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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地域书写与种族代言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的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鄂温克人近百年来的生存状况和当下困境，小说在地域书写上展示出特有的艺术魅力。
一
在今天，以人类学为知识背景的地域性文化形态的书写，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一种突出现象：张承志痴迷于伊斯兰文化思考与探索的心灵史、阿来描绘着世界屋脊上藏民族文化的奇幻、红柯叼着新疆的磨合烟跃马天山成为“西去的骑手”、张炜奋力拖着“古船”“游走在半岛地区有几十年”、贾平凹孜孜不倦地站在黄土高坡上吼着“秦腔”，迟子建则耐心地在白雪笼罩的白夜念叨着北极村的驯鹿。这些都成为近年来纯文学阅读界热切关注的对象。
人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符号，对人的生活形态的描写，必须要揭示其被一种特定文化所影响和被制约的文化内涵。文学是人学，是描写人的生存状态、精神活动形态以及各种欲望的艺术文本，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切实地掌握特定对象的社会构成与人生状态。于此，特定自然环境中的人物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由之而来的地域性语言形态(方言方音)、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交往的各种礼仪、习俗、传统等，必然地成为作家努力展示的对象，作品中的事件、组织和活动等情节设置，也必然是这种特定文化的内在动力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有深度、能够保持长久生命力的作品，在描写独特人生形态的同时，还必须揭示出一个地域成员认同和践行的族群价值与信念，揭示出这个地域群体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表现。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就有了一个审视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切入点。
《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的标题，就昭示着鲜明的地域性，因为河流左岸就是俄罗斯。我认为这个标题具有三重含义：国家意识、鄂温克民族的种族意识、地域性。首先，“岸”是国界，在小说中，作者使用了鄂温克民族的迁徙历史和清代以来被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驱赶至“右岸”等事件，借用鄂温克人对往昔家园的回眸，表现了一种国家意识，即作品人物所说：“河流的左岸曾经是我们的领地，那里是我们的故乡，我们曾是那里的主人”;其次，标题强调了鄂温克民族的生存环境以及由这种环境制约而形成的种族意识;第三，凸显了“中国北极”的“奇妙”景观。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我出生在黑龙江畔的北极村，这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界河那边就是苏联了。小时候住在姥姥家里，每天早晨起来，看到太阳从苏联那边升起，常常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这种童年记忆已经积淀为一种潜意识，常常成为制约作家写作思维的一股暗流。她说得很直接：“我的故乡有广袤的原野和森林，每年有多半的时间是在寒冷中生活。大雪、炉火、雪爬犁、木刻楞房屋、菜园、晚霞……这都是我童年时最熟悉的事物，我忆起它们时总有一种亲切感，而它们最后也经常地出现在我的作品当中。”也就是说，生在同样的地域环境中，同样的地理地貌和自然景观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模塑，同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由之而形成的价值评判倾向，让迟子建可以比较顺利地进入鄂温克人的生存语境。于是，作家在小说中，在一定程度上描写了对象的心理意识和价值取向，尤其是世界的认知方式，如鄂温克人把“日出的方向”称东，“日落的方向”称西，“中午太阳的方向”称南，“太阳到不了的方向”称北;鄂温克人主要靠太阳和星星来计时;白天按“天刚亮”、“太阳出来”、“太阳到西南”、“太阳要落了”等来计时;冬天夜里主要观测星星而将夜分成三段时间：“三星出来”、“三星偏西”、“三星要落”;狩猎地区的鄂伦春人，把太阳正南时叫“找狍子的时间”，太阳刚出时叫“打犴鹿的时间”，太阳偏西南叫“吃饭的时间”等。
