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的女性主义分析论文
摘要：詹姆斯乔伊斯著名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伊芙琳》，以女性的视角，用短小的篇幅讲述了十九岁的少女伊芙琳在窗边的所思所想。《伊芙琳》中采取了大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交替，生动直观地表现了伊芙琳的生存心理。本文主要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揭露《伊芙琳》中伊芙琳这一女性角色的精神瘫痪主题。
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伊芙琳；女性主义
瘫痪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1914年发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其极具特色的心理现实主义是其艺术特色上勇敢无畏敢于探索的尝试。该小说集由十五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的短篇小说构成。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为其故事背景，童年、青年、壮年及社会生活四个层次的人物为其主人公，全景展现了英国统治下都柏林人的社会及心理状态现实。乔伊斯曾提到：“我企图为自己的祖国写一部精神史。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1]《伊芙琳》是其中第四篇，讲述的是19岁少女伊芙琳面临的传统伦理秩序与新生活之间的艰难抉择，及其最终无法做出选择而呈现出的精神瘫痪状态。
一、地狱：“辛苦的家务，艰难的生活”[2]
人的精神世界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如若要探寻伊芙琳的内心精神状态，需要探究其生存现状。对于她，生存即地狱。在男权社会里，伊芙琳如同仆人一样侍奉父亲和兄弟。母亲去世后，因弟弟欧内斯特早亡、哈利成天忙碌、父亲粗暴无比，家庭全部重担落在了这个19岁的女孩身上。每日，她整理乏味而繁重的家务，除此之外还要出门工作挣钱。对于伊芙琳来说，这个女性角色所赋予的责任相当繁重。她得靠一己之力将整个家庭维持起来，家里的工作不分巨细，都得由她担当。每日她要照顾年幼的弟弟们按时上学，按时吃饭；每星期给家里进行一次大扫除，却还是有扫不去的灰尘堆积起来。她一心为家庭劳累，却得不到家的温暖。她有时还会觉得受着父亲“暴虐的威胁”。[2]在家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对着每日重复单调的生活，她就是一只无人欣赏、顾影自怜的囚笼之鸟。而文中不在场的母亲，正是因为劳碌一生，惨遭暴虐，最终因疯狂而死。无形中这影射了伊芙琳命运。实际上，同其他传统家庭女性一样，伊芙琳失去了完整的人格，失去了女性应有的自我。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地位从属于男性。女性被灌输以男人至上的思想，她们是男人的财产和附属品。于是，她们便理所当然地被描绘成无忧无虑“快乐的天使”，被强加了“牺牲自我”和“相夫教子”的美名。实际上她们是诺拉一般的家庭玩偶和性满足工具。这种观念为男性所倡导，却也被女性逐渐接受而内化。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3]这充分说明了性别形成的社会化特征，以及男权制对女性发展的压制和重塑。以伊芙琳为代表的爱尔兰女性几乎没有任何地位、话语权，完全沦落为父权制的附庸和牺牲品。
二、短暂觉醒：逃与不逃的挣扎
外在的社会环境也决定了她局限的生活空间和社会角色，进而决定她的人生选择。在如地狱般的生活面前，伊芙琳产生了不可抗拒的恐惧感，“她吓得一下子惊跳起来，“逃，非逃不可！为什么她应该受苦？她有得到幸福的权利！”[2]这是她在绝望的缝隙中由心底撕扯出的第一声不羁的呐喊。意识到现实生活对她来说仅仅是煎熬，她觉醒了，她要为自己赢取新的生活！然而伊芙琳改变生活的期望就是想通过婚姻，逃离父亲的虐待。可是，她没有经济独立能力，她所渴望的自由也只是对婚姻的幻想。据米芮何所载，20世纪初期，爱尔兰给女性几乎提供不了任何工作的机会，女性的经济地位也无法独立。因此，大多数女性除了婚姻和家庭之外，别无出路。（Myrrha，1907）社会性别理论家琼凯里也曾说：“经济是决定性别的原动力，两性关系的运转依赖并贯穿于社会的经济结构。”[9]她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当她站在码头，终于鼓起勇气准备逃离时，忽然意识到一个让她痛苦万分的事实：在婚姻里，她或许会重蹈母亲的覆辙，受苦受难、奉献牺牲和迷失女性特征将会是她婚姻的全部内容，“妈妈在平凡的生活中牺牲了一切，结果竟发疯而死。”[2]刹那间的顿悟让伊芙琳退缩了，选择了留下。可离开与否，她都难逃类似母亲式的悲剧，残喘于毫无意义、局限的生活圈里，隐忍父亲的暴力及羞辱。