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精选12篇）
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写过事迹，肯定对各类事迹都很熟悉吧，根据范围的不同，事迹可分为集体事迹和个人事迹。那么什么样的事迹才是规范的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精选12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1
安庆江边，陈家的老屋早被拆毁，老屋的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明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提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
陈长璞沉浸在回忆里，面带遗憾地说，当年老屋是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有一丈多宽，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
老屋旁残留的一角是当年陈延年、陈乔年的读书室，如今低矮、破落，出门就面对着一个公共厕所。有关部门曾经在墙上镶了块“文物保护单位”的招牌，可是里面还有几家住户，住户们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这是一个被忽略、被遗忘的角落，如同安庆城的气质。很少有人记得，这个三级城市一个世纪前是安徽的省府，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这里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受到“托匪”的牵连，陈独秀的子女们，自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叶尚志少时离陈家故居南水关只隔几条巷子，他初中时虽偶然听说陈独秀蹲在南京“模范监狱”的消息，但没听说过他的两位公子陈延年、陈乔年的任何情况。在延安、在华北根据地的时候，他也未曾听闻过这两位昆仲英烈。
“知道一点信息是在解放之后，曾与陈延年在广州一起工作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老同志徐彬如直接告诉我，说陈延年是‘小列宁’”，叶说。
叶尚志从工作岗位离休后，多次回到故乡安庆，见到了陈松年。那时陈松年已经是79岁，骨折卧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长女长璞在身边照顾。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在回忆自己的父母时，陈长璞温情地说，他们都是和善、温润的人。陈松年安徽大学化学系肄业，1950年，这个原来的教书先生没有接受安庆二中的聘书，而是去窑厂做工人，谨慎的他担心，他的身份会给他带来风波——“陈独秀的儿子”带给他的不是本应的荣耀与骄傲，而是紧张与忧虑。
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2
王阳明的一生，是一代大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生，是践行儒道、为国尽忠的一生。无论是贬谪蛮荒之地还是戎马倥偬之中，他总是以国事为重，以尽忠为先，以尽孝为念，并且谆谆教育弟子要立志勤学，以圣贤自期，以修身养心、致良知为人生根本，而不以读书做官谋取功名利禄为人生目标。
教导子弟立志勤学
王阳明在《与克彰太叔书》中说：“夫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为习气所汩者，由于志之不立也。故凡学者为习所移，气所胜，则惟务痛惩其志。久则志亦渐立，志立而习气渐消。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
王阳明说：“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可见人生立志的重要。而所谓学问之功，就在消除习气，复归本然善性，这是一个道德修养过程，不可不慎。联系到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所讲“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学规，首重立志，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更凸显了王阳明的从小“立志学圣贤”思想的重要。
勉励子弟以圣贤自期
王阳明在《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书函中说：“近闻尔曹学业有进，有司考校，获居前列，吾闻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门好消息，继吾书香者，在尔辈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尔辈但取青紫荣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读书讲学，此最吾所宿好，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未尝拒之。”
