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诗旨演变考
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一定都接触过一些使用较为普遍的古诗吧，古诗是古代诗歌的泛称。那么你有真正了解过古诗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关雎》诗旨演变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关雎》诗旨演变考
《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儒家对婚恋的重视,以及其对“克己复礼”的强调。
传统诗经学中，《毛诗》建立了始于《关雎》的说《诗》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关雎》被罩上了经学的紧箍。《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最先将《关雎》诗旨概括为赞美后妃之德。其后《毛诗诂训传》(下简称《毛传》)、《毛诗传笺》(下简称《郑笺》)、《毛诗正义》(下简称《孔疏》)甚至朱熹的《诗集传》都没有脱离这一主旨的归纳。清末的方玉润著《诗经原始》方才做出较大的改变，然而，方玉润并没有突破传统封建诗教的樊篱，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将《关雎》作为经学来研究。
《毛传》在分析《关雎》时称赞“后妃有关雎之德”，“挚而有别”，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关雎》一诗在王道教化体系中的作用，“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乐，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毛公认为《关雎》歌颂的就是后妃的美德，有如此美德的后妃“宜为君子之好匹”，应该追求这样的淑女与君子匹配，求到这样的淑女之后，“宜以琴瑟友乐之”、“德感者宜有钟鼓之乐”。毛公于此点出了美好的品德与琴瑟钟鼓的必然关系，然他是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作为一种礼来看，还是作为一种见到德盛者后情感的流露?似是前者为佳。同时，对于荇菜，《毛传》认为这是一种祭祀时的用品，这一解释为《郑笺》、《孔疏》继承发挥，并引导《郑笺》更加鲜明地以礼来讲《关雎》。
《郑笺》将《关雎》主旨概括为“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也”。《郑笺》此言似是发挥《毛传》的“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其实，毛传此言只是赞美后妃的美德足以使其事宗庙，而《郑笺》则发挥过了头，认为后妃有德，不妒忌，日思夜想地求淑女来配君子，与自己共同事君子。《郑笺》的阐释将《关雎》的抒情主人公即求淑女者定为后妃，如此诠释，后妃的美德更是非一般人能比。《郑笺》还说“琴瑟在堂，钟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时，上下之乐皆作，盛其礼也”，鲜明地提出“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乃礼仪之体现。
《孔疏》为“诗经汉学”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它在思想内容上并未自成一家，这从它对《关雎》的阐释上就可看出。《孔疏》阐释《关雎》时，采取“毛以为……郑认为……”的方式，分别阐释毛、郑观点。我们知道《郑笺》以宗毛为主，而《孔疏》在处理毛、郑不同之处时往往倾向于《郑笺》，“于郑玄宗毛为主之本意，反忽而少察矣。”[1]如它借用郑笺的主张来阐释《毛传》，认为毛以为《关雎》是赞美后妃之德，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这其实是曲解了《毛传》的意思。再如对于“琴瑟”、“钟鼓”，《孔疏》明确认定为礼仪之举。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权威著作，它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疑古精神、思辨学风。朱熹解《关雎》与前人的最大不同之处也是最能体现其进步性的有两点，一是对于荇菜的解释，认为“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茎如钗股，上青，下白，叶紫赤，圆茎求余，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无方也”。朱熹在这里还原荇菜的本来面目，认为诗人在这里写荇菜用的是“兴”的手法，以荇菜的“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无方也”引起下文主人公的“或寤或寐，言无时也”、“彼参差之荇菜，则当左右无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当寤寐不忘以求之矣”，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诗歌作者对荇菜的运用，而不再像“诗经汉学”那样将荇菜视为祭祀所需之物，停留在经学的礼仪规范之中。