1980年代初成名的鄂温克族小说家乌热尔图，这样述说过他们的历史：“大约在300多年前，一支赶着驯鹿群的鄂温克人出现在额尔古纳河畔。他们告别西伯利亚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辗转迁徙，落脚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林地。应该说，这里是其祖先生活的故地。他们离开勒拿河上游的原因，主要是受到雅库特族群和哥萨克人的挤压，当然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狩猎场，在一个理想的生存条件下繁衍后代。这部分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在额尔古纳河两岸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与左岸俄罗斯商人建立了以货易货的贸易关系，接受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些影响，例如以俄罗斯人的名字为自己的后代命名，婚丧之俗也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进行等等，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为自己部落的永久生存之地。使鹿鄂温克人在这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林地中游猎、饲养驯鹿，不仅融入了这片大森林并成为自然生物链中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环节，成为森林的主人。”
作者化身为一个鄂伦春老妇，以“最后一个鄂温克酋长的女人”的叙述角度，讲述着近百年来在各种外力影响制约和涤荡下，鄂温克人的生存形态和文化变异历程：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被解构了，鄂温克人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让山外的各种信息传递进来：俄国商人、日本商人、日军占领下的集训民众、伊万参加共产党、大饥饿时期三个人进山偷鹿等，时代风云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得到展示。而多元异质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也通过商业活动、强敌入侵、国家化进程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示。文化深层因素之间的断层、多元文化冲突的破坏性效应导致生活混乱和价值扭曲的文化病态，也在小说中得到了一定的表现，从而以鄂温克民族的生存窘况绘写，表达“全球一体化是以弱势群体的消失为代价的”等思考。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作为回忆的主体和故事的讲述者，这几层关系的重合决定了“我”的叙事视角的多重功用，使小说从众多方面，较好地展现了这个特殊种族生存形态。
二
当今社会，已经不再是文学的时代。作家苏童开玩笑说：“纯文学的读者是一个零一个零地在减少。”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看到，社会大众的阅读热情依然强盛，“读者阅读排行榜”、“作家富豪榜”上赫然在列的郭敬明、南派三叔、郑渊洁，分别以2450万元、1580万元、120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第六届(2011)中国作家富豪榜前三甲，这证明着目前社会大众强烈的阅读热情依然旺盛。金庸在“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上现身，2011年又以220万版税的战绩荣登“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9位。川籍作家何马凭借《藏地密码》2008年上榜，2011年再次凭借《藏地密码神圣大结局》爆发，以260万元荣登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5位。我们对比这种大众阅读现象，主要是想说明在以休闲为主要倾向的大众阅读环境中，以探索和思考人生存在与生命意义的纯文学，要获得自己的存在价值，就必须以尽可能真实的人生形态书写尤其是对带有普世性的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去引发读者的共鸣。同时，对一种“陌生性”人生形态的展示，往往构成“原创性”故事本身，对自然生命力的张扬和对人的生命欲望的抒发，已经成为一批聪明的作家极力营造的要素。
必须看到的是，迟子建选择的生活真实，是一个呈现着人类原初生活形态、特色鲜明的族群文化正在逐渐消失的种族人生。这首先就以奇异人生形态展示，激发着人们的阅读和思考兴趣。事实上，近年来，许多媒体报道了鄂温克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政府为他们享受现代文明成果而安排他们下山定居的事情，这些都曾引起过中外民众普遍的关注。如“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走出大山实现定居”等新闻，曾经引起公众广泛的注意，继后关于又有人返回深山的报道，更是激发了社会大众的高度兴趣。一些媒体透露，驯鹿下山圈养的失败和老一辈人对新生活的不适应，造成了猎民一批批的回归，这些更是引发了公众对这个民族未来发展的思考。高度发达而种类多样的现代传媒，对鄂温克人生存状态所作的多方面报道，已经为迟子建的小说进入大众阅读视野，做了前期宣传广告铺垫。作者在故事类型的选择上，已经获得了大众阅读的审美期待效应。