王阳明虽在“干戈扰攘”中，仍寄书子侄，谆谆教导他们立志勤学。在他看来，读书为学，目的不在做官肥家，谋取荣华富贵，而在于确立高尚的道德人格，“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这才是“家门好消息”，是能“继吾书香”的好子弟。他在《又与克彰太叔》书函中要求叔父教育儿子正宪读书尽孝，“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在《寄正宪男手墨》中要求儿子“立志向上”，而不必志在“科第”，称“科第之事，吾岂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
忠义为先，以国事为重
王阳明在《上海日翁家书》中说：“男之欲归已非一日，急急图此已两年，今竟陷身于难。人臣之义至此，岂复容苟逃幸脱!惟俟命师之至，然后敢申前恳。俟事势稍定，然后敢决意驰归尔。伏望大人陪万保爱，诸弟必能勉尽孝养，旦暮切勿以不孝男为念。天苟悯男一念血诚，得全首领，归拜膝下，当必有日矣。”
自古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然而志士仁人虽常怀孝心，但总是以国事为重，忠义为先。王阳明在呈父亲的书函中陈述了“先国后家”的人臣之义，在致儿辈的家书《岭南寄正宪男》中则明确宣示了“我今国事在身，岂复能纪念家事，汝辈自宜体悉勉励，方是佳子弟尔”的“国事为重”的思想。
勇于改过，以改过为贵
王阳明在《寄諸弟》的家书中，特别强调了“改过为贵”的思想，他说：“人孰无过?改之为贵。……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果与人异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者，时时自见己过之功。吾近来实见此学有用力处，但为平日习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预为弟辈言之。”可见，勇于改过，以改过为贵，也是王阳明所提倡的优良家风。
师法圣贤，以致良知为人生根本
王阳明在致妹婿兼弟子徐爱的家书《与徐仲仁》中教育弟子“求古圣贤而师法之”，说：“勿谓隐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谓聪明可恃而有怠志;养心莫善于义理，为学莫要于精专;毋为习俗所移，毋为物诱所引;求古圣贤而师法之，切莫以斯言为迂阔也。”又在《寄正宪男手墨》中强调自己的讲学宗旨，要求子弟以“致良知”为人生根本。他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汝于此处，宜加猛省。”王阳明自提出“致良知”的心学宗旨以后，无论是对门人弟子，还是对家人子弟，皆谆谆教之以“致良知”，这个良知，便是孔孟之“仁”，程朱之天理，“致良知”，既是阳明学派的门风，也是王阳明一家的家风。
王阳明的江西大弟子邹守益对老师的家书给予了精辟的总结和极高的评价，说：“先师阳明夫子家书二卷，嗣子正宪仲肃甫什袭藏之。益趋天真，奠兰亭，获睹焉。喜曰：‘是能授简不忘矣!’书中‘读书敦行，日进高明’;‘钤束下人，谨守礼法’;及切祔道义，请益求教，互相夹持，接引来学，真是一善一药。”这个评论，不仅以阳明之教激励阳明后人，且以之激励同门学子，亦足见王阳明关于确立道德良知对于建立良好家风、门风思想的重要意义。
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3
父辈们文化水平不高，但其身上散发出的精神，影响着大家庭中的每个成员，男女平等、尊老爱幼、友爱和谐、温馨和睦......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德，经过言传身教，在这个家庭中一代一代的传承着。
一、中华美德、言传身教，代代相传。
父亲刘毓明30多岁时患脑瘤，双目失明，全家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母亲黄祖秀一个人身上。在外劳作维持生计、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脑瘤失明的丈夫和幼小的孩子，从此母亲起早贪黑的身影在刘联庆的脑海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母亲的言传身教也影响着刘联庆，尽量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为母亲分担
生活的压力。直到刘联庆的外公去世，后来，外婆患上老年痴呆，一些常人认为比较简单的事到老人那，总会乱七八糟，但母亲从不指责外婆，甚至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一有空闲就带着老人出外晒太阳、接触大自然，直到外婆离世。
1962年，父亲双目失明，手术时，医生曾断言，父亲最多只有20年生命。母亲没有放弃、没有退缩，毅然挑起重担，咬着牙，坚持着。手术至今，已是五十多个春秋，是母亲的坚持和精心的照顾，父亲打破医生20年的生命判决，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现在，刘联庆的父、母亲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体日益老迈。但母亲却不愿为儿女添麻烦，仍然自己单独住，这成了刘联庆的一块心病，在爱人支持下，一家人坚持做老人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老人，将其接到身边。
想到老人年纪大、牙不好，刘联庆一家改换了饮食习惯，饭菜尽量选纤维少的，切得小小的，烹调得软软的，气候变化时，及时为公婆添置衣物，置办生活必须品，尽力适应老人，以使两老能够颐养天年。刘联庆的两个女儿在这种家庭的氛围和言传身教中，也将这种美德传承，对爷爷奶奶非常孝顺，帮助两老做力所能及的事，怕两老孤单，放学回家总会给两老讲学校发生的故事。