另外，朱熹清醒地认识到了《关雎》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情感：“故其忧思之深，不能自已，至于如此也”，“故其喜乐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当然，朱熹并非将《关雎》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并非将其作为诗人尽情抒发自己喜怒哀乐的产物，作为封建理学家，他依然将其作为维护封建礼教的工具，用传统诗经学的原则来评价它，如上文提到的哀乐之情，朱熹并非认为那是男女主人公恋情的体现，而是诗的作者“宫中之人”的哀乐，如果求得此淑女则可以配君子以成内治之美，则乐;若求之不得，则无以成内治之美，故忧愁。可见，情感的流露并非是诗人最原始的本能，而是与封建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对于这种情感表现的评价，朱熹认为“极其哀乐而皆不过其则焉”，这里的“则”与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如出一辙，依然以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为标准。
“诗经清学”中，重训诂的考据学派是主流，可是它的主要成就在文字训诂方面，诗旨探讨方面较“诗经汉学”没有根本的变革。在诗旨探讨方面真正开辟新路的为反传统的思辨学派，以姚际恒、崔述、方玉润为代表。我们在此仅略析方玉润《诗经原始》对《关雎》阐释的独特性。
《诗经原始》的主要成就是在诗旨概括上独树一帜，别出新解，更能抓住诗的原意，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循文按义”、“推原诗人始意”(《诗经原始自序》)。方玉润将《关雎》诗旨概括为“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也”、“此诗盖周邑之咏初昏者，故以为房中乐”，这一概括具有重大意义。此前，“诗经汉学”、“诗经宋学”千百年来都认为《关雎》写的是关于“后妃之德”的宫闱之事，而《诗经原始》此语，却将《关雎》的主人公一下子由宫闱降到了民间。诗中的主人公由后妃、君子还原为民间普通夫妇。方玉润在阐释《周南桃夭》时亦涉及到了《关雎》，“此亦咏新昏诗，与《关雎》同为房中乐，如后世催妆坐筵等词，特《关雎》从男女一面说，此从女归男一面说，互相掩映，同为美俗”，将这两首诗释为民间婚嫁的乐歌。
另外，对于诗中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诗经原始》比《诗集传》更看重其原始本能、自然情感的流露，“快足满意而又不涉于侈靡”。如果说《诗集传》的欢乐之情是建立在一个特定的基础上――得盛德之淑女，得以配君子而成内治，故喜乐尊奉之意不能自已，而方玉润则不再拘泥于字句上阐发，而将诗歌看作是诗人情感的真实表露。
当然方玉润虽否认将《关雎》看作是宫闱之作，但他只是指出本诗是“咏初昏”，还有些羞羞答答，不敢说是诗人自言爱情。另外，在诗歌抒发情感方面，方玉润虽然体味到了弥漫于诗歌之中主人公的“快足满意”之情，这在封建时代是很难得的，也是方玉润论此诗的一大进步，然而，他对这种情感的最终定性却依然采用封建诗教的理论武器――温柔敦厚原则。他多次使用这样的字眼评价《关雎》：“和平中正之音”、“快足满意而又不涉于侈靡”、“乐而不淫”等。
更能体现方玉润没有完全脱离封建诗教论诗的地方还在于，他认为此和平中正民间歌谣的出现与“文王、大姒之德之盛”有密切联系。“然非文王、大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咸归于正，则民间歌谣亦何从得此中正和平之音耶?”他继承了战国之际礼学家的思想，认为“盖将见周家发祥之兆，未尝不自宫闱始耳”。方玉润将《关雎》看成是周王朝“上以风化下”、“以其夫妇之始，可以风天下而原人伦”的必然结果，同时，《关雎》也体现了周王朝的“翔洽之风”。
以上我们简略分析了《诗三百》在战国末期被定为经之后传统诗经学对《关雎》的阐释，我们发现，“诗经汉学”完全将《关雎》作为封建诗教的工具，而自朱熹始，始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它，认识到了诗歌的抒情本质，至方玉润更是前进了一步，认为是民间歌谣“歌咏初昏者”，同时，还对《关雎》的语言艺术作了精彩分析，当然后二者也并没有完全脱离诗教。
那么，在《诗三百》被定为经之前，《关雎》是否早已被研究着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如我们前文提到的《论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出土楚简《孔子诗论》，其中有四简专论《关雎》：
《关雎》之改，……盖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第十简)
《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第十一简)
……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第十二简)
