中。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这首词是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在密州时所作。这首词反映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说明作者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然当时已是不惑之年，并且身在远离京城的密州，政治上很不得意，由于政治失意，理想不能实现，才能不得施展，因而对现实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满，滋长了消极避世的思想感情。但他对现实、对理想仍充满了信心。始终表现出的那种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词的下阕，抒发对弟弟子由的思念之情，惆怅不能见面，但是他最后转念一想，“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是正常之事，只要能可以“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满足了。

　　作者虽不如愿，但是并没有陷于忧郁之中，而是善于自我安慰，这充分表达苏轼超脱旷远的胸襟情怀。正是这种“入而能出，寓意于物而不留滞于物”的庄子思想影响苏轼的词境。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淳熙六年，辛弃疾南渡之后的第十七年，他由湖北转运副使改调湖南转运副使。他的同事王正之在小山亭为他设宴饯行，他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词。

　　词的上阕稼轩接伤春惜春来感叹国势微弱，感情很悲凉。下阕借用汉武帝与陈皇后的夫妻故事，来比喻自己与宋孝宗的君臣关系，说皇帝开始很信任自己，但后来却远离他，很伤心，感到很失望。虽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说赵飞燕和杨玉环，那么受君王的宠幸，最终还是归于黄土，过眼烟云。似乎作者也有所安慰自己，走出悲伤压抑的心境。但是又接着说“闲愁最苦”，还是不能消解沉郁深怨之情。作者始终都没有跳出悲郁的伤情之境。最后还是怀着“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悲情看未来。稼轩的这种“坚凝执着，往而不返”的情怀深受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情境影响。

　　所以，陈廷焯认为苏轼词“极超旷”，稼轩词“极悲郁”，这是很符合二者词的感情。

　　苏轼的这种，多情而不溺于情，寓物而不滞于物的旷达的胸襟，我很欣赏。同时稼轩的坚凝精神也值得我学习。他们二者相得益彰，为宋词豪放风格的创立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辛弃疾与苏轼豪放词的比较

　　苏轼与辛弃疾无疑是宋代词坛上两颗同样耀眼的明星，在宋词发展史上，苏轼和辛弃疾同为豪放词派的杰出代表。

　　要论述这两位豪放词的大家，首先就要探讨一下这个不同于传统宋词词风轻柔婉媚的词派的发展演变史。豪放词派在北宋的兴起，不是偶然的，豪放词派首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宋初的范仲淹出，豪放词才真正成为文人词的一种自觉的创作倾向。北宋后期，神宗朝的改革家王安石步武范仲淹，从理论角度向“词须合乐”的世俗观念发出了挑战。他说：“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宋赵令田寺《侯鲭录》)这句话是“以破为立”，“豪放派”的创作纲领，已然音在弦外。他提出的理论解放了词体，打破了“诗言志”而“词言情”的题材分工，冲决“诗庄词媚”的风格划界，松开了束缚着词的音乐枷锁。王安石，以《桂枝香登临送目》、《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之类刚健亢爽的怀古咏史词显现其政治长才，豪杰英气。

　　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

　　苏词与辛词的相近之处

　　苏轼和辛弃疾是两宋词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有着良好的操行和创作声望，其词对同期乃至后世词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苏轼以他豪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开创了豪放词派的风格;辛弃疾又继承发扬了这种豪放的浪漫主义的词风，创造了更为雄奇阔大的意境，更是生动突兀，笔酣墨饱，气势飞舞。在两人的词中，都可以看出浓烈的奔放的豪情以及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

　　苏词与辛词的差异

　　苏轼和辛弃疾出生相距百年，-个生活在北宋，-个生活在南宋;-个科举出身，文名满天下;-个行伍出身，英名丧敌胆。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两个人.有着如此迥然各异的生活经历，却又同属豪放派词人，那么究竟如何来看待这两位词人的差异呢?

　　苏轼(1037-l101) 生活在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外患频仍的时期。当时在我国北部地区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和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建立的夏政权日益强大，不断派兵到宋朝边境地区进行掠夺和骚扰。软弱无能的宋王朝步步退让，先后同他们订立屈辱和约。苏轼一贯主张加强边防抗击侵略者，他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出发，希望能够建功立业。在《阳关曲》词中，就有“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之句，而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也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之句，这些语词句都表达了作者要战胜敌人，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

　　辛弃疾( 1140-1207) 生活在宋金对峙时期。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祖国分裂，而南宋统治者却歌舞升平、不思进取，这是一个十分需要英雄，却又无法给英雄提供舞台的时代。辛弃疾和苏轼不同，他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致仕，而是早年参加了抗金斗争，有着“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战斗经历。辛弃疾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政治抱负和偷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不相容，使他政治上屡遭打击，报国无望，只能把一腔热血化作篇篇诗作。

