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动物意象的文化内涵

时间:2020-08-22 14:55:48 迟子建 我要投稿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动物意象的文化内涵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的代表作,它所包含的动物意象富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引言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篇小说中,迟子建化身为一个九十多岁的鄂温克女人,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用一天的时间叙述了一个民族近百年悠长而又沧桑的历史。翻开这部小说,读者很容易发现,里面存在着一个生机盎然、异彩纷呈的动物世界。它们之中,既有温顺而充满灵性的驯鹿,又有凶残且极具攻击性的野狼;既有神圣而又令人恐惧的黑熊,又有勇猛且富有人性的山鹰……它们是这片具有传奇色彩的土地的一部分,与人一样有灵性,有呼吸。作者赋予了它们种种的人文历史内涵,以寄托自己对社会、对历史及人类的思考和探求。但是对于这些富含深意的动物意象,目前学界却关注甚少。笔者在此力求弥补学界的这一不足,选取小说中作者着墨较多、着重描写的动物意象,以它们为视角,借鉴神话―原型的批评方法,揭示出这些意象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及至于整个主题的意义。

  二、对传统文明的追忆

  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明,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然而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商业气息的入侵,人类赖以生存的和谐家园已遭到严重破坏,人性也遭到严重的异化、扭曲。面对着这渐行渐远的传统文明,迟子建用她那饱含着脉脉温情的笔对它进行了深情的赞美和真挚的呼唤。这种呼唤,不仅是通过人表现出来,在动物身上,也可见一斑。

  (一)对自然的崇拜与信仰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着力表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自然万物的平等相处,自然在她笔下既是人物灵魂栖居的自然,又是被赋予人格情态的自然。如果说把动物作为自然的代表,那么这种情感在它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驯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驯鹿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人们专门放养的一种动物,作者在书中对它作了专门介绍。它“有着马一样的头,鹿一样的角,驴一样的身躯和牛一样的蹄子”,“性情温顺而富有耐力”,①喜食苔藓,善于在深山密林、沼泽或者是深雪中行走,被人们誉为“林海之舟”。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把驯鹿当做自己的祖先、守护神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人,它在小说中一出场便被染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尼都萨满和我父亲一点儿也不像亲兄弟。他们很少在一起说话,狩猎时也从不结伴而行……父亲爱说话,而尼都萨满哪怕是召集乌力楞的人商议事情,说出的话也不过是只言片语。据说只有我出生那天,尼都萨满因为前一天梦见了一只白色的小鹿来到我们的营地,对我的降生就表现出无比的欣喜,喝了很多酒,还跳了舞,跳到篝火中去了。

  这段话中的尼都萨满仅仅因为在“我”出生的前一天梦见了一头鹿,原本和父亲很少来往的他竟然主动来到营地为“我”庆生,很少说话的他竟然“喝了很多酒,还跳了舞,跳到篝火中去了”,这足以证明驯鹿作为一种吉祥物在鄂温克人们心中的分量。

  不仅如此,驯鹿还是十分有灵性的动物,它和人一样有情感,明事理。如书中提到的一只母鹿,在知道自己的小鹿仔代替生病的列娜死去后,“它一直低头望着曾拴着鹿仔的树根,眼睛里充满了哀伤。从那以后,原本奶汁最旺盛的它奶水就枯竭了”。一次部落搬迁时,“它自动走到列娜身边,温顺地俯下身。列娜什么也没想,顺手就把鞍桥搭在了它身上,骑上去”。后来列娜骑在这匹驯鹿身上时因瞌睡而掉到了地上,冻死了。在列娜追随那只小驯鹿去了那个世界时,母驯鹿又重新有了丰富的奶汁。这样的驯鹿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可以代人死,也可以取走人的性命。鄂温克人对身上所存在的这种非凡的神力是深信不疑的。他们最尊敬的祖先神――玛鲁王是骑在驯鹿身上的;萨满为了使法器有鹿的灵魂力量,常以鹿血荣法器之魂;婴儿患重病请萨满时,必备黑白驯鹿各一只,杀之,以供萨满到天界接回乌麦时骑用……

  和驯鹿一样,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在鄂温克人的眼中都具有灵魂,具有神力,所以他们敬畏自然中的任何生灵。这是这种原始的图腾信仰,使得鄂温克人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是十分关注和爱护的,所以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总是那么诗情画意,宛若世外桃源。对于这渐行渐远的和谐文化,迟子建用她手中的笔一一将之拾起,呈现在读者眼前,让人无限向往。