鄂温克族曾游猎于西伯利亚地区，最早生活在外贝加尔湖沿岸和勒拿河流域，19世纪中叶为躲避战争，迁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地区，曾经先后被称呼为“索伦人”、 “通古斯人”、“雅库特人”。现仍有100多名鄂温克猎民在密林深处坚守着自己的固有文化，成为文化的活化石。还有媒体所报道的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写她如何带着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迟子建作品中的鄂温克族的第一个大学生依莲娜，几乎就是依照现实中真实人物柳芭的生活命运而塑造的(迟子建为创作小说，曾专程探望过柳芭的母亲进行素材收集)。小说中讲故事的女酋长，现实生活的原型就是鄂温克族老人玛丽亚·索。而鄂温克青年大拉非以不出操、不给日本人干活的具体行动来反抗侵略者的欺压，结果被日本兵用棍棒和皮鞭打得奄奄一息等真实事件，以及玛利亚·索的丈夫拉吉米·何的抗日壮举，也被作家化融于小说的伊万这个鄂温克族共产党员形象之中。鄂温克人在1771年从俄罗斯伏尔加河草原“东归”回到大兴安岭自己祖籍地的悲壮历史，早已被电影《东归英雄传》和电视剧《东归英雄》所叙述，这些又都融会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可以说，正是大量真实历史事件的植入，以及所挟带着的巨大信息量，使小说具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鄂温克部落的民族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人与自然在生存搏击中和谐相处的精神，这又表现在他们崇奉的萨满教信仰中。宗教的理想，影响着鄂温克人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形成以及运行态势。萨满教对万物皆有灵的多神崇拜，正是基于脆弱的生存环境更需要生态保护的种族千百年的生存经验。小说描写带有浓郁原初形态的鄂温克人，随着驯鹿追逐喜欢的食物而搬迁、游猎，其生产与生活形态、风俗习惯、社会组织方式等，都是在密林深处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实践而形成的。例如吃熊肉时学乌鸦叫、风葬熊骨、对天鹅和鹰的图腾崇拜、尤其是萨满仪式的场面描写、以及童年时“我”随着父亲猎取“堪达犴”一段描写等，都很好地凸显了“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形态。
小说中极力展示密林深处的人生形态如“桦皮篓里的东西”“狍皮袜子、花手帕、小酒壶、鹿骨项链和鹿铃”，又如大量使用鄂温克语词，即乌麦(小孩的灵魂)、玛鲁(神)、伊兰(光线)、乌特(儿子)等，尤其是借助一个鄂温克老妇的漫长人生经历，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方式，乃至于使用伪满的“康德”年号来纪年等，都是基于营造一种生活真实感的努力。当然，鄂温克人生存环境的冬之白雪与夏之白夜，也是作为“极地之女”的迟子建曾经最为熟悉的地域人生记忆，因而她笔下的这些景物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无比魅力。作者声称自己“熟悉那片山林，也了解鄂温克与鄂伦春人的生活习性”。她先前出版的如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等，正是以白雪、白夜、北极村等奇异画面的展示而引人注目。这些，都决定着作者对鄂温克人生存状态和地域环境的讲述，具有一定的真实感。例如小说中这样的描写语言：“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晚上黄着脸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披。炽热的阳光把河水给舔瘦了，向阳山坡的草也被晒得弯了腰了”等，就具有最形象的“原始思维”特点。
在迟子建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一个弱势民族当下面临的窘境。鄂温克本意是“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既然离开“大山林”下山定居，他们固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形态将不复存在，在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开始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会改变他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这就必然导致其种族文化的断裂。“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乃至于一个故事传说。小说展示了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我们是发自内心地真诚帮助他们尽可能地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我们的好意又让他们举手投足间都感到诸多不适。如“我”坚决拒绝下山，女画家依莲娜回归森林等。这让我们想起庄子曾经讲述过的“浑沌开窍”故事：南海神“倏”，北海神“忽”，想报答浑沌的恩情，见浑沌没有眼耳口鼻七窍，不能享受看听吃闻等乐趣，于是就满怀好意地为他开凿眼耳口鼻七窍，每天凿一窍。七天后，七窍出，而浑沌则死了。我们出于善意去改变某种自然淳朴的状态，结果也许往往适得其反。
有人类学家认为：鄂温克“自身传承的传统生产方式与外界提供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因为他们离不开驯鹿，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都依托于驯鹿业”。确实，鄂温克人新定居点的驯鹿圈养实验遇到了难题，驯鹿喜欢吃一种叫“恩靠”的地衣，而新定居点没有这种大山密林深处的苔藓、石蕊。
三
