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的名人励志故事
他是一个改变了全国蔬菜市场格局的人，他是一个改写了寿光历史的人，他是一个把山东有名的穷县打造成全国百强县的人。他就是山东省寿光县原县委书记 ——王伯祥。从1986年到1991年，在任五年半的时间里，王伯祥做了三件事，把寿光菜卖遍全国，完成了对寿北的改造，使寿光工业产值翻了两番。
让蔬菜成为寿光的名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寿光的农民还在延续着种菜的传统。寿光县附近还自发的形成了几个蔬菜的交易市场，但是由于在计划经济坚冰未破的时候，很多人怕搞市场经济会搞出事来，不肯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1986年，王伯祥出任寿光县委书记，决定把蔬菜作为全县第一要务，以蔬菜市场为支点，撬动蔬菜产业，对于大家的担忧和质疑，王伯祥答道：“百姓最重要!如果真有什么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就这样，在王伯祥的支持与努力下，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的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从1986年始，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从占地20亩扩大到今天的650 亩，蔬菜批发市场年销售额现已达240多亿元。全国二百多个城市的饭桌上，都有了寿光菜的身影，寿光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一号菜园子”。
不过，蔬菜批发市场的.成功筹建只是完成了寿光蔬菜的量的突破。更可喜的是，在王伯祥的带领下，寿光蔬菜还实现了质的飞跃。
蔬菜批发市场建成后，王伯祥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由于对市场估计不足，一场“白菜悲剧”让这位书记再次感受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他左思右想，认为出现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它的季节限制性太强，菜是“夏天草，冬天宝”，如果有一种办法能在冬天也大面积种菜就好了。王伯祥的这个想法被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看在眼里，也正是王乐义解决了这个难题。
1988年腊月，王乐义来找王伯祥。他说，东北有个韩永山，能不生炉子、不烧煤，在寒冬腊月里种菜。为了证明，王乐义拿出捎来的黄瓜。端详着顶花带刺、娇翠欲滴的黄瓜，王伯祥眼中放光：“这不是黄瓜，是黄金!”
当即，在王伯祥的一再鼓励下，王乐义马上跑到东北请来了专家韩永山。请来了韩永山，但建棚的六、七干元费用在当时是天文数字，赔了钱，损失谁承担?他说：“挣了算自家的，赔了县里承担”;三元朱村17名党员愿意带头，但要砍掉正在抽缨孕籽的20亩玉米建棚，“杀青”责任谁担当?他说：“受损失的户，县里补偿;政治责任，我来承担。”1990年，17个棚平均创收3万多元，他喜笑颜开，当即拍板在全县推广，王乐义、韩永山任技术指导，自己当助手。并给王、韩二人配备了新吉普车，他依旧坐他的旧车，有人说：“伯祥书记都快成三元朱村的副书记了。”他笑言：“大棚搞成，当村民也行”。
蔬菜大棚是王伯祥养的孩子，而且他是看着他一天一天长大的。大棚搞成之后，王伯祥每天一上班，做的第一件事情必定是阅读菜市场价格和交易量报表，拿起电话调度蔬菜生产……
如今，寿光的蔬菜大棚由17个变成了1991年的3.3万个，现在已经发展至46 万个。菜农王友德说：“我们的大棚菜能够在零下25摄氏度生长，现在1亩大棚纯收入都超过6万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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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长相的县委书记，却在自己的任期内，给寿光现代工业打下了牢固的“底子”。
王伯祥担任寿光县委书记5年多，转观念，用能人，筹资金，上项目，鼓励改制，扶持民企，用一腔热血打造新的工业“ 增长极”，使寿光除农业振翮外，工业这支“翅膀”也硬了起来。伯祥书记抓工业的故事，在当地百姓的口碑里，成为一段传奇。
头拱地，打一场工业翻身仗
面对一张排名表，王伯祥坐不住了。
1986年7月，王伯祥第一次以寿光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潍坊市工业会议。会议期间，下发了一张“潍坊市十二县市区工业经济数字对比表”，乍看工业总产值，寿光还不错，排位第四。但是如果把原盐拿掉，寿光纯工业产值仅剩1.19亿元，就成了倒数第三。这个一向要强的人，一下子浑身冒汗了。他深知，寿光历史上是个农业县，工业底子薄，除了几个盐场还像样，别的厂子根本拿不出手。
会议刚散，王伯祥马上赶回寿光，来了一个全县工业总动员。他说：知耻而后勇，咱们就头拱地，打一场工业翻身仗，用三到五年，让寿光的工业产值翻两到三番。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潍坊的一次会议上，当寿光方面讲到全县各级一把手要重点抓工业时，有人当场质问：“ 现在中央提出县级一把手重点抓农业，你们却提出重点抓工业，这不是跟中央唱对台戏吗?”