刘联庆现在的家庭关系非常融洽、和谐。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理解、支持和帮助，从未发生争吵、打闹情况。当夫妻间意见不一致时，总是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心平气和地解决分岐，取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媳妇心系婆婆，婆婆理解媳妇，嘘寒问暖。
二、教育是立身之本
让孩子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离不开教育，教育是立身之本。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母亲黄祖秀没有因为困难而让孩子们辍学，更没有重男轻女，母亲深知没知识没、文化的危害，常嘱咐孩子要好好学习。正是母亲的开放思想，在刘联庆姊妹中，培养出三个大学生，五个大专生。
因为传承和现实的需要，刘联庆在孩子的教育上舍得投入，宁愿自己少吃、少穿，也不能少了孩子的教育投入，生活上要粗放，精神上要细腻，成为了刘联庆家庭的又一个生活理念。
大女儿在古筝和英语上有天赋，为了能让孩子有一个较高的接受教育平台，2000年，全家东拼西凑四万余元让大女儿到贵阳上学，接受古筝学习及英语培训，多方位提升孩子综合素质。没辜负大家的希望，现在，大女儿古筝已过九级，去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心理健康，快乐的成长。
小女儿从小好动，为培养孩子的耐性，三岁时开始送孩子学习钢琴，母亲每天抽时间陪伴孩子练琴。遇到省、市举办的青少年器乐大赛，都积极参加。经过努力，小女儿2010年考过钢琴十级。多次获得省、市青少年器乐大赛金奖、银奖和“毕节市优秀团员”荣誉称号。
三、真心付出，共创和睦家庭
对于现在的家庭，我感到非常满意，家庭成员之间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的关系都相当和谐，是一个真正和睦的大家庭。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局面，总结起来就是：真心付出、真诚相待、换位思考、包容谦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互动的关系，只要大家能做到一个“真”字，少一点私心，多一点公心，一定能建立起和睦的家庭关系。
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4
在当时中外各种复杂思潮影响下，陈延年因为能阅读法文原著，曾一度信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在赴法勤工俭学之后，陈延年兄弟放弃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在旅法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同被选为委员;后来回国在上海、广州，他是与赵世炎、周恩来齐名的革命家。
1923年，由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派遣延年、乔年兄弟同赵世炎等人从法国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因国共合作的需要，陈延年等奉命回国往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被派往广东工作。
回国后，兄弟俩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郑超麟回忆，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总书记。原以为相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激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谈起了工作。
昆仲双烈
陈乔年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他的哥哥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有时你以为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你旁边的人。
这两兄弟，除了相貌以外还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爱说话，爱讲故事，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几个人会聚一起时，总能听到他的低音。乔年则一声不响。开会时不说话，多人闲谈时也不说话，后来渐渐练习也能克服腼腆而在会场中演说了，而且说得相当好，虽然不及他的哥哥。
这些都是郑超麟记忆中陈延年、陈乔年的模样，“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
1927年，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
陈延年在狱中沉着冷静，说是这家主人雇的烧饭师傅，审讯他的特务看他黑黑的脸，穿着破衣，也信以为真。一天，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江孟邹先生突然收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寄来的一封字迹潦草的信，他拆开一看大惊失色。信上写道：“鄙人于6月26日被捕，现拘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烧饭司务当然不会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衣衫裤都破烂了，天气又热，请先生替我买一套衫裤来。谢谢!”