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第十四简)[2]
《孔子诗论》论《关雎》，两次提到“色”，表明作者认识到了《关雎》中体现的男女恋情，但是作者同时又认识到该诗主人公并非放任自己的“好色”之情而自流，他讲“改”、“贤于其初者”、“益”等，都表明《诗论》作者认为该诗最终体现了主人公重礼义的特点，将好色之情通过琴瑟、钟鼓之礼加以净化，主人公由“好色”改到礼义之上。可见，《孔子诗论》的作者虽然认识到了《关雎》中体现的男女恋情，但在论《关雎》时，还是将礼放到了首位。
联系《论语》、《孔子诗论》关于《关雎》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传统诗经学研究并非无源之水，二者的“温柔敦厚”、“以礼节情”观念无不贯穿于后来的传统诗经学研究，《论语》、《孔子诗论》二者论诗的两个主要元素“礼”、“情”更是成为后代传统诗经学论诗的两条主线，绵延于中国传统诗经学中。在“诗经汉学”中，几乎是礼义占主导地位，情被无情地淹没，到后来的宋代、清代，情才被渐渐重新发掘，《论语》、《孔子诗论》中体现的温柔敦厚、以礼节情的思想重新得以体现。但就像《论语》、《孔子诗论》一样，传统诗经学论诗从来就没有脱离“经学”的束缚，直到“现代诗学”的出现才最终摆脱了“经学”的樊篱，将《诗》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
关雎
朝代：先秦
作者：佚名
原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关关和鸣的雎鸠，相伴在河中的小洲。那美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
参差不齐的荇菜，从左到右去捞它。那美丽贤淑的女子，醒来睡去都想追求她。
追求却没法得到，白天黑夜便总思念她。长长的思念哟，教人翻来覆去难睡下。
参差不齐的荇菜，从左到右去采它。那美丽贤淑的女子，奏起琴瑟来亲近她。
参差不齐的荇菜，从左到右去拔它。那美丽贤淑的女子，敲起钟鼓来取悦她。
注释
⑴关关：象声词，雌雄二鸟相互应和的叫声。雎鸠(jū jiū)：一种水鸟名，即王鴡。
⑵洲：水中的陆地。
⑶窈窕(yǎo tiǎo)淑女：贤良美好的女子。窈窕，身材体态美好的样子。窈，深邃，喻女子心灵美;窕，幽美，喻女子仪表美。淑，好，善良。
⑷好逑(hǎo qiú)：好的配偶。逑，“仇”的假借字，匹配。
⑸参差：长短不齐的样子。荇(xìng)菜：水草类植物。圆叶细茎，根生水底，叶浮在水面，可供食用。
⑹左右流之：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择取荇菜。这里是以勉力求取荇菜，隐喻“君子”努力追求“淑女”。流，义同“求”，这里指摘取。之：指荇菜。
⑺寤寐(wù mèi)：醒和睡。指日夜。寤，醒觉。寐，入睡。又，马瑞辰《毛诗传笺注通释》说：“寤寐，犹梦寐。”也可通。
⑻思服：思念。服，想。 《毛传》：“服，思之也。”
⑼悠哉(yōu zāi)悠哉：意为“悠悠”，就是长。这句是说思念绵绵不断。悠，感思。见《尔雅·释诂》郭璞注。哉，语气助词。悠哉悠哉，犹言“想念呀，想念呀”。
⑽辗转反侧：翻覆不能入眠。辗，古字作展。展转，即反侧。反侧，犹翻覆。
⑾琴瑟友之：弹琴鼓瑟来亲近她。琴、瑟，皆弦乐器。琴五或七弦，瑟二十五或五十弦。友：用作动词，此处有亲近之意。这句说，用琴瑟来亲近“淑女”。
⑿芼(mào)：择取，挑选。
⒀钟鼓乐之：用钟奏乐来使她快乐。乐，使动用法，使……快乐。
赏析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当初编纂《诗经》的人，在诗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种用意，这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后人的理解，并不认为《关雎》是随便排列在首位的。《论语》中多次提到《诗》(即《诗经》)，但作出具体评价的作品，却只有《关雎》一篇，谓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他看来，《关雎》是表现“中庸”之德的典范。而汉儒的《毛诗序》又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这里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即普通百姓，也适用于“邦国”即统治阶层。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问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有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写作手法
这诗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兴寄，《毛传》云：“兴也。”什么是“兴”?孔颖达的解释最得要领，他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所谓“兴”，即先从别的景物引起所咏之物，以为寄托。这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如此诗以雎鸠之“挚而有别”，兴淑女应配君子;以荇菜流动无方，兴淑女之难求;又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兴淑女既得而“友之”、“乐之”等。这种手法的优点在于寄托深远，能产生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效果。