在她有限的生活空间里，她看到的只是每日扫不尽的灰尘，小小的城镇里她听到也只是居民嘴里家长里短的议论，都柏林对于她来说，是一个迷宫似的大城市，更何况一个她甚至无从了解的海外。长期处于信息短缺的社交圈里，她所处的社会环境最终将她幼儿化，失去走出去的自信和勇气。但让人痛心的是，伊芙琳在困境中的挣扎部分源于自身早已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道德。父权制对女性的制约，形成了伊芙琳接纳容忍的“妇道”。在爱尔兰社会，严格的天主教思想约束着其笼罩之下的任何人，女人必须坚守妇道，服从父权制度。封建贞操观又是束缚女性自我发展和自由生活的另一把枷锁，这种传统社会对女性的严格规范，正是男权的体现。性被动和性冷淡也是自然发生的事，因为性也是服务于男权的。勒纳在《女性经验》中说道：“社会造了一座墙，将女性封闭在家庭生活的圈子中，而被女性视为离经叛道的恐惧，是砌成这道墙的最后一块砖头。”[5]离经叛道的恐惧因此使很多女性在感情、思想上和生理上服从于男性，她们自认为这便是社会对她们的要求，而自欺欺人般地控制自己。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想到要离开父亲，父亲的慈爱会侵占了她脆弱的心。“那一回父亲为了逗孩子们发笑，故意戴上了妈妈的女帽呐。”[2]此刻连一向不待见她的街坊也成了她的挂念，“四周是从小朝夕相处的亲人。”[2]她习惯了家的思维，家于她心中意味着安全感。看着屋内自己每日擦拭的物件，她内心恐惧着，害怕与现在的生活脱离。“或许，再也见不到这些熟悉的东西了，她连做梦都没想到跟它们分手呐。”[2]她的内心里，传统伦理道德已深深地攫住了她，绑架了她，而她对这社会赋予她的角色产生了病态的依恋。
三、瘫痪：“痛苦而迷惘”
[2]最终决定要和自己的爱人私奔时，她身处茫茫人海，预感前途的迷茫，不知该选择哪条路。“她痛苦而迷惘。”[2]这种痛苦幻化成了她最后的精神瘫痪，“于是，她对他板起一张惨白的脸，无可奈何地，恰如一只走投无路的动物。她茫然瞅着他，目光中既没有恋情，也无惜别之情，仿佛望着一个陌路人。”[2]她已经做不出任何选择了，生活已经迫使她无法做出选择。精神瘫痪成了她最终定格的场景。她失去了选择的主动权，失去了自由意志，失去了健全人格。本文中另一位女性，伊芙琳的母亲，虽未在场，却时时影射着伊芙琳的困境及内心状态。母亲最终彻底地精神瘫痪，疯狂而死。而疯狂，正是精神瘫痪的巅峰。令人悲哀的'是，母亲在被这个父权社会绑架之后，观念也已完全内化接收，那就是一个女人应该为家庭无悔付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她临终时刻，她对伊芙琳的遗言仅是“保证尽力支撑这个家。”[2]她自己已不知，她正以被绑架者的身份，成为绑架者的同谋。在自己被戕害灭亡之际，也不忘将这份罪恶通过道德的方式转交给自己的亲生女儿。母亲劳碌一生，最终疯狂而死。其未能冲破自己被赋予的角色，因无法释放自我而疯狂。想到母亲痛苦的一生时，伊芙琳震颤着叫嚣着要逃离这个世界。只可惜此番觉醒喷薄过后一切仅剩的只是茫然的眼神，一切又终归回到原点。或许伊芙琳的母亲也曾有过这短暂而喷薄的觉醒瞬间，只是身上的角色烙印过于沉重，已经深深镌刻在了她的思想里，想摆脱已是不能。伊芙琳放弃了这次的新生，或许她会重新回到那个绑架她的社会里，或许最终她的结局会和母亲一样，疯狂而死。但这也许不是最悲哀的地方，当伊芙琳也成家生女，她的思想或许也会延续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她的女儿或许也会走上相同的路。一切，终归是一个延续。结语：社会、传统观念和男性自私的思想决定了女性有限的生存空间，而有限的生存空间必然造成有限的个人选择，女性的反抗或多或少会遭遇失败，从而滞于瘫痪之中，没有出路。乔伊斯选择从女性视角出发，让读者能够窥探女性的内心世界。伊芙琳虽有过短暂而强烈的女性意识觉醒，可最终这道光芒还是昙花一现。在这男权及传统礼教束缚下的都柏林，女性遭遇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绑架，最终因失去自我而精神瘫痪。实际上这个故事中还隐藏着另一个影子，那就是伊芙琳的母亲。和伊芙琳一样，伊芙琳的母亲经历了一切传统道德所赋予的艰难角色，终其一生无我付出，最终奔溃疯狂而死。乔伊斯给予伊芙琳母亲的草草几笔卓有深意，伊芙琳现在所走的路，正是她母亲生前所走的路，这是一个家庭中两代人的生命状态及思想状态上的延续。可是一个家庭如此，都柏林千千万万个其他家庭不也是如此么？女性面临的传统道德及父权压制在都柏林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是一样的，而不一样的只是人而已。伊芙琳及母亲最终妥协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女性妥协了，但是乔伊斯始终不忘给人以希望，他借伊芙琳之口喷薄出了那强韧有力的吼声：“我为什么应该受苦？我拥有幸福的权利！”终会有其他的女性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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