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5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学术。清代家集编纂刊刻的盛景已成为历史，但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在人们向往书香社会的当下，回望传统显得尤为重要。这令《清代家集丛刊》的出版具有了特殊的价值。
汇集了家族著述的家集，是家族文学传统最为直观的载体。近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家集丛刊》，公布了几个以往很少为人所知的数字：宋及宋以前的家集，仅存世25种，且多为明清人编辑;元代自编及后代编辑的元人家集有15种;明代自编及清代编辑的明人家集有125种;清人自编及民国时期编辑的清人家集，总数达948种。尽管这只是初步的统计，但仍显示出有清一代家集编纂风气之盛。近百余年来，在中国社会经历大变革、大转型的同时，中国人“诗书继世”的家族传统似乎也正在逐渐淡去。
今年7月，词学家龙榆生于20世纪30年代主编的《词学季刊》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在为此举办的一次读者沙龙上，龙榆生之子、复旦大学化学系退休教授龙英才坦言，从中学到大学，自己一直在学校寄宿，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多，龙家的子女虽然在各自领域皆有所成就，但都没能继承父亲的文学事业，龙榆生著述的整理、研究工作只能交给专业学者。
在新近出版的遗稿《我们三代人》中，已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也屡屡提及，祖父汤霖、父亲汤用彤及自己皆以教授中国文化为业，而他的子孙却都移居海外。汤一介不禁感慨：“我们这一‘诗书之家’到我之后就不能再继续了。”
作为技艺的文学传统
何为“世家”?清人曾有过清晰的表述。余集说：“夫世家者，有以德世其家，有以业世其家，有以文学世其家，而穷达不与焉。”钱泰吉说：“所谓世家者，非徒以科第显达之为贵，而以士农工商各敬其业，各守其家法之为美。”在他们看来，世家无关功名地位，无关财富多寡，重在对家族传统的礼敬与坚守。
“人类文明的发展建立在知识传授和积累的基础之上，现代社会知识传授的主要渠道是学校，也许今天还应该加上互联网，但在中国古代，却主要由家庭或家族来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清代家集丛刊》主编之一张剑认为，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家族文化是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掌握住家族就等于掌握了进入中国古代社会乃至当代社会的一把金钥匙。
所谓“三代承风，方称世家”，家族文化传统的养成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沉淀。清代家集中的《毕燕衎堂四世诗存》《长林四世弓冶集》《金陵蔡氏五世诗存》《溆浦舒氏六世诗稿》《桐城方氏七代遗书》《黔阳潘氏七世诗》《八叶诗存》《赐书楼九世诗文录》《张氏十世诗抄》等径以“六世”“七代”等命名，无疑表露着编纂者对于数代持守、终成世家的自豪感。有些家集，虽不以世代为名，但时间跨度可能更长，如《菱湖孙氏诗录》有12世，《海盐徐氏诗》有22世，《宜兴任氏传家集》有24世，均颇为可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蒋寅发现，国外的音乐世家、美术世家很多，但文学世家很少，而恰恰相反，古代中国的文学世家非常常见，家集因此也成为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人其实是把文学，或者说广义的文学教育，作为一种技艺来继承和传播。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选拔官员，还是评价个人才能，文采都非常重要。从汉代开始的察举制度，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都把文采作为一项核心的考核内容。家族对于文学教育的重视，是中国形成众多文学世家的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风貌的视窗
家集的编辑，既是对稿本、抄本、刻本等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是对家族文学传统的缀合、润色与再造。这使得家集在展现文化火种薪火相传的同时，也横向拓展地缘、业缘、社缘等人际网络，展现中国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成为展示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整体风貌的一个视窗。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认为，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文学世家其实并不多，即使像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苏氏家族，其后代的文名也逐渐微弱。同样，清代家集的文学价值未必都很高，与其说它们的作者是文学世家，不如说是文化世家。家集虽然主要是以诗、词等文学作品的形式结集，但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更值得关注。
通过对所知见的786种清代家集编纂时间的梳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清代家集丛刊》另一位主编徐雁平发现，在战乱等非常之际，家族整体遭遇危机之时，编纂家集的热情不仅未有消歇，反而高涨。“清代家集的大量刊刻是在太平天国之后，与之相关的家谱编纂，在同治七年以后年均数量也明显增加。战乱激发文献的新生，或者说浴火重生，既体现出高度的家族责任感和家族本位意识，更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内涵和绵延传承的重要渠道。”徐雁平说。
