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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排队》原文
排队发展到如今的时代,依然有插队现象的存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梁实秋《排队》原文,希望大家喜欢。
梁实秋《排队》原文
“民权初步”讲的是一般开会的法则,如果有人撰一续编,应该是讲排队。
如果你起个大早,赶到邮局烧头炷香,柜台前即使只有你一个人,你也休想能从容办事,因为柜台里面的先生小姐忙着开柜子、取邮票文件、调整邮戳,这时候就有顾客陆续进来,说不定一位站在你左边,一位站在你右边,也许是衣冠楚楚的,也许是破衣邋遢的,总之是会把你夹在中间。夹在中间的人未必有优先权,所以三个人就挤得很紧,胳膊粗、个子大、脚跟稳的占便宜。夹在中间的人也未必轮到第二名,因为说不定又有人附在你的背上,像长臂猿似的伸出一只胳膊越过你的头部拿着钱要买邮票。人越聚越多,最后像是橄榄球赛似的挤成一团,你想钻出来也不容易。
三人曰众,古有明训。所以三个人聚在一起就要挤成一堆。排队是洋玩艺儿,我们所谓「鱼贯而行」都是在极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所做的动作。晋书范汪传:「玄冬之月,沔汉干涸,皆当鱼贯而行,推排而进。」水不干涸谁肯循序而进,虽然鱼贯,仍不免于推排。我小时候,在北平有过一段经验,过年父亲常带我逛厂甸,进入海王村,里面有旧书铺、古玩铺、玉器摊,以及临时搭起的几个茶座儿。我父亲如入宝山,图书、古董都是他所爱好的,盘旋许久,乐此不疲,可是人潮汹涌,越聚越多。等到我们兴尽欲返的时候,大门口已经壅塞了。门口只有一个,进也是它,出也是它。而且谁也不理会应靠左边行,于是大门变成瓶颈,人人自由行动,卡成一团。也有不少人故意起哄,哪里人多往哪里挤,因为里面有的是大姑娘、小媳妇。父亲手里抱了好几包书,顾不了我。为了免于被人践踏,我由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察抱着挤了出来。我从此没再去过厂甸,直到我自己长大有资格抱着我自己的孩子冲出杀进。
中国地方大,按说用不着挤,可是挤也有挤的趣味。逛隆福寺、护国寺,若是冷清清的凄凄渗渗觅觅,那多没有味儿!不过时代变了,人几乎天天到处要像是逛庙赶集。长年挤下去实在受不了,于是排队这洋玩艺儿应运而兴。奇怪的是,这洋玩艺儿兴了这么多年,至今还没有蔚成风气。长一辈的人在人多的地方横冲直撞,孩子们当然认为这是生存技能之一。学校不能负起教导的责任,因为教师就有许多是不守秩序的好手。法律无排队之明文规定,警察管不了这么多。大家自由活动,也能活下去。
不要以为不守秩序、不排队是我们民族性,生活习惯是可以改的。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诉我许多敌伪横行霸道的事迹,其中之一是在前门火车站票房前面常有一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就抢先买票的人,就一声不响高高举起竹鞭飕的一声着着实实的抽在他的背上。挨了一鞭之后,他一声不响的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我对此事的感想很复杂。不排队的人是应该挨一鞭子,只是不应该由日本人来执行。拿着鞭子打我们的人,我真想抽他十鞭子!但是,我们自己人就没有人肯对不排队的人下那个毒手!好像是基于同胞爱,开始是劝,继而还是劝,不听劝也就算了,大家不伤和气。谁也不肯扬起鞭子去取缔,腆颜说是「于法无据」。一条街定为单行道、一个路口不准向左转,又何所据?法是人定的,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便应该有什么样的法。
洋人排队另有一套,他们是不拘什么地方都要排队。邮局、银行、剧院无论矣,就是到餐厅进膳,也常要排队听候指引一一入座。人多了要排队,两三个人也要排队。有一次要吃披萨饼,看门口队伍很长,只好另觅食处。为了看古物展览,我参加过一次两千人左右的长龙,我到场的时候才有千把人,顺着龙头往下走,拐弯抹角,走了半天才找到龙尾,立定脚跟,不久回头一看,龙尾又不知伸展得何处去了。我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个秘密:洋人排队,浪费空间,他们排队占用一哩,由我们来排队大概半哩就足够。因为他们每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通常保持相当距离,没有肌肤之亲,也没有摩肩接踵之事。我们排队就亲热得多,紧迫钉人,惟恐脱节,前面人的胳膊肘会戳你的肋骨,后面人喷出的热气会轻拂你的脖梗。其缘故之一,大概是我们的人丁太旺而场地太窄。以我们的超级市场而论,实在不够超级,往往近于迷你,遇上八折的日子,付款处的长龙摆到货架里面去,行不得也。洋人的税捐处很会优待主顾,设备充分,偶然有七八个人排队,排得松松的,龙头走到柜台也有五步六步之遥。办起事来无左右受夹之烦,也无后顾催迫之感,从从容容,可以减少纳税人胸中许多戾气。
我们是礼义之邦,君子无所争,从来没有鼓励人争先恐后之说。很多地方我们都讲究揖让,尤其是几个朋友走出门口的时候,常不免于拉拉扯扯礼让了半天,其实鱼贯而行也就够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便不肯排队,而一定要奋不顾身。