这首诗还采用了一些双声叠韵的连绵字，以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描写人物的生动性。如“窈窕”是叠韵;“参差”是双声;“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用这类词修饰动作，如“辗转反侧”;摹拟形象，如“窈窕淑女”;描写景物，如“参差荇菜”，无不活泼逼真，声情并茂。刘师培《论文杂记》云：“上古之时，……谣谚之音，多循天籁之自然，其所以能谐音律者，一由句各叶韵，二由语句之间多用叠韵双声之字。”此诗虽非句各叶韵，但对双声叠韵连绵字的运用，却保持了古代诗歌淳朴自然的风格。
用韵方面，这诗采取偶句入韵的方式。这种偶韵式支配着两千多年来我国古典诗歌谐韵的形式。而且全篇三次换韵，又有虚字脚“之”字不入韵，而以虚字的前一字为韵。这种在用韵方面的参差变化，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对《关雎》，我们应当从诗义和音乐两方面去理解。就诗义而言，它是“民俗歌谣”，所写的男女爱情是作为民俗反映出来的。相传古人在仲春之月有会合男女的习俗。《周礼·地官·媒氏》云：“媒氏(即媒官)掌万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不禁止奔);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关雎》所咏未必就是这段史事的记实，但这段史实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男女相会、互相爱慕并希望成婚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尚。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社会生活，对社会风俗习尚的描写能更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融汇于社会风习的画面中，从而就更有真实感。《关雎》就是把古代男女恋情作为社会风俗习尚描写出来的。就乐调而言，全诗重章叠句都是为了合乐而形成的。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云：“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郑樵特别强调声律的重要性。凡古代活的有生气的诗歌，往往都可以歌唱，并且重视声调的和谐。《关雎》重章叠句的运用，说明它是可歌的，是活在人们口中的诗歌。当然，《关雎》是把表达诗义和疾徐声调结合起来，以声调传达诗义。郑玄《诗谱序》云：“《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
(选自《中华文学鉴赏宝库》，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解析
《关雎》是《风》之始也，也是《诗经》第一篇。古人把它冠于三百零五篇之首，说明对它评价很高。《史记·外戚世家》曾经记述说：“《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又《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疏云：“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一般都是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他们的着眼点是迂腐的，但对诗的本义的概括却基本正确。问题在于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婚姻。这关系到我们对《风》的理解。朱熹《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又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说：“《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朱熹是从诗义方面论述的，郑樵则从声调方面进行解释。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可以认为《风》是一种用地方声调歌唱的表达男女爱情的歌谣。尽管朱熹对《关雎》主题的解释并不如此，但从《关雎》的具体表现看，它确是男女言情之作，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爱情的追求。其声、情、文、义俱佳，足以为《风》之始，三百篇之冠。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此后，人们评《关雎》，皆“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但《关雎》究竟如何呢?
