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时间：2022-11-28 18:56:54 名人故事我要投稿

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楚国大夫。不知道大家对屈原了解多少？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又逢端午，遥祭屈原。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种民俗关系如此之紧密，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人。

　　屈原，一位让世代中华儿女年年记起的先祖，一个让历代文人仕子朝诵夜吟的巨擘，是我们这个民族灿烂精神篇章中的一个厚重的标题。

　　拂去历史的云烟，掸落鏖战的尘埃，一尊伟岸的独行者身影从遥远的两千多年前渐行渐近。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一根铁骨。

　　历数古今中华先贤，列在前几位的，当有屈原。更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纪念价值的爱国精神缔造者，第一个真正具有忠肝义胆、满腹才情，敢于以身殉国、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爱国主义战士。

　　《离骚》之后无《离骚》

　　感谢司马迁，从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从亘古不息的汨罗江中，打捞起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文学家，他在《史记》中用了1200多字让后世记住了那个不屈的脊梁。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籍贯湖北秭归，生于公元前34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278年。年轻时的屈原担任过楚怀王的左徒，伴随左右，深得器重，参与和执掌楚国许多重要军政外交事务，起草宪令，修正法度，展示了高超非凡的治国理政才干。这一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时期，确立了他事业的高度。

　　屈原人生的另一个高度是他的文学成就。他创作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耸立起中国文学风光雄奇的巅峰。《离骚》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篇幅最长、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抒情诗;《天问》以奇特的诘问形式、异常神奇丰富的想象力，一连向上苍提出170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既敬天尊神法道，又借天问道、借古喻今，叩问现实，质疑巫术的盛行，充满科学求索精神;在祭歌基础上提炼而成的《九歌》，结构精巧，斑斓绚丽，美轮美奂，塑造了或优美妖娆或庄重典雅的云中君、湘君、湘夫人诸神形象，成为传世经典之作。《离骚》之后没有《离骚》，《天问》之后《天问》不再，《九歌》之后难寻《九歌》，屈原之后的中国文化人都聚集在这座高山之下，刨挖文学的泉眼和思想的深井。

　　钢筋铁骨的屈原精神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溯寻中国文化的源头，都不能不端视屈原的身影，触摸“屈原精神”的钢筋铁骨。

　　一是国家至上。屈原志存高远，心系国家，襄理朝政，竭力勤勉。他主张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一度使楚国富足强盛，实力雄厚，威震诸侯。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对外都是一把好手。但他并非总是春风得意，他遭遇到了一个强劲的来自外部却深潜楚宫的政治对手。秦相张仪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和纵横家，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胆略过人。他一生有两件最得意的政绩，一是几度破坏楚齐联盟，为秦国成就霸业扫清了前障;二是成功地离间了楚怀王与屈原的关系，使楚国驱逐忠良，丧失清醒，丢掉了雄起的基础和机遇，最终为秦所灭。这两件事合而为一，那就是张仪打败了屈原。张仪十分清楚屈原是楚国唯一使他感到威胁的对手，他收买靳尚，设诡郑袖，蒙骗楚王，谗害屈原，可谓用心良苦，心机算尽。屈原清醒地认识到楚国真正的敌手是强秦，“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不是楚吃秦，就是为秦所吃。但屈原贵在心系国家，失在忽视了小人的力量。两人较量的最终结果是，正不敌邪，屈原惨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楚秦之战实质上是屈张之争，屈死而楚灭，张狂而秦胜。尽管如此，屈原至死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和对使命的担当。历史的篇章总是飞扬着流畅与滞涩的墨迹，正邪不分、忠奸难辨的故事时常发生，让人嗟叹，但车轮总能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地往前走。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并非始于秦始皇，春秋战国诸侯之间的征战其实都是统一战争，是诸多帝国梦的灰飞烟灭与推倒重来。屈原的政治见识使他看到了战争的性质，知道战争的赢输决定着国家的存亡，而不仅仅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因此他的忧虑远比一般人要深沉、痛彻得多。国之将亡，已无暇计较个人恩怨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前途直至自己的生命。一切幻灭之后，他拼将生命全部能量的最后一跃，也是以身许国。这种为国尽忠的信念，构成屈原精神的主体，渐渐凝成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核心。

