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的那点事儿》校庆感言:
校庆感言:中学的那点事儿
黑板为什么黑?粉笔为什么白?
一点儿也没有夸张,我是哭着走进中学大门的。对了,那时中学搬迁,新校舍仅一幢一层楼房建在水沟边农田中,整个学校连门都没有。
为何泪洒上学之路?因我家境极差,小学毕业想继续读初中成为我的奢望。父亲身体不好,养育五个儿子及两个女儿其艰辛可想而知,母亲是个文盲——记得小学时候有一次,她叫我去摘蕃薯藤,“短命儿,好吃懒做(指我在写作业),快来摘蕃薯藤哪,猪栏里的猪快饿死了哩!”我说:“……老妈,我在作文哪!”她居然说:“做坟做坟,做阿妮坟!坟做起把你葬里亡啊?!”对于母亲来说,我不但有没有读书之命无关紧要,而且连我真的生命没有了恐怕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真的,她经常冲着我唠叨:“你这个短命儿,到能介还不死死亡……”我是母亲的第九个孩子,自从懂事起,我听她没叫我名字,一直呼我“短命儿”。她有时还在我面前提起很久之前有个儿子怎么饿死的事,我不知道她讲这是什么意思,反正母亲在提死去的儿子时,她似乎没有太大的悲伤!
她凭什么要悲伤呢?因为这么多子女已经给她带来了太多太多的生活痛苦与艰难日子,她从小又没有接受过教育,她对我没有理由不嫌烦。但是,我不仅很理解母亲,而且很爱我的母亲,因为她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的几位小学同学,他们的家境比我好,可他们还是早早地休学了。
我父亲年轻时当过壮丁,人生前大半辈的日子牛马不如,然他当壮丁时走过好几个省份,也算是个“有见识”的人,他懂得读书的重要性。而他很无奈,因为他没有钱!我要读初中不经母亲同意,我是不可能读成的。为此,父母亲吵了好几次架,最终是校长潘光耀上我们家门动员劝学,我的母亲就动心了,她把积攒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篮子鸡蛋卖了供我缴了学费。其实我当时也不是特别懂得读书的重要性,只是想逃避担湿稻杆的`活儿。我家当时人口多,生产队里其他东西分得不多,就湿稻杆分得特别多!每一次我去担湿稻杆时,见眼前堆了一座小山似的湿稻杆,就如电影《地雷战》里日本鬼子在垂死挣扎时眼前幻见大地雷似的,我真的觉得此活儿很可怕:湿稻杆又脏又重,肩膀被压得又酸又痛,肚子差点被饿扁,头部让蚊虫丝蝇叮咬……一趟又一趟,挑得我欲哭无泪。
我第一天走进初中的教室,确实莫名的流泪。是悲伤而哭还是喜极而泣?说不准。
我初一被分入一位漂亮女教师担任班主任的班级。此女老师是温州城里人,她怎么到乡下教书?我没有去细究,反正她说话的温州腔可让我受苦了:开学上课时,她在报每一位学生的姓名,她把项有标的“标”字呼成了“鳖”!全班同学当场就哄堂大笑。于是乎,一下课,那些顽皮的男生就如苍蝇盯臭鱼似的围着我大叫大嚷:“项有鳖”、“项有鳖”……把他们赶走了,他们又“飞”过来;我逃走了,他们又“飞”过来……我烦恼不已。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跑到临班去。隔壁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张国清老师是我三哥的同学,他欣然接纳了我。好景不长,老班的顽皮生们,一见我就打,打的轻重都有,他们嫌我逃到别班去了:“项有鳖,你想躲开我们?没门!如果敢告诉老师,下次碰见还要打多点、打重点!”当时大多数顽皮生是六村的孩子,中学新校舍建在六村的土地上,他们是本地人,谁也不太敢惹他们。我亲眼看见潘光耀校长因阻止六村几位年轻人把牛拉到操场上(当时全是泥地,操场边青草茂盛)吃草,结果,一群六村赶牛的青年人向潘校长丢牛粪干……
六村的顽皮生们追打我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当时学校里没有音乐室、没有体育馆,供学生活动或娱乐的器材与项目很少,再是学生自身不像现在孩子拥有手机或电脑,他们的课间没有可玩的内容,一下课似乎只有围着我叫叫“项有鳖”、“项有鳖”才有娱乐内容,他们以此来开心地打发时间,以“充实”他们无聊空虚的精神生活。
好一段时间,我在学校一直处于被挨打的境地,有时被打哭了回家也不愿意讲:因为进初中读书似乎是我自讨苦吃的。
还有一个场景,令我至今难忘:有位男老师叫沈加珍,他是外地人,是唯一的住校教师。有一次,我在校做值日,窥见他在自己的寝室里烧蕃薯吃,当沈老师出门倒水时发现六村里的有几个学生从窗户爬进教室去摆课凳桌打乒乓球,沈老师不同意……他们就围攻沈老师,有一位叫“阿农”的学生居然跑到沈老师的寝室中把他已经烧熟的一铅锅蕃薯,全踢翻了……他们连对待老师都这样,何况对一位家境困难、身材矮小的我?!后来,不知谁告诉我,沈老师英年早逝……我听后呆了半晌,泪珠情不自禁地滚出眼眶。我为自己没有为他送殡,一直耿耿于怀。
初中班主任张国清老师是个敦厚的人,他没有收学生的一丝一毫钱物,把学生叫到自己家里搞复习。我有幸也是被“复习”的对象,我、张壮勃、范定来、张菊凤(绰号白骨精,下垟街八村踩高跷她因为漂亮被请去扮《西游记》里的白骨精)、张丽琴、朱小燕等同学都到过他家。他家好像住在潘宅,我们在张老师家读完课文、背好古诗之后,出于好奇偶尔还帮他妈妈“挑”(用缝线针戳螺丝壳里面的肉,然后顺势转动螺丝壳直至其肉出来)螺丝肉。这些螺丝是张老师“耙”过来,因我有一天亲眼看见张老师身穿背心站在河水中“耙”螺丝的情景:他头部出水,双手在水中紧握工具在前后不停地使劲挪动着,看上去他很吃力,因为河水平面被他喘出的气吹出了一个小小的“波洞”……怕他看见我不好意思,我没有与他打招呼,就悄悄地离开了。我不知道他当时教书每月工资多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一有空就去“耙”螺丝,我只记得他有一天把一箩筐的螺丝倒在锅中烧熟后,从锅中捞起来倒在木桌上,让他妈妈还有我们一起用针去“挑”螺丝肉……我装着低头在桌板下丢螺丝壳的样子,趁大家不注意偷偷地吃了几个螺丝肉!说“吃”,其实还有点不恰当,应该说“吞”螺丝肉。因为我如果把螺丝肉放进嘴里之后,一旦慢慢去嚼,就会被别人发现,我不敢慢嚼细品,只能乘人不备快塞速吞。我到底“吞”了张老师辛苦“耙”来的螺丝肉几个?张老师他至今肯定都不得而知,我也忘了,我仅记住我确实干过这么一桩难以启齿的事。幸亏当时科技不发达,张老师家没有安装监控设备什么的,不然我早就“出名”了。也许有人读到此定会叫我别写这件“丑事”,但在我觉得不写它心里难受,脑里老是挥之不去。每当我想到它,我就会莫名的感动,并会浮想联篇——张老师的妈妈及其他同学果真都没看见我那天快塞速吞的动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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