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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读冰心的《两个家庭》和《最后的安息》
本文重新解读冰心的《两个家庭》和《最后的安息》，认为冰心在创作具有传统与西化的两面性，她一方面追随先进理念，另一方面又有着时时准备退回到自己的小家之中的妥协性。冰心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人的创作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察问题的方式，二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冰心，历来以文字清新，情感细腻闻名于世。这与她的家庭环境大有关联。一方面，冰心的父母姐弟关系很好，家庭氛围和谐民主，这让她从小就善良而温柔、文雅;另一方面，她也因父亲的工作认识了不少海军士兵，培养出坚强的性格。在文化教育上，她在家里阅读了古今中外的许多书籍，后来又进了教会学校念中学，同时受到中西两方面文化的影响。在教会学校中所接受的灌输，更让她形成了“爱的哲学”。
根据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的说法，“即使文学革命没有发生，她仍然会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诗人和散文作家。”甚而还会“更有成就，更为多产”。他还认为，如果冰心从小只读中国诗词就更好了，但是“她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只徒然地鼓励了她说教的倾向，破坏了她的感性”。笔者认为这段评价尽管并不客气，但确实指出了冰心在创作方面传统与西化的两面性，以及她一方面追随先进理念，另一方面又时时有着准备退回到自己的小家之中的妥协性。
冰心早年刨作的小说多是问题小说，这些小说集结为自选集《去国》。在这个集子的12篇小说均用平实的白话文写就，结构简明，风格清新，富含寓意，并没有过去一般女性作品矫揉造作的弊病。从小说主题来看，也并不单一，一部作品往往展现了多个“问题”，例如《两个家庭》兼有社会弊端与家庭痛苦两方面的展示。冰心所创作的问题小说，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人的创作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察问题的方式，二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以冰心19岁时发表的小说处女作《两个家庭》为例，此作虽是冰心第一次公开发表小说，但已经有相当的文学水准。这篇小说的主旨显然是要借陈先生的经历，写留洋归国学子的失意，与对祖国现状的不平。但她却没有直写不平之事，而是先以一则“家庭与国家关系”的相关演讲作开头提点，接着由妯娌间谈话，引出几个人物渐次出场，交待背景，铺垫气氛，众人谈到陈先生的家庭，不由嗟叹。到了陈先生亲自为他的处境作答时，故事已至高潮。原来陈先生的悲剧并非只是一家的悲剧，而是当时青年普遍性的悲剧：留学归国后本想为国家贡献力量，但现实黑暗，报国无门，满腔的热诚落到空处，只有“寻那剧场酒馆热闹喧嚣的地方，想以猛烈的刺激，来冲散心中的烦恼”。妻子不理解他，反误会他，子女缺乏教育，放纵无端。陈先生从一个志满意得的青年，落到如此空虚颓废，岂不正让当时许多忧心国家的青年感同身受。在知悉了他的家庭状况，生活境遇之后，读者怀着疑问，再看他历数时局之弊，生活之苦痛，人生之颓唐与无奈，便格外能激发同情与愤慨。
最后，陈先生一家的结局，也并未直称，而是在对谈中展现。作品的收尾，则复归至开头的李博士所作演说，“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的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上来。首尾和环，结构精巧，虽然叙述有些松散，仍不失为佳作。
然而，这篇“问题小说”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分析的地方。其实只要通读过当时其他人的问题小说，将之横向比较，就会发现冰心的这篇作品中，第一人称叙述者与主人公是分离的，叙述者是文中的“我”，而主人公则是“我”的邻居陈先生。这两个人物之间，不仅因为隔邻而存在着物理意义上的墙，更存在着心灵上的巨大隔阂。这就是该小说起名为《两个家庭》的原因，冰心本就有将两者刻意作比较之意。
在《两个家庭》中，叙述者是这样叙述她所看到的陈先生家庭的：
“原本长了扁豆的篱笆，被陈家的小孩拔掉根，整个枯黄了。”
“墙壁被炊烟熏得很黑。外面门口，堆着许多什物，如破瓷盆之类。”
“那个大宝哭的很利害，他的两个弟弟也不理他，只管坐在地下，抓土捏小泥人玩耍。”
“表妹悄悄地对我说：‘他们老妈子真可笑，各人护着各人的少爷，因此也常常打吵。”’
“陈太太……说着就从袋里抓出一把铜子给了大宝说：‘你拿了去跟李妈上街玩去罢，哭的我心里不耐烦，不许哭了!”’
