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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作品中家庭观的嬗变
导语：在之后的创作中，冰心直面女性生存状态现实，对于新贤妻良母主义在现实中的实施及其与女性自我实现的关系都进行了不断的反思。
冰心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家庭观，是建立在前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观念之上的。她要求女子受教育的思想，虽然并没有超出维新运动中“兴女学”的思想水准，但面对新型家庭的矛盾，确实有着新的探索，尽管这些探索有时不免会在社会现实面前碰壁。今天一部分女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正是昨天冰心的继续。马克思说得好：“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冰心以小说的形式提出了家庭问题，不仅呈露了作家的某些见解，同时还勾画了一幅在她内心映照着的社会生活的忠实画卷。
一、“相夫教子”
在冰心的小说中，首先提出的是女子教育问题。在封建社会里，“女子无才便是德”，从而剥夺了女子的受教育权。十七岁的冰心带着中国式的家庭教养和西洋教会式的文化熏陶闯入文坛，小说《两个家庭》就是她的“少作”代表之一。小说中好逸恶劳的陈太太和勤劳贤惠的亚茜正好形成了有力的对照。在小说《两个家庭》中，冰心褒扬亚茜，无疑是对女子教育的赞颂和对社会现实的抨击。我们从《两个家庭》中看到，冰心赞赏的模范家庭，具体地提到过两个内容：一是“对译书”的恬静气氛，二是对孩子的良好教育，而实际意义还在于提倡女子教育。可以设想，如果亚茜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对译书”与三哥的家庭也就势必无缘，当然更谈不上对孩子的教育。在这方面，小说还有两个细节很值得引起注意。其一是亚茜教家里的女佣识字，其二是通过“我”母亲的口说出，陈太太(小说中被贬斥的另一类家庭的主妇)的不能自立，是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之故。作者强调女子教育的意向在这里流露得相当明显。小说中好逸恶劳的陈太太和勤劳贤惠的亚茜正好形成了有力的对照。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把女主人公的生活安排在单门独户的新式小家庭里，是颇具匠心的。在这不同于传统大家庭的自主空间里，女主人公可以独立承担起自己的生活角色、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新式小家庭代替老式大家庭，这是一个精巧的叙述策略，如此可以将亚茜的美德与封建妇德剥离开来，构成有意义的提示，亚茜的美德并不具有封建愚昧思想的性质，而陈太太的不理家政也不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读。在新式小家庭这一特定情境中，女人的品性、生活态度与家庭命运休戚相关。亚茜的勤劳贤惠换来了丈夫的发达、儿子的健康以及家庭的温暖和生活的幸福，而好逸恶劳无心家庭的陈太太则使才华横溢但报国无门的丈夫更因家庭生活的烦闷而日渐消沉，直至最后家破人亡。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女人的品性不仅决定着家庭的命运，同样也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这就彰示了冰心早期的女性观――相夫教子间接造福于社会是女性自我实现的途径之一。
二、“新贤妻良母主义”
在《两个家庭》中，冰心充满美好希望地认为相夫教子间接造福于社会是女性自我实现的途径之一，但到了小说《秋雨秋风愁煞人》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到作者对于自己以往的观点有了一定的修正。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我的学生》中的S，几乎就是亚茜的后续版本。只不过S比亚茜更有才华、更有活力、更乐观，不过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不再是单纯的肯定和赞许，其中还增加了新的思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冰心对于女性个体生命的尊重、爱惜和关注，一贯乐观的S面对自己的处境而展现的“冷静而含着悲哀的抬头望月的脸”正是女性对于自我的一种思考。
即使是面对新式的小家庭，所谓的“新贤妻良母主义”能否得以真正实施，处于创作中期的冰心对此也有了新的思考。在《我最尊敬体贴她们》中冰心以男子“我”的眼光来看待现实生活中的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同在一个机关里面办事(妻的地位似乎比丈夫还高)，作为朋友的“我”去他们家做客，假如饭生菜不熟，或小孩子喧哗吵闹，做丈夫的就会以责备的眼光看太太，太太却以抱歉的眼光来看我们两个，此时作者借“我”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对现实家庭生活中女性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强烈不满――“天哪，她不是和你一样，一天坐八小时的办公室吗?――我不是说一天坐八小时的办公室，请客时就应当饭生菜不熟，不过至少他们应当以抱歉的眼光对看，或者同以抱歉的眼光看我。至于把这责任完全推给太太的办法，则连我这一个女性的男子，也看不过了。”可见冰心非常清醒非常敏锐地觉察到了在这个看似新式的小家庭中所潜藏着的男权文化意识，同时也暗示了要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施新贤妻良母主义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当然这段表白也进一步证明了冰心所倡导的“贤妻良母”与传统妇德在本质上的分野，同时也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性别意识”和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思想。
三、矛盾中的嬗变
在早期的《两个家庭》中冰心认为相夫教子间接造福于社会是女性自我实现的途径之一，但到了创作中期，冰心在对“相夫教子”与女性自我实现之间的关系上已有了明显不同的看法。当冰心本人实践了妻子的职责之后，矛盾就更加明显了。一方面，她擅长表现的家庭在内容上得到了充实;另一方面，作为作者的她，又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两个家庭》时期对家庭所抱的美好愿望，而是现实地面对着知识妇女难以调和的婚姻与事业的冲突，流露出矛盾的情绪。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冰心作品中流露出了这种情绪。此时，她已没有心思再谈女子教育问题了，然而她表现的婚姻与事业这一对矛盾，实质上就是女子教育问题的必然延伸。很显然，这是当初提出女子教育问题时未及考虑的。这时，在现实面前，她无法回避了。对于这一矛盾的结局，冰心大约是感到茫然的，她因而称之为“婚姻生活是解不开的死结”(《我的房东》)。这一“死结”，虽然未必就“死”，却是直到今天仍未完全解开的。
在冰心“爱的哲学”中，她讴歌女性无私的母爱，同时也明确提出女人须当“贤妻良母”须“相夫教子”，为这样的论调她曾沉寂过，但在改革开放的日子里，她又理直气壮地再度予以宣传，一次，向民主促进会妇委会谈及女教师职责时，她就强调女教师，既要当个“优秀教师”，还须当个“贤妻良母”。基于这样的观念及其在创作中的一些表现，有论者认为，冰心的创作乏于“女性的自我”，她的自我“不具有现代性内涵”;他们还觉得冰心作品或“没有性别意识”，或缺少“重大的性别视点”;而母爱文学则制造了男权话语的“母亲神话”，由“母爱”与“妇德”达成同构的作品，是“女性意识的一种退步”。当然也有论者为冰心辩护，提出“冰心并不是单一的女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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