“家集对颂思祖德、启励后人、寄托家族情思，加强家族向心力、寻觅家族文学的特征和传承、构建家族文学的发展脉络、重现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空间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世家大族往往就是地域文化传统的代言人，他们的家集与郡邑文学总集密切相关，因此家集的整理和研究也有助于人们对地域文化传统的认知。”在徐雁平看来，清代家集数量的迅猛增加，是明清两代文学中家族观念、地方意识强化的表征，也是大批文学家族出现的一种必然结果，家集编辑在清代盛行的背后，是清人自觉的、自有的历史感觉与文化意识，“其中牵涉书名的设计、作品的选择编排、文字的修饰、小传的撰写、评说文字的搜集、世系的确定、人物关系的梳理等，这些举措在有意建立家族文学传统跨越时间的持续性，进而酿造出属于某一家族的‘共同意识’。”
“《清代家集丛刊》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书香之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朱万曙说，这些家族传承百年的“书香”，正是当代社会所稀缺的。
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6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和风尚。而优秀的家风是由和谐充实的家庭生活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构成的。著名法国作家罗兰曾说过：生命不是一个可以孤立成长的个体，它一面成长，一面收集沿途的繁花茂叶，它又似一架灵敏的摄像机，沿途摄入所闻所见，每一分每一寸的日常小事都是织造人格的纤维。环境给一个人的影响，除了有形的模仿以外，更重要的是无形的塑造。家风是一种潜在无形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也影响我们的心灵，塑造我们的人格，这种无言的教育，是打造一个人的人生观和道德修养的最重要因素。
百善孝为先。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辛苦抚养我们长大，我们一定要孝顺父母，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诉我的，我的父母也以身作则，为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记得我还十几岁的时候，爷爷生病卧床，什么都做不了，话也说不出来，我的爸爸从早到晚的照顾爷爷，像对待孩子一样照顾爷爷。爷爷的神志已经不太清晰，清晰的时候想要什么也说不出来，爸爸用各种办法去问爷爷想要什么，非常耐心地去理解爷爷的意思。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年之后，爷爷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没有人想到爷爷卧床之后还可以生活这么久，但在爸爸尽心尽力地照顾下，爷爷确实生活了三年，爸爸在爷爷生命的最后几年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照顾他，完成他的任何愿望。
这是我铭记于心的家风和家训，“百孝顺为先”，“孝敬无底线”，我会牢牢记住这几句话，做一个孝敬父母，懂得感恩的人。在所有的人性品德当中，孝心是第一位，因为如果没有父母的养育之恩，就没有我们的现在，所以说我们要拥有孝心，拥有孝心是做人的基本原则。我会继承我的家风，成为一个孝顺的女儿，不负父母的.教诲和期望。
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7
家风是一种潜在无形的力量，在日常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人格，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它对孩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性格特征、道德素养、为人处事及生活习惯等，每个方面都会打上家风的烙印。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记得小时候，父母经常说起做人要诚实，要学会节俭，不争馒头也要争口气，做什么事都要负起责任，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有钱的时候一定要想着没钱的时候，学会受委屈，能包容别人等，这些看似简单的话语里蕴藏了很深的人生道理，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父母辛勤劳节俭，与人为善，遵纪守法，尊老爱幼，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孩子们，这成了孩子一生的财富，孩子们不但学会了做事，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这也为他们长大稳稳立足社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留守子女问题的出现，独生子女的增多，父母工作忙，压力大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父母过分溺爱，社会风气同化等严重威胁着家庭教育，一代代新人也在经历着一场严峻考验。
当优良的家风被人们淡忘，新生代身上凸现的问题应运而生。如奢侈，虚荣，脆弱，懒惰，享乐，脆弱，抱怨，多疑，自私等问题在年轻人身上越来越明显，严重的还会出现暴力，自暴自弃，自杀等问题，孩子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要从家庭教育中找原因，要从父母身上找问题，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孩子身上一直有父母的影子，孩子身上的问题是父母问题的映射。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感觉现在的问题孩子越来越多，很多孩子虽然身体健康，智力也没问题，但是存在很严重的心理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现在提出了情商比智商更重要的说法。