“陈先生又生气走了。……他们拌嘴不止一次了。”
这里所写的，不仅仅是一个不幸的家庭，而更显得像一个无文化的、庸俗的家庭。可这一家之主甚至还是个留学生。可以说，叙述者在这里隐含了中国传统小说常常表现的一种态度：家主无能，持家无方。才会导致现在的这种糟糕状况。
而作为对照，叙述者自身所处的家庭，就是天差地别了。《两个家庭》中也有很多篇幅，用于体现“另一个家庭”——“三哥”的家庭的和睦。这一点尤为表现在兄弟姊妹之间的亲爱友善，子侄辈的聪明可爱上。在这个家庭中，有闲来翻译外文作品的三哥夫妇，既显才能，又文雅风流，“红袖添香对译书”;有聪明的侄儿，唱歌清亮，引发大家一齐拍手。再看那“微微的风，送着一阵一阵的花香”，“我们又在一处游玩。夕阳西下，一抹晚霞，映着那灿烂的花，青绿的草，这院子里，好像一个小乐园”。如此明媚风景，闲雅之趣，与那位陈先生深陷泥沼的家庭仿佛是两个世界。似乎本该是作品主题的——黑暗的中国、壮志难酬的青年——在叙述者的家庭构成中完全体现不出来。如果说经济决定境遇，那么照文中所言，陈先生的职位比三哥高，工资比三哥多，本该比三哥过得更好，可实情却是陈先生家充满了不幸，三哥家则幸福洋溢。对此，三哥问陈先生：“至于素志不偿，是彼此一样的，为何我就有快乐，你就没有快乐呢?”而陈先生的回答说，这其实也并非全然他的个人原因，而是整个社会令他灰心失望，家庭中又有种种的烦心事，让他不得安宁。这里的回答，是符合当时的惯常思路的，但如果简单地认为，冰心写的只是普通的社会家庭问题小说。只是普通的揭露黑暗，就无法理解她为何要写如此阳光的另一个家庭了。很明显，陈先生的悲剧，不是个别的家庭的错，而是同时代人的共同痛苦。冰心写此家庭问题，也是为了激发青年们感同身受之情。然而，既然问题如此普遍，《两个家庭》中的另一“三哥”的家庭，为何全然不受影响呢?难道不也是生活于同一时代，难道不也是归国青年?有妻有子，境遇何等相似?那么，冰心的真实用意究竟为何呢?
在作品后面，三哥谈到陈先生死因时，或许可以看到一点解答：“不过因为他这个人，太聪明了，他的目的希望，也太过于远大。”所以才会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终致不振。至于“三哥”的家庭，则是从一开始就安了妥协之心，并没有强烈的报国之愿，一心只想管好“小家”即可。同是留学归国，陈先生愤懑于社会不公，三哥却安于小职位。同是娶了新式教育的妻子，陈太太便总用“女权”作武器，攻击丈夫。而亚茜却能文雅风趣，红袖添香。同是生了孩子，陈太太不教，孩子便没教育，整天闹腾。三哥家的小峻却聪明安静，好学有才。陈家每况愈下，最后落得死的死，散的散。三哥家却如此和谐，简直可作模范家庭。
然则，把这个模范家庭摆在这篇本来用意为揭露社会与家庭痛苦的作品中，实在太不合时宜了。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来表彰这个家庭：作为一家之主的三哥，是安贫乐道，对于社会和工作，没有半点怨言。作为妻的亚茜，是贞静贤淑，既不要求“女权”，也不四处玩乐，而是安静地待在家里，以陪同丈夫的兴趣和教养儿子为业。作为儿的小峻，又安定得简直不像那个年龄的孩子，对大人的话毫不反抗，而总是完全配合的。这就是冰心所欣赏的家庭，也恰恰是一种旧式的家庭。虽然有一些新的因素，例如，留学的丈夫、会英文的妻子、新式教育下的孩子，但家庭的本质却仍是旧式的。从这篇冰心的处女作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她日后创作思路的某些端倪。她生活在家庭民主的环境中，也接受了新式教育，思想开阔，但是，正是因为家庭的幸福和谐，长辈的关怀，使得她不能抛下自身地位的影响，而安于旧式的美德，无法彻底投奔向新思想。
冰心对于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环境，是相当满足的。因此，她便经常以俯视的视角，怜悯的眼光，来看待挣扎于俗世痛苦中的芸芸众生。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感觉到环境的美好和谐，自身的平和优越。