这首诗原是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三章八句。郑玄从文义上将后二章又各分为两章，共五章，每章四句。现在用郑玄的分法。第一章雎鸠和鸣于河之洲上，其兴淑女配偶不乱，是君子的好匹配。这一章的佳处，在于舒缓平正之音，并以音调领起全篇，形成全诗的基调。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统摄全诗。第二章的“参差荇菜”承“关关雎鸠”而来，也是以洲上生长之物即景生情。“流”，《毛传》训为“求”，不确。因为下文“寤寐求之”已有“求”字，此处不当再有“求”义。“求”字是全篇的中心，整首诗都在表现男子对女子的追求过程，即从深切的思慕到实现结婚的愿望。第三章抒发求之而不得的忧思。这是一篇的关键，最能体现全诗精神。姚际恒《诗经通论》评云：“前后四章，章四句，辞义悉协。今夹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乐之’二章之上，承上递下，通篇精神全在此处。盖必着此四句，方使下‘友’、‘乐’二义快足满意。若无此，则上之云‘求’，下之云‘友’、‘乐’，气势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争扼要法，其调亦迫促，与前后平缓之音别。”姚氏对本章在全诗中的重要性分析最为精当。应当补充者，此章不但以繁弦促管振文气，而且写出了生动逼真的形象，即王士祯《渔洋诗话》所谓“《诗》三百篇真如画工之肖物”。林义光《诗经通解》说：“寐始觉而辗转反侧，则身犹在床。”这种对思念情人的心思的描写，可谓“哀而不伤”者也。第四、五章写求而得之的喜悦。“琴瑟友之”、“钟鼓乐之”，都是既得之后的情景。曰“友”，曰“乐”，用字自有轻重、深浅不同。极写快兴满意而又不涉于侈靡，所谓“乐而不淫”。通篇诗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思念和追求过程，写求而不得的焦虑和求而得之的喜悦。
简析
《关雎》是一首意思很单纯的诗。大概它第一好在音乐，此有孔子的评论为证，《论语·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便是音乐结束时候的合奏。它第二好在意思。《关雎》不是实写，而是虚拟。戴君恩说：“此诗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尽了，却翻出未得时一段，写个牢骚忧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时一段，写个欢欣鼓舞的光景，无非描写‘君子好逑’一句耳。若认做实境，便是梦中说梦。”牛运震说：“辗转反侧，琴瑟钟鼓，都是空中设想，空处传情，解诗者以为实事，失之矣。”都是有得之见。《诗》写男女之情，多用虚拟，即所谓“思之境”，如《汉广》，如《月出》，如《泽陂》，等等，而《关雎》一篇最是恬静温和，而且有首有尾，尤其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作为乐歌，它被派作“乱”之用，正是很合适的。然而不论作为乐还是作为歌，它都不平衍，不单调。贺贻孙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此四句乃诗中波澜，无此四句，则不独全诗平叠直叙无复曲折，抑且音节短促急弦紧调，何以被诸管弦乎。忽于‘窈窕淑女’前后四叠之间插此四句，遂觉满篇悠衍生动矣。”邓翔曰：“得此一折，文势便不平衍，下文‘友之’‘乐之’乃更沉至有味。‘悠哉悠哉’，叠二字句以为句，‘辗转反侧’，合四字句以为句，亦着意结构。文气到此一住，乐调亦到此一歇拍，下章乃再接前腔。”虽然“歇拍”、“前腔”云云，是以后人意揣度古人，但这样的推测并非没有道理。依此说，则《关雎》自然不属即口吟唱之作，而是经由一番思索安排的功夫“作”出来。其实也可以说，“诗三百”，莫不如是。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兴也。”但如何是兴呢，却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若把古往今来关于“兴”的论述统统编辑起来，恐怕是篇幅甚巨的一部大书，则何敢轻易来谈。