犹如当头一棒。王伯祥也紧张了。他担心的倒不是个人的政治前途，而是寿光刚刚启动的工业攻坚会因此搁浅。他急匆匆找到市领导，反复申明寿光搞工业的原委。这位市领导开始紧绷着脸，慢慢眉眼舒展，最终点头认可了寿光的做法。
观念是个总开关。王伯祥带着70 多人的工业取经团，首先跑到江苏“换脑筋”，越看越惊：人家一个县工业产值高达 40多亿元，而寿光县仅有3亿元，落差十多倍啊!
首次南下考察拧开了寿光工业发展的“开关”，回来不到一年时间，全县投资 1.5亿元，上了 77个项目。
出去看，回来干。王伯祥尝到了甜头，此后每年都组织工业取经团，到深圳，到东莞，到上海。真取经，取真经，“开关”越拧越大，一年一次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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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40年结婚纪念日那天，孩子问我结婚40年有什么说头，我说50年是金婚，我们俩40年就算‘半婚’(寿光方言里半婚和半混同音，而半混有傻气的意思)。”话刚开头，王伯祥的夫人侯爱瑛就跟记者“幽默”了一把。因为在侯爱瑛眼中，丈夫王伯祥“太朴实”，所以她常常需要用自己的“幽默”来为生活 “调调味儿”。
“半混”的幽默里，或许夹杂着妻子对丈夫忙于工作疏忽家庭的小小埋怨，但从侯爱瑛说话的神态与口吻中，我们体会到的更多是她乐观善良的天性，以及对丈夫的宽容与体谅。
侯爱瑛第一次见到王伯祥是在1968年的一次教师学习会上。当时两个人是两个不同村子的教师。“那天我刚好坐在他身后，当时他全身上下都是补丁，又不爱说话。我们都感到吃惊，一个大学生竟然穿得那么‘朴素’。”1969年，经王伯祥的邻居介绍，当时的民办教师侯爱瑛嫁给了当时那个朴素的中学教员。
1983年侯爱瑛办理“农转非”后，长时间没有活儿干。后经人介绍，她干起了花圃临时工。花圃筹建之初，足足三个月时间，侯爱瑛天天搬砖、挑土、搬玻璃。飘雪的12月里，她又顶着严寒用“油泥”补玻璃缝……冬天花圃不适合种花，便种上了蘑菇，由于长时间待在花圃里，蘑菇菌使侯爱瑛落下了呼吸道过敏症、内风湿等毛病，至今一到夏天都不敢出门，因为阳光一晒，皮肤就要红肿，起疹子。“当时他是县委副书记，要想给我找份好工作也不是难事儿，但我知道他不会同意。”对此，王伯祥一直心怀愧疚。当记者问他一生最感谢谁，王伯祥曾经脱口而出“我老伴儿，跟着我让她吃了不少苦”。然而，侯爱瑛却说，丈夫对她“苛刻” 不要紧，重要的是他对身边人“实心眼儿”。
“我母亲50多岁就失明了，每次我们俩回家看她时，他都是紧拽着我母亲的手，怕她摔着。”侯爱瑛的母亲喜欢抽烟，王伯祥便每次都亲自点好烟，然后小心翼翼地夹进“母亲”的手里，“他拉着我母亲的手，一口一个‘娘，您慢点，娘，给您烟’，这样的场景总是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回忆起十几年前寿北大开发时的往事，侯爱瑛仍然心有余悸。“那天傍晚雨下得很大，我在下班的路上遇到一个刚从寿北工地往家赶的邻居。他告诉我工地上情况不太好，当时我真是担心。”当天夜里侯爱瑛辗转难眠，跑到院子里跪下(寿光当地有这样的风俗，在院子里跪下祈求是一种最挚诚的方式)，边抹眼泪边祈求上天保佑她的丈夫以及所有参与寿北大开发的村民们，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归来。想起受伤的小儿子，候爱英的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就在王伯祥去寿北指挥部的头一天，儿子左臂骨折住进了医院。临走前，王伯祥塞给妻子50元钱，交待她给儿子买点苹果，他知道儿子已经馋了很久了。
要侯爱瑛“数落数落”丈夫是件不容易的事儿，她想了又想，笑了，“我吧农村长大，也是心眼实，不懂得讲客气。”因为她对家里来的客人不够热情，王伯祥曾经 “数落”过她。王伯祥工作繁忙，孩子、老人、家务活儿都压在侯爱瑛的肩上，尽管操劳，她却极少埋怨丈夫，她只知道一心一意地“疼”丈夫，她也一直被丈夫身上那种“一心为民”的情怀深深感动，不忍心埋怨。
“朴实、坦率、无私”妻子侯爱瑛将这些赞美之辞都用在了丈夫王伯祥身上，脸上带着坦然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