我小时候只知道上兵操时才排队。曾路过大栅栏同仁堂,柜台占两间门面,顾客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多半是仰慕同仁堂丸散膏丹的大名而来办货的乡巴佬。他们不知排队犹可说也。奈何数十年后,工业已经起飞,都市中人还不懂得这生活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项目?难道真需要那一条鞭子才行么?
读梁实秋先生《排队》有感
梁实秋先生曾写《排队》一文,对不排队的种种表现和心理作了深入浅出的描述,可谓是惟妙惟肖,而文中的某些场景至今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时有上演,与当下全面开展的文明创建活动格格不入。
“排队”是生活中的一个常用词,指一个挨一个顺次排列成行。如今,人们办理很多事情时都需要排队等候,如到火车站购票取票时需要排队,到医院就诊拿药时需要排队,到商场购物结账时需要排队,乘坐地铁或公交车时需要排队,等等。排队不仅是社会秩序的体现,更是文明程度的象征。
现实生活中,不排队而硬“加塞”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一人“加塞”,导致其他人不自觉地加入不排队的行列。当你购票或结账时,会有个别人悄悄地溜到靠近窗口的位置,趁人不备,瞧准机会迅即插到排队长龙的前列;当你驾车路遇红灯或堵车时,常会有个别车辆东拐西扭地斜冲到排队车辆的中间,令车流交织的局面更加严重,直至车流通行的时候,“加塞”车辆甚至还横在马路中间,以至后面的车辆无法通过,招来他人的指责。
排队,除去约定俗成以外,更多的是依照规矩和制度办事,很少有相关法律法规对排队作出明确规定的。对不排队的人也没有明确的处罚措施,这就导致一些心存侥幸的人,为占一点点时间上的便宜、省去排队的烦恼而去插队。甚至事后还要向亲朋好友炫耀自己的“本事”,夸夸其谈。只有因插队惹上麻烦、导致纠纷,甚至大打出手时,才会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麻烦不大的时候,也只是调解了事,息事宁人,以致插队的人有恃无恐。
庚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为积极应对疫情,国家层面、地方政府以及各大超市、门店、窗口等人员密集场所纷纷作出排队等候的规定,要求人与人间隔1.5米以上的距离。偶尔去超市购物,发现人们都能遵守间隔排队的规定,成为疫情防控期间一道靓丽的风景。这是一种文明的行为,是一种好的习惯,值得称赞。
梁实秋先生写道:“我们是礼仪之邦,君子无所争,从来没有鼓励人争先恐后之说。很多地方我们都讲究揖让,尤其是几个朋友走出门口的时候,常不免于拉拉扯扯礼让了半天,其实鱼贯而行也就够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便不肯排队,而一定要奋不顾身。”排队事小,但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进步。疫情过后,愿人们依然坚守排队的秩序,并养成良好的习惯,不用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为。
排队,真的不是一件难度系数很高的事情。
【拓展资料】
作者简介
梁实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浙江省杭县(今杭州)人,出生于北京,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
1923年8月赴美留学,并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国立青岛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大学共同前身)并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所长、文学院院长。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
梁实秋不仅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 而且是中国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中国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一人。
作品风格
文学主张
梁实秋是中国国家社会党党员,否认文学有阶级性。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曾委婉的斥过冰心散文,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
梁实秋曾被鲁迅先生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毛泽东也曾把他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