然而既读《诗》，兴的问题就没办法绕开，那么只好敷衍几句最平常的话。所谓“兴”，可以说是引起话题吧，或者说是由景引起情。这景与情的碰合多半是诗人当下的感悟，它可以是即目，也不妨是浮想;前者是实景，后者则是心象。但它仅仅是引起话题，一旦进入话题，便可以放过一边，因此“兴”中并不含直接的比喻，若然，则即为“比”。至于景与情或曰物与心的关联，即景物所以为感为悟者，当日于诗人虽是直接，但如旁人看则已是微妙，其实即在诗人自己，也未尝不是转瞬即逝难以捕捉;时过境迁，后人就更难找到确定的答案。何况《诗》的创作有前有后，创作在前者，有不少先已成了警句，其中自然包括带着兴义的句子，后作者现成拿过来，又融合了自己的一时之感，则同样的兴，依然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但也不妨以我们所能感知者来看。罗大经说：“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以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我们何妨以此心来看《诗》之兴。两间莫非生意，万物莫不适性，这是自然予人的最朴素也是最直接的感悟，因此它很可以成为看待人间事物的一个标准：或万物如此，人事亦然，于是喜悦，如“桃之天天，灼灼其华”(《周南·桃夭》)，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小雅·鹿鸣》)，如此诗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或万物如此，人事不然，于是悲怨，如“雄雉于飞，泄泄其羽”(《邶风·雄雉》)，如“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邶风·谷风》)，如“毖彼泉水，亦流于淇”(《邶风·泉水》)。《诗》中以纯粹的自然风物起倡的兴，大抵不出此意。总之，兴之特殊，即在于它于诗人是如此直接，而于他人则往往其意微渺，但我们若解得诗人原是把天地四时的瞬息变化，自然万物的死生消长，都看作生命的见证，人生的比照，那么兴的意义便很明白。它虽然质朴，但其中又何尝不有体认生命的深刻。 “钟鼓乐之”，是身分语，而最可含英咀华的则是“琴瑟友之”一句。朱熹曰：“‘友’者，亲爱之意也。”辅广申之曰：“以友为亲爱之意者，盖以兄友弟之友言也。”如此，《邶风·谷风》“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形容正是这“友”字一个现成的注解。若将《郑风·女曰鸡鸣》《陈风·东门之池》等篇合看，便知“琴瑟友之”并不是泛泛说来，君子之“好逑”便不但真的是知“音”，且知情知趣，而且更是知心。春秋时代以歌诗为辞令，我们只认得当日外交之风雅，《关雎》写出好婚姻之一般，这日常情感生活中实在的谐美和欣欣之生意，却是那风雅最深厚的根源。那时候，《诗》不是装饰，不是点缀，不是只为修补生活中的残阙，而真正是“人生的日用品”(顾颉刚语)，《关雎》便好像是人生与艺术合一的一个宣示，栩栩然翩翩然出现在文学史的黎明。关雎，是《诗经》的开篇之作，向来有赞誉。为什么用关雎作为这篇充满爱意的诗的题目呢?在孔子编辑《诗经》时，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风，为民间传唱的诗，《孟子见梁惠王》中有关于民间的歌曲的记载，风，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流行歌曲。雅，中的部分来自民间，部分来自贵族的歌颂诗。颂，便是贵族用来祭司时歌颂上天，先祖的诗。所以，大部分的诗是没有名字的，而编辑一部书，为了让人们便于查阅必将为每部分添加题目。当然，孔子比较谦虚采取了取诗每句开头的词作为诗的题目。《关雎》取自关关雎鸠，“关关”是指雎鸠的叫声，拟声词。后世多用这种的命名方法，如唐李商隐的《无题》，因为有多首，所以采取了孔子发明的命名方法，如《锦瑟》取自：锦瑟无端五十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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