这其中的又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最后的安息》。
在这篇小说中，十二岁的城里的少女惠姑，来到乡下的自家别墅度假，她认识了一个差不多年纪的乡下姑娘翠儿。两人的境遇全然不同，一个是有文化又活泼大方善良的城市少女，一个是可怜老实贫穷的农村少女，但出于同龄孩子的感情，两人成为了朋友，惠姑帮她做事，告诉她城里的事，还教她识字。两人过得非常快活。可终归，惠姑劝翠儿寻求自由的话被她婆婆听见了，翠儿遭到了毒打，终致死亡。
翠儿的死，惠姑是要负责任的，这本是一个深刻的，关于生存与自由的问题。然而，冰心只以她的启蒙者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件。在她的笔下，这个沉痛的故事成为了文明世界的启蒙者，对蒙昧世界的被启蒙者施予教育，然而最终失败的经历。
我们可以看出，冰心是着力想表现悲剧氛围的，她写女孩子们的纯真友谊，写翠儿的聪明和对自由的向往。她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少女，然后让封建的家庭把她活活折磨致死。
然而，我们依然不能简单地将这部作品看作是对非人性的封建家庭的控诉。因为，《最后的安息》并不具有血淋淋的残酷性，翠儿的死，只是最后的结局，而全文中的大部分篇幅，始终都在展现一个温情的世界。冰心的文字并不偏激，而是充满了理想的色彩。她写两个女孩子在一起玩耍时，外面的世界贫富悬殊，这里却连成一片，“造成了一个和爱神妙的世界”。纵然翠儿最后死了，她也让阳光从窗间照进来，接她去到极乐世界，得到“最后的安息”。她为世间的残酷，笼罩上了一层带有宗教色彩的面纱。
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故事，在当时的中国相当普遍地出现。然而，这个故事的内涵，被冰心想得太简单了。无论是冰心，或是故事的主人公惠姑，都不认为惠姑要替翠儿的死负责，而只是对她施予同情，以及死者终究享受不到的宗教关怀。但实际上，惠姑是确然要对翠儿的死负责的。她唤醒了翠儿对自由的向往，然而翠儿既没有她那样的经济条件，甚至人身也是不自由的，她不过是个童养媳罢了。惠姑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观念灌输给她，最后导致这样的结果，理所当然。冰心揭露了封建家庭的罪恶，女性的不自由，却忽略了整个事件中主人公自己的错误。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在整篇文章中，她着力写纯真的童心可以忽略贫富与阶级的差距，但实际上，惠姑这个主人公，一直是以施予者的态度来对待翠儿的。在经济上，惠姑家有房有产，出门有仆人陪同;翠儿生活贫苦，每天都要干粗活。感情上，家里的人都关心她照顾她;翠儿却“生在世上十四年了，从来没有人用着怜悯的心肠，温柔的言语，来对待她”。生活上，惠姑来乡下只为度假，有着无数的自由闲暇;翠儿却常常不能出门，就算出门也只是劳作。文化上，翠儿更是远远不能与惠姑相比。所以，惠姑尽可以对翠儿施予帮助，施予爱和同情，进行文化教育。所谓纯真的儿童交往，其实是充满优越感的一方，对于感恩者的赐予罢了。再来回头看看她俩建立友谊的那一段故事，惠姑虽然年龄比翠儿小，却能用一番话，造就冲破她心中黑暗的光明，让翠儿感动落泪。然后又抚摸安慰她，让那“同情，和感恩的心”，造就一个和爱神妙的世界。事实上，若真是普通的孩子们的交往，又怎会出现“同情和感恩”这种感情呢?显然这种感情的方式是：惠姑—同情→翠儿，翠儿—感恩→惠姑。这种模式难道不让我们联想起什么吗?这不正是中国传统小说中“小民遇贵人”，再加上圣经故事中的先知与信徒的组合吗?冰心受到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影响甚深，这恐怕也是其中之一表现。