　　1、创作思想不同

　　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苏轼的思想同时受儒道佛三家的共同影响。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与苏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辛弃疾身上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英雄侠气。辛弃疾一向很羡慕笑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若用两个字来分别概括苏轼和辛弃疾，苏轼应该是“儒臣”，辛稼轩是“武将”，虽然他一辈子都未真正带兵打过仗。苏轼很好的体现了宋代文臣的儒雅风范，诗文天下，在他的性格特质中有着像李白一样的浪漫气质，在他的词作中明显的体现出这一点，不管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是《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以一种浪漫主义者的眼光去观照世界，思想透露着哲学或宗教的时间观和世界观。但辛弃疾不是，虽然辛弃疾出生于世代为官的书香世家，但特殊的成长环境和时代的动荡使他非常务实，有着强烈的关注现实的精神。他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点校万兵的将领、迎击敌军的统帅。刘过有句诗形容他是“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眼青”，这是一个典型的孔武有力的英雄形象。这种气质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则处处体现出了武将的眼光：他写的词中境界往往极为开阔，很少有像苏轼“金波玉绳”、“清风凉夜”、“滴漏”、“绣户朱阁”等细腻典雅的意象，而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的雄壮气象，“渡江天马南来，几人才是经纶手”的博大气魄和“点校长松十万兵”的战略眼光。可以说苏轼的词作受欧阳修、晏殊等北宋文臣典雅、凝练、精致的风格影响很深，而辛词的豪放有点唐代边塞诗人的粗犷味道。而且辛词的用典中用事典很多，人物、历史的回顾往往体现出稼轩强烈的现实主义意识。与苏轼有那么多参禅悟道、健康养生的文章不同，辛弃疾留下的文章几乎都是积极干预现实的，如他的《美芹十论》、《九议》、《御盗刮子》等，突出体现了他的理政、治军的才能。

　　2、表现手法不同

　　苏、辛二人并称，但苏、辛二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思想，而这两点自然又离不开二人不同的艺术手法作为载体。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第一，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苏轼的词一向是以豪放著称，而文坛又习惯把他和李白相联系起来，不仅是因为他和李白一样的旷达乐观，也因为他们的诗词中随处可见的丰富神奇的想象和神奇的夸张。这一艺术表现手法，使得苏轼的词作更显达观和超脱。

　　第二，在语言上，苏轼吸收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诗句人词，有时也运用民间口语，扩大了词的表现空间。在辛弃疾的创作中，也有着自己明确的创作主张。首先，他既弘扬苏轼的传统，把词当作抒情言志的工具，用词来抒发自我内心的情感，又空前绝后地把自我一生的经历、体验以论说形式表现于词中，这正是典型的“以文为词”。对于这位词人来说，凡是可以写进其他文学样式中的内容，也都能够将其写进词里。其次，辛弃疾创造性地“以文为词”还表现在他时常将古人的散文语言直接用于词中，因而辛词的语言更加精炼。无论是经语、史语、庄语、俚语都能“一经运用，便得风流”，比苏轼更进一步地突破了前人的局限。如《卜算子漫兴》：“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芸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

　　第三，苏轼词中虽然也有用典的例子，但词到了辛弃疾，才开始运用大量的典故，以托古喻今。用典虽有”掉书袋“之嫌，却增强了词的表现力。有一种历史的厚度。如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有六处用典：第一是”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第二是”人道寄奴曾住“;第三是”元嘉草草“：第四是”封狼居胥“;第五是”佛狸祠下“;第六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些典故以古论今，蕴含丰富，贴切巧妙，没有一点儿斧凿的痕迹，而且将词人对南宋朝廷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感慨，反复渲染，反复咏叹，余味悠长，令人动容，感人弥深。

　　综上所述，苏轼、辛弃疾虽同属豪放派词人，但苏轼以诗为词，词中多体现出一种壮志难酬之后的开阔胸襟，在豪放中蕴有清旷之意，较偏于洒脱疏朗，旷达雄放;而辛弃疾以文为词，词中多是抒发词人无从报国的不已壮志，则在豪情之外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形成了繁盛和辉煌的豪放词派。这两种豪放词风的不同体现正是词人不同人生经历和人生态度的写照。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苏轼着一身白衣，举一杯清酒，酣畅狂饮;而辛弃疾则身着战袍，手执铜板琵琶，悲歌嗟叹。

　　3、艺术风格不同

　　在风格上，苏轼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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