　　二是忠君忧民。屈原身居庙堂而心忧天下，身居荒野却顾盼庙堂。他对楚怀王曾有深厚感情，一度几乎寄予了他所有的政治理想和事业追求;而又怒其不争、怨其不察、恨其不用、哀其不幸，悲叹昏聩之君误国、蛊惑之佞亡国，可谓爱恨交织。即使屡遭离间、屡受陷害而被疏远、流放，他仍然一步三回头，期盼君王的幡然醒悟和召回。在“楚才晋用”的时代，屈原有足够的理由选择离开，像春秋时期的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一边寻找明君，开辟自己的政治试验田，一边传大道，宣扬自己的` 政治和道德主张，但屈原宁死也不愿意离开楚国一步，对国家、君王的忠诚日月可鉴。即使对昏聩的新主顷襄王，屈原也同样抱有过幻想，浪迹荒野之时仍以诗赋寄情，提醒朝廷，但终究是一厢情愿、枉自多情。屈原的忠君情结和爱民情怀并存，对民生有更多的体恤，在忠君与爱民的矛盾中备受煎熬。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以民为本，敬天法祖体恤苍生，为民请命，对百姓充满深深的同情和哀怜。屈原身为宗室重臣，却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反对世卿世禄、限制贵族特权，明知这样必定会触犯贵族垄断集团的利益，但他“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对民众、对王权的忠诚昭然若揭。两千多年来，屈原这种忧国忧君忧民的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三是坚持真理。真理贵在发现，难在坚持。坚持真理是需要智慧的，屈原负责过许多国计民生大事，对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有着自己的想法，他的倡导法制、鼎新革故、推进民主、选贤用能等改革思想，对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楚国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譬如他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成才的故事为例，说明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性，这一人才兴国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先进性和开拓性的。坚持真理也需要勇气，屈原对“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世俗污秽深恶痛绝，敢于剑挑楚国政治的失误、吏治的腐败、贵族阶层的贪婪，甚至胆敢指责楚怀王、抨击顷襄王，威风凛凛，寒光闪闪，锐气逼人。坚持真理更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屈原的远大抱负和政治理念一旦确定，便坚贞不改、矢志不渝，“虽九死而犹未悔”。即使在遭贬放逐的路上，仍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自励，像一个战士，义无反顾。屈原的耿耿正气，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为真理而斗争的勇士。

　　四是情怀高洁。屈原有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高贵节操的坚守。“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些葳蕤芬芳、烁金泛银的精美文字，像镜子一样照映着他那纯净的灵魂与高洁的思想境界;“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他以橘言志，表达了自己表里如一、坚贞不屈的品格;“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与清醒自重的秉持;“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表达了他爱憎分明、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表达了他对“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昏暗时代的猛烈抨击和对黑恶势力决不妥协，纵然招致灾祸也决不苟且偷安的坚定决心。

　　伟大的悲剧英雄

　　忠烈屈子，千年一叹!

　　一声赞叹，一声悲叹。屈原纵身一跃，将自己定格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悲剧英雄。

　　楚国社会千疮百孔时弊丛生，政权昏暗腐朽摇摇欲坠，政治生态险恶，官场上毫无清明正气可言，使屈原有生不逢时之感。他的真知灼见被君王视如草芥弃如敝屣，他的才干遭到无能之辈的嫉妒，“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楚怀王授权屈原负责起草国家宪令，屈原草稿未定，而“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上官大夫便向楚怀王进谗诬告屈原，使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是魑魅魍魉们的“羡慕嫉妒恨”祸害了一代忠臣贤良。