迟子建其实只是一个代言人，她是在替鄂温克人讲述一个故事，并且努力地进入鄂温克人的精神语境。作为文化型小说的创作，作家对一个地域以及种族文化符号的破译和对其文化行为的深层描写，必然涉及哲学、宗教、神话、心理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的内容。这对作家的知识构成、价值认同和情感倾向，都有着很高的要求。作家的阐释，本来就是一种介于读者与被表现对象之间的“传达”和“沟通”，作为一语)，也就是说，作者必须尽最大可能地站在鄂温克人的立场上，用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去阐释那个奇异的世界。作家的个人经历、既定观念和想象性因素，在阐释鄂温克人的生存形态尤其是心理活动时，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偏差。作者作为一个“代言人”，毕竟没有“从小看到的房屋就是像伞一样的希楞柱”的童年记忆，更没有在鄂温克人特有的狭小“希楞柱”、“撮罗子”房子中，听过“夹杂着父亲的喘息和母亲的呢喃”的“风声”，也缺乏一年中迁徙二十余次的搬家体验。相较于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的密林生存搏击长达10年之久经历，以及18岁时参与猎熊行动的种族人生体验等，迟子建的代言还是显得有些“隔膜”。例如有关“我”与岩画的几段描写，就显得有些勉强。她毕竟不是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只是一个“代言人”的角色扮演，在小说中，作者常常不小心地偏离作品人物的语言个性轨迹，如：“我是个不擅长说故事的女人，但在这个时刻，听着‘刷刷’的雨声，看着跳动的火光，我特别想跟谁说说话”;“那衣服的颜色也旧了，尤其是粉色，它比蓝色还不禁老，乌突突的，根本看不出它原来的鲜润和明媚的气象了”;“这些都是已故人留下的物件”;“这出悲剧，是以喜剧的形式开场的”等，都使用了属于非口语化的汉民族文言雅词。
“代言人”与种族自我言说的差异，我们可以对比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他曾经说过：“我在小说《七岔犄角的公鹿》中表露的对自然界中自由生灵的钦佩、敬畏、忏悔的姿态;在小说《琥珀色的篝火》中袒露的鄂温克民族与人为善的诚意;在《雪天里的桦树林》和《丛林幽幽》中表现的对母体的敬畏，这些情感都属于鄂温克民族。”他最熟悉的风景是“那数十条湍急的河流，经大兴安北麓广阔的原始森林，汇入远去的额尔古纳河，鄂温克猎人在此饲养近千只驯鹿，在方圆千余里的范围内自由自在地游牧，与大兴安岭的群峰峻岭融为一体”。正是源自于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作家塑造的艺术意象，必然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如这样的艺术意象：“它长着七叉犄角，是一头老鹿。它就从那片林子里走出来……它一边叫，一边登上那个山崖。太阳就从它的身后升起”(《老人和鹿》)。作家李陀曾经产生过这样的阅读感受：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读《七岔犄角的公鹿》时给我的强烈印象：那在没有雾也没有风的宁静中沉睡的白雪皑皑的大兴安岭森林，那在狼群包围中进行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的生着七岔犄角的公鹿，那搂着枪蜷缩在熊皮被里梦见蓝色的湖水和白色天鹅的鄂温克少年……大约是你的小说唤醒了一直在我潜意识中沉睡着的对森林和雪、对鹿和熊、对枪、对火堆旁的神话和歌谣的那种古老悠久的感情。
小说展示的视野是百年历史风云，而直接切入的则是国家2003年对鄂温克民族实施的扶贫性“整体生态移民”事件。此前曾经出现过的1957年建奇乾民族乡、1965年建敖鲁古雅民族乡等两个阶段对这个民族生存状态的影响，小说并未给予应有的揭示。半个世纪以来，主流文化的巨大迫力牵引，尤其是现代文明对年轻一代的诱惑力给鄂温克人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如从原来单纯的猎人，到出现干部、公职人员和学生等层次的族群分化等，作者未能进行应有的展现，从而在生活的纵深揭示方面留下遗憾;就生活的真实而言，小说中“我”的生活原型玛丽亚·索，坚持留在深山必然会和儿女们产生观念冲突，又如1950年代下山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根河市人大代表巴拉杰依·何，其活到103岁的母亲妞拉·何是鄂温克最后一位萨满，女儿是鄂温克第一个大学生柳芭，儿子维佳为乡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下山”进入现代文明以及最后回归大山密林的经历，必然有着极为复杂的心灵阵痛。这些，本应该成为小说“代言”的重要内容。
还有，鄂温克民族所受到的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也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忽略。有研究成果指出：“截止到新中国建立之初，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2470户12350人中，俄罗斯侨民有1825户9799人，占当时该地区总户数的近74%，总人口的79%多”，“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俄罗斯侨民无疑是强势族群，进而俄罗斯文化在这个地区也是强势文化。这不仅因为占人口多数的俄侨承载着俄罗斯文化，也因为中俄混血人，甚至一部分汉族人也承载着俄罗斯文化。驯鹿鄂温克人生活在俄罗斯文化的强大包围之中，俄罗斯文化对其固有文化的影响在所难免。”少，在近百年来的历史中，鄂温克人到东正教堂接受洗礼、采用俄式命名(如玛丽亚·索)、女性着装的俄式方巾和连衣裙，以及食物中的俄式面包“列巴”等俄罗斯文化影响，已经成为鄂温克人精神活动的重要内容，小说也未能给予应有的表现。
概言之，迟子建在鄂温克人近百年来的生存状况和当下困境的地域书写上，展示出特有的艺术魅力，却在“代言”鄂温克人的精神活动方面，留下些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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