作为父母，我们必须负起责任，努力给孩子打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空间。比如 团结、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浓厚的家庭学习氛围;为了给孩子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家庭成员之间应该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父母对孩子也要民主，主动倾听他的意见、平等协商。家庭成员间都应注意情感的投入，这是一种心语心的交互，“爱要说，爱要做!”彼此给予温暖、给予关怀。
家风将影响孩子一生，所以作为父母，必须构建和谐自然友好的良好家风，摒弃家庭中存在的不良风气。给自己，给儿女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用行动教育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我们的孩子走的更远，生活的更美好，代代传承。
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8
叶剑英(1897—1986年)元帅，戎马一生，英勇善战，在全国人民心中，是一位为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不朽功勋的卓越领导人。对于家风，叶帅一直抓得很紧，严格要求，一以贯之。他经常对子女们讲“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要求子女铭记“夹着尾巴做人”的家训。
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叶向真读大学期间，每当星期日，要从学校乘坐公交车回家，途中要换三次车，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家里。有一天，“赤日炎炎似火烧”，叶向真冒着酷暑从学校回家，怎么也挤不上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车，在路上折腾了三个小时，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她一回到家就发牢骚，抱怨不派车接自己，叶帅一听，厉声批评说：“你以为这个车是给你们配备的吗?因为我是替党和国家工作，才给我用的车。一般老百姓可以坐公交车，你怎么不能坐?你以为你是谁?”叶帅的严厉批评，使女儿受到深刻教育。从此，她再也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发过牢骚，自觉严格要求自己。
在儿女的眼里，叶剑英元帅为人宽厚，谦虚谨慎，对子女既要求严格，又爱护有加。叶帅常常给子女写信，对他们的读书学习、工作就业、婚姻恋爱等各方面给予指导，鼓励孩子们做小螺丝钉和实干家。叶帅在给叶楚梅的信中，要求女儿“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人，不是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确有一点本事，拿出来为人民做点事，尽点小螺丝钉的作用，这就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做人的目的。不要好高骛远，幻想多而实干少。这一点，可要注意。多少人都说你学得不坏，爸爸是高兴的。但应该懂得还不够得很。望继续努力，日进不已的学习，完成学习任务”。
谈到叶帅的家庭教育，女儿叶向真说，父亲在家里比较民主，但决不是放任，他很尊重别人。父亲相信真正尊重他人，才会让他人透露自己的心声。如果以家长的命令式对待子女，就没办法了解孩子的心声，孩子有什么话也不愿意跟父母说了，等到出了大问题的时候，家长才发现，就为时已晚了。叶帅曾说过，真正要想教育好孩子就必须了解孩子。
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9
彭湃(1896-1929年)，原名彭汉育，广东海丰人，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大革命时期，在广州举办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第一和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后，建立了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家风就是理想主义”，彭湃的孙女彭伊娜说，家里人对物欲都没有疯狂的追求，这个家庭遗传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为了理想奋不顾身。
彭湃家里原本相当富有，是海陆丰有名的大地主家庭，有“鸦飞不过的田产”。但他目睹了国家贫穷落后，民族积弱被欺，农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底层，生活十分困苦。他几经寻求选定马克思主义，立志变革中国社会。
彭湃号召农民起来进行斗争，表示愿意拿出家产来支持农民。母亲知道后十分伤心，边哭边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彭湃回到家里没有一个人肯对他说话，好像对着仇人一样，大哥也以分家相威胁。
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己任的彭湃认定家里的财产都是从农民手中抢来的，应该归还给农民。堂兄代他领回了分得的田契，彭湃便亲自将田契送到佃户家里，可是佃户们却不敢接受，他决定采取一个更激烈的行动。1922年11月的一天，彭湃请来许多农民，当众烧毁了属于他的全部田契，把财产分给穷苦的农民，带领农民参加革命。当初，他的家长希望他成为家族的接班人，而他却成了旧社会的掘墓人。这是他对旧家风的背叛，与此同时，也逐步形成了新家风。