　　更可悲的是，屈原遇上了两代昏君。

　　强秦兵临城下，弱楚危在旦夕，楚怀王却屡中张仪之计，违背盟约与齐断交，既恼羞成怒又不讲信义，既贪婪自私且鼠目寸光，终于孤立无援，求救无门。被晾在一边的屈原看到了楚齐断交的严重后果，力阻无效，反而被逐出朝廷，流落到汉水之北。后来楚怀王终于被秦国诱捕，客死他乡。被流放的屈原“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为故主的罹难而悲愤，更为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新主而悲哀，为新主听任满朝奸佞庸臣祸国殃民而愤怒。顷襄王更是心胸狭窄之人，他一怒之下将屈原驱赶到更偏远、更艰苦的江之南。面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披发行吟，顽强地写下一篇篇政治性的辞赋诗作，执着地诉说他的爱国忧民之情、救国济世之策，坚定地表达他的楚国复兴之梦。无奈顷襄王在媚秦自戗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楚国也就气数已尽，行将就木了。公元前279年，秦国悍将白起攻打楚国，引水灌城，一下子淹死楚国军民几十万人，还攻占了屈原的出生地、楚国的国都郢。第二年的五月初五，一代爱国名臣屈原投江殉志，留下千古奇恨、千古沉冤、千古悲歌。

　　臣事明君，将遇良才，这是中国历代仕子所追求的昌明环境。国与国的较量实质上是王与王的对弈和对决，一国之强弱取决于一君之明晦。屈原经历三代君王、事奉两代国君，但他们一个比一个昏聩，一个比一个素质差。楚怀王胸怀狭隘、目光短浅，朝秦暮齐、言而无信，低劣的政治品格、低下的政治智慧，使楚国的式微成为必然;顷襄王更无理政智慧可言，耳聋目塞，纵容小人弄权，使楚国驶入了加速灭亡的快车道。两朝昏君，一般器量，是楚国的不幸，更是屈原的大不幸。作为一位政治家，屈原从明亮转为黯淡，直至陨落，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一国之殇。

　　屈原的悲剧，也在于他自身的不悟。

　　他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的壮志难酬除了有小人的嫉妒和陷害外，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对立，而又缺乏一个强有力政治集团的统治。屈原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与君王之间的矛盾，是改革与守旧、民权与君权、维权与专制、分权与集权之间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是他的改革思想与君王权力意志之间、国家利益与统治集团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深刻反映。而且这些矛盾在内外交困中迅速发酵激化、不断升级，使社会的分崩离析一触即发。外有强梁虎豹环伺，内有蚁蠹贪噬豪取，风雨飘摇的楚国大厦安有不倾覆的道理?屈原满腔热情地想挽狂澜于既倒，无疑要成为矛盾的一方——这是势单力薄的一个人与一个腐朽势力、利益集团的对峙，文弱书生想螳臂挡车，这是他的幼稚、天真与单纯。面对外腐内朽、苟延残喘的统治系统，屈原没有跳出专制权力的樊篱，没有号召民众摧毁专制统治的意识和力量。他不如 70年后的农民陈胜、吴广那么勇敢无畏，不如楚国贵族后裔项羽那么气魄盖世，不如流氓无产者刘邦那么无所顾忌。这三拨人都是楚人后代，是他们前赴后继、共同奋斗，三年而灭秦，应验了屈原同时代先知的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脱离政治系统使他失去了权力，脱离广大民众使他失去了根基，屈原的抗争无异于自己抓起头发往上拔，即使拔光头发也无济于事。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反抗，但是，反抗总比不敢反抗好。

　　屈原的悲剧，还在于他文人式的愚忠。

　　怒也好、怨也罢，骂也好、哭也罢，屈原的忠君思想是不曾动摇的，他的死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源自他所受的封建传统的教化和传统文化的熏染，源自他的政治理想对专制统治的倚重和依附、对君王权力的效忠与臣服，源自他的政治品德和人格操守。有人言其为才所困、为情所惑，那实在是看低了屈原。屈原的远见与胸怀是他的同僚们无可企及的，只是他有着书生的意气与弱点，崇文而不尚武，有宏韬而少谋略，没有革命的勇气与能力，没有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号召力，没有敢说敢为、揭竿于阡陌之中的魄力。他把全部理想寄托在一个君王身上，一叶障目，看不到时代的趋势、朝代的更替、社会的规律、民众的力量，他的忠君思想显然具有浓厚的愚忠色彩，是一种文人式的抗争，是那个时代无可铣削的胎记。

