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散文家奖的获奖感言参考
很高兴能够获得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感谢组委会、各位评委及南方都市报。这个奖与其说是嘉奖我个人，倒不是说是在嘉奖梁庄。在这个光鲜华丽却又尘土飞扬的时代，梁庄的农民，从梁庄出发，在中国大地上迁徙、流转、离散，去寻找那“奶与蜜的流淌之地”，寻找幸福、公平和正义，宛如“出埃及记”。
但是，梁庄人却成为一种反讽的存在。他们没有找到“奶与蜜”，却在城市的边缘和阴影处挣扎、流浪，被歧视、被遗忘、被驱赶，身陷困顿。对他们而言，律法时代还远未来临。他们仍是被遗弃的子民。他们承受着这个时代最深的重压，但同时，却又那么坚韧、乐观，永远不放弃内心的渴望，不放弃对温暖、尊严、团圆和救赎的渴望。我愿意因这个重要的奖项而让更多的人去感受梁庄。我要感谢梁庄和梁庄人。我从那里得到的，将永远无以回报。
帕慕克在凝视伊斯坦布尔时，他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呼愁”(huzn)。用中文来翻译，“呼愁”或可以用“忧伤”来对应。“忧伤”，是一种集体情绪和某种共同氛围，蕴藏在这个时代的每一处废墟之中。并且，我们越是决心清除这一废墟，“忧伤”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心中。
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梁庄的乡亲们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于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于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然而，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我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
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影子。用哀痛的语言来传达忧伤，那共同风景中每一生活所蕴藏的点滴忧伤。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
我将永远站在大地的尽头，卑微而又热忱地倾听来自故乡的、大地深处的喃喃低语。
最后，衷心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感谢我的父亲。《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都有他的劳动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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