1929年，彭湃被反动派杀害，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英雄已去，浩气永存。彭湃骨子里为革命为理想奋不顾身的特质代代相传，在后人的血液里澎湃不息。
“爷爷为理想而进行实践是无私彻底的。”彭伊娜说。在彭湃的感召和带动下，彭家多人前赴后继走上革命道路。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先后有7人牺牲，其中6人被追认为烈士，最大的35岁，最小的才17岁。
作为红色家族的后代，彭家人没有把自己看成特殊的人群，也不懂得利用一些关系去谋求什么。他们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为家乡和社会的发展呕心沥血。
彭湃的两个儿子，彭士禄与彭洪自小就是孤儿，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帮助，吃着百家饭幸存了下来。其中彭士禄15岁时，几经艰难被周恩来接往延安，之后留学苏联，他是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1983年，他主持了大亚湾核电站的前期工程，为我国科技事业、核工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他从不居功自傲。
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就是彭家几代人传承的共同选择。
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10
马玉兰，1970年3月24日出生，1992年参加工作，现在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工作，工作中认真钻研法律，秉公办案。其丈夫杨振宇在石嘴山市鹏盛化工有限公司工作，工作上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两人自1993年结婚以来，在工作和生活中互相帮助、同甘共苦，组建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
马玉兰同志自1993年以来，在民事审判工作的第一线默默工作了21年。21年，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一个能常年如一日在审判第一线工作的人来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1年来，她始终恪守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工作信条，牢记审判权是人民赋予的，以不偏不倚赢得信任，以廉洁居中树立公正，独立承办各类民事和民商事案件近2000多件，特别是调解成功率高达74.1%，社会效果好，受到了领导及同志们的好评，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公务员、并被记个人三等功一次。杨振宇同志现担任石嘴山市鹏盛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在惠农区，每周只能回一次家，而且因为工作性质经常出差，但为了公司的整体利益而努力工作，从无差错，夫妻二人虽然因工作分居两地，但两人均无怨言，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勤勤恳恳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都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作为工薪族，他们热爱本职工作，作为普通人，他们同样热爱家庭生活。虽然对有些问题可能意见不一，但她们总能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无论大事、小事共同协商解决，夫妻二人相敬如宾，夫妻俩总是尽量完美的诠释父母眼中的孩子，丈夫眼中的妻子，孩子眼中的母亲。父母和婆婆均已是70多岁近80岁的高龄老人，且均体弱多病，每年冬季都要在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娘家在惠农区居住，婆家在平罗县宝丰农村，她在大武口区工作，她就利用休息日和节假日回去照顾年老多病的父母和婆婆，陪他们说说话，一边工作一边尽孝，虽然忙得像旋转的陀螺，但夫妻俩从没有任何懈怠和厌烦。人们都说天下婆媳关系最难相处，但她和婆婆相处得却似亲母女，不管到哪里出差，都给父母和婆婆买礼物，特别是近三年来，她考虑婆婆中年丧偶、老无所养，又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无人照料，心中不安，就亲自将婆婆接到家中照顾，平日对婆婆尊敬有加，每天给婆婆做营养又可口的饭菜，一有时间，她就会和婆婆聊天、陪婆婆上街转转，陪婆婆的时间多了，自然就少了时间照顾父母，她的父母也非常理解她，并不埋怨她的厚此薄彼，并给予鼓励与支持，常给她打电话报平安让她放心。家庭中充满着孝、爱和善的氛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夫妻俩尊老爱幼的言传身教下，她们的独生女和善、乖巧，待人宽容谦让，很爱她的姥姥、姥爷和奶奶，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学习习惯，一家人经常参加举办的各种募捐活动，经常会拿些零钱给乞讨的老人、残疾人或小孩。
真心待人、民主平等是她们全家的处事态度，与邻居们和睦相处，邻居们有些事情做不了或需要帮忙，他们都热心帮助。主动张罗本楼道的共用电量，积极联系修理工修理共用的楼道门，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和谐社区的创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11