　　屈原以身自洁、以死明志的精神可赞可叹，但一己之净并不能换得天下之洁。他的投江，有惊世骇俗的一声轰鸣，但也只是一响而已，终究无益于国内政治矛盾的缓和与消弭，无济于民生的改善和楚国命运的起死回生，更无力撬动古代封建专制统治的沉重铁板。他以自戕的方式，给一个国家的式微画上了一个富有预兆式的句号，所荡起的涟漪波及中华民族两千多年。

　　屈原从政治顶峰坠入人生的窘境，从政治家回归到落魄文人，从理想的贲张走到了惨淡的现实，这种落差使他的思维从博大走向了单一、从宏观走向了微观、从灵变走向固执。他看到了楚国的末日，不愿意接受秦国即将一统天下的趋势，在奋起与隐遁之间，作出了痛苦和尴尬的选择。其实这是中国第一次实现大一统前夕的无谓挣扎，在摧枯拉朽的历史车轮面前，一切都会被碾得粉碎。屈原稀里糊涂地充当了一个有节气的螳臂，既可敬，又可怜。为一个不值得的政治系统而殉情，这是屈原的局限，也是屈原的悲剧。

　　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一滴眼泪。

　　中国文化的精神巨雕

　　从这个角度讲，屈原应该向比他年长210岁的“至圣先师”孔子学习。当年孔子周游列国不为重用，或者被供而不用，也曾郁闷过，但他看清了现实的无奈，并不过多怨天尤人，只轻轻地一声叹息后，便一头扎进典籍诗书中，梳理上古时期的经典思想，集成和开创了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孔子的思想如一轮明月，映照人类文明的长河2500多年。人类文明史上影响时间之长远、影响力之深刻、影响范围之广的思想家，唯孔子为最，他在奠定历史文化高度的同时，成就了自身的精神高度，后世无以企及。苍天有眼，巨擘如风，总是在重重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为你轻轻推开一叶窗。只是屈原没听到风吹窗启的吱呀声儿罢了。其实，人生原本就是多元、多彩的。

　　屈原的刚和孔子的柔，都是民族的骨骼，都是民族的性格，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巨雕和英雄史诗。

　　之所以感谢司马迁，是因为他敢于真实客观地评价屈原。像屈原这样一位不得志的贬官，在当朝的史官笔下是很难有真相可言的，如同对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被始用终弃的文臣武将的评价一样，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但是司马迁不同，他在屈原愤然投江150年后伫立汨罗江边凭吊先贤，那时的他只有20来岁，一样的满腹经纶，一样的家国情怀，“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他高声诵读屈原的诗辞歌赋，志趣相投，英雄相惜，涕泪长流，所以他笔下的屈原才那么真实、那么有神采。司马迁的垂泪，是屈原溅起的水珠，是接续古今情感的一脉清流，因为25年后的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触怒汉武帝，出于同样的悲剧、同样的悲情，他发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慷慨悲歌。我想，司马迁把屈原的死应该看得很重，而把自己看得很轻，因为他要着书立说，留住历史，记录包括屈原在内的悲剧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还应该向比他小210岁的司马迁学习。孔子、屈原、司马迁，各有志向，都是中国精神的骨骼。

　　挡车螳臂也是英雄，以死抗争也是战斗。水柱擎天，英气断流，屈原用生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矗立起一尊令后人仰望千年万年的丰碑。

　　仰望是需要载体的。文化的盛宴无须山珍海味，一枚粽子足够，加上驱邪的雄黄酒、奋进的龙舟队，更好。棱角分明，粽叶幽香，年年端午，款款深情，咀嚼和回味的是一种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人选择了在孔子的诞辰纪念日祭孔，亦选择了以屈原的忌日为节日，从此，中华民族的文脉里，弥漫了一种淡淡的忧思，以及绵绵的诗意。