然而这个做出启蒙者，施予者姿态的贵人，终于也在现实面前退缩了。当翠儿的婆婆对她又打又骂，揪她回家时，惠姑还欲阻拦，但那婆婆对她一狠，她便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朋友被带走。回家之后，又只偷着哭，不敢告诉父母，“恐怕要说她和村妇拌嘴，失了体统”。最后，惠姑也没有把此事告诉父母，可见体统也比朋友的命重要。这篇作品在这里暗藏着令人震颤的真实性：自得的启蒙者终于龟缩于体制与面子之后，而之前多么友爱的好友，实际上已被她下意识地放弃。自诩为文明的启蒙者的主人公，与象征着落后封建势力的翠儿的婆婆，在对待农村少女的态度上其实是同样残酷的。然而，这种真实，或许已是《最后的安息》中最后的真实了，冰心终于从现实逃了开去，在结尾处，她用善良纯真的小朋友的单纯的心，带给这一本该凄惨恐怖的死亡，以温暖的宗教之光。“灿烂的朝阳，穿进黑暗的窗棂，正照在她的脸上，好像接她去到极乐世界。”就这样，冰心也只好逃往宗教的极乐世界了。
冰心的才学很丰富，文学的感性也极佳，但她，从内心里，却只把知识当作知识，把文学当作作品创作而已，至于知识所带来的科学精神与思维方式，文学带来的灵魂关怀与救赎，她却未曾领悟到。她在早期的问题小说中，依靠自己敏感的感觉发现并提出了许多问题，然而她始终都没能以“自省”的态度来反思问题，因此也拿不出解答，就像茅盾在论冰心的作品时所说：“但这，显然没有在作者的估计之中。她只用疑问的眼光看她那个‘问题’。”(《冰心论》)当然，茅盾其实说的也不全面。冰心并没有只提问题，不解决问题，她也在尝试着在创作的过程中去发现问题的成因。在《两个家庭》中，她发现的成因就是“不够平和，不够努力”。在《最后的安息》中，她也只觉得是落后地区女性命运的悲惨。她其实是把本已看见的严重的社会与家庭问题，以她的方式简单化了。
冰心一辈子到过很多地方，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经验，但这些，对于她骨子里的对于既成传统的信赖，并未有所改变。这其实是从大流，情于思考的表现。在她还在大家庭中的时候，她遵从着封建传统。在进入教会学校后，她又顺应了宗教传统。建国之后，她又开始以童稚的口吻歌颂新时代建设。她从小就能捐钱支持革命，也曾撰文为底层的民众呼吁，但这不过是她的善良所致，而并没有多少信仰和理念的成分。既新且旧的家庭，让她能够在一定的限制内，最大限度地接触外来的营养。因此，她也就获得了一种改良主义的态度，认为传统体制并没有错，只要好好改良，就能旧瓶装新酒，成为新时代的楷模。用常见的话来说，就是“只要一个普通人一辈子辛勤劳动，总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在她看来，一个接受了她所认为的“正规的西方现代教育”，再回归到传统的平和稳定的家庭，方才是一个好的家庭。站在这个立场上，她再居高临下地去看其他的家庭，便只剩下叹息与同情了。那些失败者，虽然也有社会的原因，但在她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来看，不外乎是太过偏激，或是不努力、运气不好等等所致。若他们都能如“三哥之家”一般“折中，公允，调和”，则好的家庭并不遥远。而实际上，哪怕是陈家那样的，她所认为的可怜的家庭，也是颇有钱的，陈先生说着“经济上一天比一天困难”，实际上他们不但请的起佣人，还有闲钱吃喝玩乐，陈太太也颇时尚的。愤懑发泄的方式，也是去外面看戏喝酒乱花钱。真叫劳苦大众看了，只怕要说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这就是她所能够接触到的，所能理解的痛苦与悲哀，实质上只是上层社会的人顾影自怜式的悲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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