  (二)与自然和谐相处

  正是前面所说的对自然的关爱之情,使得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大自然、大森林不仅是鄂温克人赖以生存和生活的主要载体,而且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与自然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正是前面所说的对自然的崇敬之情,使得鄂温克人相信,大自然、大森林的动物与植物充满了灵性与神性,它们和人类共同谱写着一曲歌颂和谐生命的赞歌。作为这曲赞歌中一个动人的音符,动物们也向人们传达着来自这个和谐世界的声音。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动物是具有人性的,他们能听懂人类的语言,感知人类的祸福。小说中驯鹿仿佛不是一只动物,而是一个有思想、会思考的活生生的人。它会根据现场判断事情的经过和性质,它会对如何处理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断,它会为身边人的离去表达自己的哀思。对这样有人性的驯鹿,人们也是平等对待,驯鹿和人之间建立了浓厚的情谊。小说中在描写驯鹿所遭遇的一场瘟疫时,把这种情谊展现得特别真挚、感人:

  尼都萨满的脸颊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塌陷了。他黯然无神地穿戴上神衣、神帽、神裙和神裤,为挽救驯鹿而开始了跳神……他足足跳了七八个小时,双脚已经把希楞柱的一块地踏出了一个大坑,他就栽倒在那个坑里。他倒在坑里后毫无声息,不过没有多久,一阵“呜哇呜哇”的哭声响了起来。从尼都萨满的哭声里,我们明白驯鹿在劫难逃了。

  那场瘟疫持续了近两个月……达西一看到我们在埋葬驯鹿,就“呜噜噜”地叫,叫得泪水横流。没人理会他的泪水,因为人人的心底都淤积着泪水。

  这段文字描写的场面是十分感人的。在驯鹿遭受瘟疫面临死亡时,人们表现的是那样的难过与痛苦。尼都萨满仿佛被击垮一般,“在这场瘟疫中彻底苍老了”,“原本就不爱讲话的他,更加沉默了”。①而平常看似铁心肠的达西在面对死去的驯鹿时,也是那样的悲痛,总是不自主地号啕大哭。试想鄂温克人若不是把驯鹿当做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不是把驯鹿当做自己的亲人对待,情又何以至此?对人与驯鹿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情谊,读者无不为之动容。一个动物通人性,把动物当人对待的民族,如何能不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迟子建在对传统文明中的人性之美、自然之美尽情赞美时,对现代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异化则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她往往调动一切因素来揭露现实的罪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从“马”这一动物意象身上我们也感受到了迟子建对所谓的现代文明的驳斥与质疑。

  在大兴安岭一带生活的少数民族,历史上是不使用马的。小说中鄂温克人所拥有的第一匹马是坤得从俄罗斯人手中换来的。第二次拥有的马是从日本人手中得来的。日本上尉吉田骑着战马来到了他们的部落,他不相信尼都萨满具有神力,于是就和尼都萨满打赌。如果尼都萨满跳神让吉田的伤口愈合,吉田就得把他的战马当牺牲品,让它死去。结果尼都萨满跳完神,吉田的伤口已经愈合,而他的战马也悄然死去。吉田大为震惊,走时留下了另外的两匹战马。达西很喜欢这两匹马,而依芙琳却说:“既然来到我们乌力楞的第一匹马没有给我们带来幸运,这两匹日本人留下的马只会带来灾祸。”果然,依芙琳的话应验了。这匹马导致了拉吉达的死亡。后来,这匹马也给拉吉达的弟弟拉吉米带来了灾难,致使他终身残疾。正因为马给他们带来如此深的伤害,所以后来一个马贩子“带来了四匹马,想要跟我们换两只驯鹿。我们没有跟他做这笔交易。我们不需要马,马给我们带来了痛苦的回忆”。①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马是一种吉祥物,常作为一种生命力的象征。相传为文化肇始的河图洛书,是由白马驮经驮来外来文化之滋润;《吕氏春秋》中有“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之句;曹操亦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感叹。但是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却把它视为一种不祥之物,无疑是有意为之,富含深意。作为外来物的马,就像是入侵的现代文明一样,带给鄂温克人的不是一种美好的生活,而是对他们原有文明的一种破坏,是一种灾难。因此从“马”这个意象上,我们看到了作者对现代文明的驳斥。

  四、结语

  在中国众多的作家中,迟子建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游离于任何文学流派、文学群体之外,她总是用她那只笔执著地书写着那个生存在边缘地带的古老民族的传奇历史,吟唱着他们的传奇人生,呼唤着“天人合一”的和谐世界的到来。而《额尔古纳河右岸》所描写的动物,无论是与人们生死相存的驯鹿、给人们带来灾难的马匹,还是勇猛顽强、知恩图报的山鹰,我们亦能从其身上体会到迟子建的创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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