　　品味中国文人之屈原

　　我一直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屈原其人。在那样一个诸侯林立，百家云集的时代，朝秦暮楚，楚才晋用那是再普遍不过的事情，丝毫不受道德上的束缚和法令上的打击，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的时代里，竟还有一位殚精竭虑，九死不悔立志要“存君兴国”的屈原，真是件值得可悲可泣的事情。无疑，如若屈原真的存在，那么他也算战国时代甚至以后千百年来最特立独行的人了。

　　然而，屈原的这种“特立独行”没有使他具备独立地自由的文化人格，恰恰相反，他将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一个“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昏聩无能，忠奸不明的楚怀王，从此走上了甘为人臣的一生，也最终以他那高贵的品质，不朽的人格踏上了一条屡受排挤，备受孤独，葬身汨罗的不归之路。

　　这起悲剧的始作俑者无疑是那个君昏臣奸，政治黑暗的朝廷，但在朝为臣的屈原对自己的死就没有责任吗？换句话说，死亡就真是他在没有实现自己美好的政治理想后的唯一出路吗？既然选择在朝为臣，就应该明晓为臣之道，而屈原不懂，他既是位能臣，也是位净臣，同时还是位有崇高节操的理想主义者，锋芒毕露，才华尽展，既不趋炎附势，也不阿谀奉承，而且也无半分“伴君如伴虎”的谨小慎微之心机，与同朝幕僚搞好关系而拉帮结派之举动，他那正直与坚韧的品格，已经到了许多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骂奸臣，“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而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斥昏君，“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而对于自己，则要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这样一个敢于直言犯上，得罪群僚，自身又“志絜行廉”的人，别说在古代，就是在现代的人际关系如此复杂的名利场上，也是很难立足的，结果，处处受排挤，刻刻受打击，“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除了弄了个流芳千古的好名声之外，什么实际利益也没得到。

　　屈原既已遭贬流放，而且他一直竭力效忠着的那个楚怀王终因没听他的劝告弄了个客死他乡的下场，按道理，这个时候他就应该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才对，“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这样简单的道理对作为士大夫的他来讲，应该是明白的啊，怎么会独自跑到汨罗江边，写下了感动千古的《怀沙》后，就投江自尽，结束了他那光辉而又短暂的一生呢？

　　对于屈原选择死亡，我想简单谈下我的想法，这可能与他的身份有关，屈原是贵族，与楚国王室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的这个贵族地位又不怎么显赫，刚好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这样的一种身份，使他既不能位高权重。又不能分身事外，只能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去报效朝廷。再加上屈原是诗人，诗人是特别重感情的，以致到了后来，楚国衰落，大势已去时，他既没有选择像孔子那样地周游列国，也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地隐居山野，感情的堡垒始终将他禁锢着，让他进退两难，让他手足无措，让他难过，悲愤，以致绝望，于是，他写道：“凤皇在笯兮，鸡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党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凤凰被关进笼子里啊，鸡和野雉却在那里飞跳。美玉和粗石被掺杂在一起啊，竟有人认为二者也差不了多少。那些帮派小人卑鄙嫉妒啊，全然不了解我的高尚情操。）这是一种无声的呐喊，也是一种伟大的孤独，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保持着自己的贞操，就像一个败落的大家族里唯一幸存下来的年迈的长者，誓死守卫着自家门前的一堆断壁残垣，破砖烂瓦，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含忧虞哀兮，限之以大”，结束了自己忧愁哀苦的一生。

　　屈原的死让贾谊叹息过：“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司马迁埋怨过：“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也让后世无数个正直善良的人民敬仰过，他的事迹也被屡屡创作成一部部文艺作品，来激励人们的爱国情操，昂扬人们的不朽斗志，比如最著名的郭沫若的《屈原》就是。

　　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商品时代，屈原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但是屈原的那种忠贞爱国（对于现代的小老百姓而言，范围可以缩小些：和睦家庭，爱岗敬业）确实应该大力提倡的，至于他的那种九死不悔，以身殉国，表明贞操的做法则是不宜提倡的，在现代社会，如果在一个单位到了自身才华难以施展的地步，大可以选择立即跳槽，重谋新路，不用在一颗树上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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