从1927年到1936年,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对垒式论战也自然结束。
从文学创作的主体来说,梁实秋认为文学是天才的创造。梁实秋一再说,“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独创”,“文艺是少数天才的独创”,“大多数人就没有文艺,文艺就不是大多数的”。并且在梁实秋看来,不但创作的主体只能是极少数的天才,就是鉴赏文学也是极少数天才人物的专利,“最高的艺术只能少数人能了解……艺术自有许多的等级,所以艺术的鉴赏亦有很多的等级。”对于一般民众的文艺要求的满足,梁实秋给他们安排了说书、唱戏、通俗文学作品等艺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能理解这样的作品,他们也只对这样的艺术感兴趣,至于伟大的艺术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那自然只有伟大的艺术家们才能欣赏、体会。
梁实秋看到了不同的艺术主体对艺术有不同的要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梁实秋的错误在于夸大了天才等英雄人物的作用,完全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在艺术创作和接受中的作用。
文学题材
从文学题材上来说,表面上梁实秋主张题材无限制论。他说:“文学的国土是最广泛的,在根本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限制。”题材是不应该加以限制了,但如何处理题材,却并不是任意的,而应该是有选择的,用梁实秋的话来说,就是“批评家并不限制作品的题材,他要追问的是作家的态度和作品的质地。”这里,梁实秋所说的虽然是批评家,其实也代表了梁实秋心目中作家处理题材的态度,因为梁实秋心目中,批评和创作是大体一致的,对不符合人性的题材,作家应该通过艺术加工,使之符合人性,比如说,对通奸这样一件事,不是说不能写,但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应该以艺术的方法指出,这样的事情是悖乎人性的,不合伦理的,这才是正确的处理题材的方法。可另一方面,梁实秋又说,“艺术的题材和艺术的方法又绝非可以离开,只有高贵的题材才值得用高贵的方法。”高贵的方法只有高贵的题材才配用,那么,要想创造出高贵的作品,自然更要用高贵的题材了。
题材虽不可限制,但题材的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这才是梁实秋心目中真正的题材观。在《现代文学论》《论诗的大小长短》《诗与伟大的诗》等文中,梁实秋一再强调,伟大的艺术作品当有一定长度,这其实是他心目中这一观点的折射。
梁实秋看到了作者在处理题材上应起的积极作用,却又人为的将作品的题材划分为上中下几等,这是由他的贵族主义思想决定了的,可以说,梁实秋骨子里的贵族主义精神注定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走不出这样一个怪圈。
文艺思想
梁实秋的人性论批评从人性善恶二元构成、善对恶的适度节制、天才才能洞察绝对真理三方面接受了白璧德的影响,但梁实秋拓展了绝对真理的范畴,强调普遍人性,更偏重实践理性。
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曾选修美国新古典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在文艺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的影响,从以前的浪漫倾向和唯美倾向转到传统的、古典的倾向,究其原因是由于白璧德的思想为梁实秋反思了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资源,也由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而梁实秋思想中的传统观念比较浓厚,这为梁实秋认同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提供了坚实基础。
梁实秋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文学要表现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人性论是他思想的核心。他在《文学的纪律》一书中说到:“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至于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发生怎样的关系,是受时代的影响,还是影响到时代,是与革命理论相合,还是为传统思想所拘束,满不相干,对于文学的价值不发生任何关系。
因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在这里梁实秋说明了文学价值之所在。
他认为,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文学是否表现了时代精神、革命理论、传统思想而在于它是否表现普遍的固定的人性。正是他的这种文学价值观确定了他的文学目的就是表现普遍固定之人性。
正如他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是超验存在显露自身的一种独特方式,艺术与存在的真理原本同一。这些对现当代世界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关于文艺的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文艺要显现普遍性,要显现无限和超越存在的真理,梁实秋所说的文学要表现普遍的人性和他们的理论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其基本思路与他们是相通的,这就是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的现代意义所在。
文学批评
梁实秋认为,文学批评不是鉴赏,而是判断。他说,“判断有两层步骤——判与断,判者乃分辨选择之功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固定的普遍的。”这个普遍的固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梁实秋说:“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标举。”接下来,梁实秋分析了批评的目的:“文学批评根本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否定。”换言之,批评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对纷繁复杂的艺术作品作价值判断,指出哪些作品是伟大的,哪些是低劣的;另一方面,批评家还需指出这些作品哪些是符合伦理的,他们又是如何符合的。梁实秋所说的伦理,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梁实秋一生都是儒家伦理的信奉者,他说,“儒家的伦理,在我看来,大致是不错的。”而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只有文学批评家才能够做到,因此,梁实秋认为,只有批评家的批评才是批评的正宗,“批评家的意见无论其与民众的品味是相合或相反,总是那一时代的最精到的意见。”
人物轶事
1923年,梁实秋赴美国留学,先去的科罗拉多学院,后去的哈佛大学。
这期间,给梁实秋影响最大的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的权威白璧德教授。此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通晓儒道著作。不只是梁实秋崇拜他,梅光迪、汤用彤、吴宓、陈寅恪、林语堂都是他的粉丝。
白璧德偏爱秩序、稳健、理性,抵触偏激、冲动非理智的言行,跟后来国内激进的左翼作家有着本质上的冲突。但这很合梁实秋的胃口,所以后来鲁迅老批评他是“白璧德的门徒”。
梁实秋也曾是五四青年。“自从听过白璧德的演讲后,对于整个近代文学批评的大势约略有了一点了解,就不再对于过度浪漫以至于颓废的主张像从前那样心悦诚服了。”他如此分析自己信念的转变,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刚刚经历过的新文化运动,认为对五四运动应该以历史的眼光重新看待。
在哈佛大学,梁实秋不寂寞,这里中国留学生很多,就哥几个合租了处公寓,大家过起“初级共产主义生活”,轮流做饭、洗碗。
有一次轮到梁实秋主厨,做炸酱面,锅里熬着酱,香气四溢。正好,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潘光旦等人来玩,一进门闻到了酱香,吃腻了西餐的同学们就赖着不走了,非要讨碗面吃。但是人多面少怎么办?梁实秋有招,在酱里狂放盐,结果把同胞们咸坏了。
大家成天待在一起,就琢磨事,有人建议传播中华文化,演一出英文版的中国戏给老外看。选定了南戏剧本《琵琶记》,梁实秋负责翻译。
号称“南戏之祖”的《琵琶记》,词曲精彩,想要在英文中保留精髓很难,需要高超的中英文功底和文学素养。
梁实秋搞定了,还出演男主角蔡邕。冰心演女二号。闻一多也赶来助阵,画布景、设计服装。
演出当天,不少美国大学教授和文化界人士都来观看,观众达1000多人。第二天有报纸还刊登了消息,梁实秋的照片也上了报。
演出成功给大家很大鼓舞,梁实秋等人趁热打铁,成立了中华戏剧改进社,决心用戏剧形式改革中华文化。闻一多、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冰心、梁思成、林徽因等都加入了。
就在梁实秋在美国顺风顺水地学习、干事的时候,国内的未婚妻程季淑写信来了,说家里正给她介绍对象,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嫁给别人了。
出国前,梁实秋就和程季淑爱得如胶似漆,因此,虽然奖学金可以用5年,但是他待了3年就提前回国了。还好,学业已经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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