我的家庭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也是一个幸福的三口半之家，丈夫和我，还有一个女儿，说三口半，是因为我的婆婆每年有大半年都在我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的丈夫在石嘴山监狱工作，女儿还在上高中。我们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我们全家人在生活中互敬互爱，互相关心，在工作中我们夫妻俩积极进取、爱岗敬业，全家人和睦、温馨，深受邻里和社会的好评。
我和丈夫于1997年结婚，至今已17年，女儿今年已16岁。由于我们夫妻双方的工作性质，一直是聚少离多，对于丈夫来说，家就像是个吃饭睡觉的旅馆，家里的大事小事全部都得靠我这个女人来支撑，刚刚结婚的那几年，我也有怨言，也曾迷茫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其实丈夫也很依恋我，很依恋我们幸福的小家，我渐渐的理解了丈夫工作的难处，也理解了丈夫由于工作忙而有家不能回的无奈，所以，我用我的行动理解和支持了丈夫，同时也为我们的小家庭付出了更多的心血，我因此多次被原惠农监狱党委评为“好警嫂”。
1998年9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对于在基层法院工作的.我来说就更忙了，家和单位，每天总是忙碌地奔波在这两点一线上，有时回到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得去上班，但是尽管这样，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我用我的艰辛换来了今天温馨和谐的家庭。
2005年年底，我公公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婆婆遭受突然的打击，人一下子变得沉默了，也突然间苍老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丈夫商量后，把婆婆接到我家，安慰着老人因失去老伴的失落心情，在生活上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关心，终于使老人从老年丧偶的痛苦中走了出来，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直到今天，老人还和我们在一起幸福的生活。
在工作中，由于我和丈夫都是学法律的，而且都从事的是法律工作，我们不仅经常互相交流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业务上也互相切磋，对彼此的工作也能互相理解支持。2006年监狱合并以后，丈夫的.工作不像以前那么忙了，至少能保证按时上下班，而我的工作却越来越忙了，我们的家庭就完全转换了角色，现在家里照顾老人、教育孩子的任务就基本上全部落在了丈夫的头上，特别是这几年，婆婆的身体不好，患上了高血压、糖尿病，我们夫妻俩经常在饮食上也更多的照顾了老人，尽量满足老人的口味。当然，平时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老公的支持，2013年我所承办的案件数量居全院之首，这也与丈夫平时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最后说说我的女儿吧!说起女儿，那可是我们全家开心的钥匙，女儿性格开朗、活泼，说话风趣幽默，茶余饭后，经常跟我们讲一天中遇到的新鲜事，我们常被她风趣幽默的话语逗得开怀大笑，奶奶疼爱地称她“小坏蛋”。
总之，我的家庭就是这样一个普通而又不失温馨快乐的家庭，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事迹，但从中我却体会到了亲情的可贵和亲人间互相理解包容对于生活的重要性。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我真的感觉很幸福。
好家风模范家庭事迹材料12
孙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字载之，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农民家庭。孙中山毕生奔走革命，不避艰险奋斗不辍，终于取得革命胜利，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他身为大总统时，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以公仆自居，人称“公仆总统”。他的革命奋斗精神和为民办事自居公仆的高尚品德深受全民敬重。
勤俭节约每日四毛钱伙食费
孙中山在总统府期间，多是粗茶淡饭。他两个小女儿说，爸爸当了大总统，我们还不如在家吃得好。
为照顾好孙中山的生活，黄兴请来了一位会做广东菜的厨师给孙中山先生做菜。厨师考虑孙中山是大总统，就按当年给洪秀全开餐的标准，做了有各种图案的六大杂锦拼盘、四个大菜、一个火锅。
孙中山看后说：“今后不要做这么多菜，每餐只给我做一盘豆腐、一盘鱼和一盘青菜。每天标准只用四毛钱伙食费就可以了。”
孙中山勤俭节约，生活十分简朴。他很少花钱，有钱都用于买书，除了书籍他什么家产都没有。他常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卫士，有次天气转凉，有个卫士值夜班，他便把自己用的一顶毡帽、一件雨衣送给这个卫士，怕他着凉。
公私分明拒亲人求职
孙中山非常重视办事公正，主张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反对铺张和腐败。他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以人民利益为重，决不谋私利，并反对任人唯亲的做法。
孙中山的大哥孙眉早年在美国檀香山经商，曾数次捐巨款资助弟弟干革命，可以说贡献很大，功不可没。当时不少同志们向孙中山建议派孙眉出任广东省都督，孙中山坚决不同意，并致函其兄：
“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瞩望，稍失策，怨亦随生……”
孙中山秉公办事，不谋私利，不任人唯亲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是人们学习的楷模。
两袖清风临终不忘托遗志
孙中山曾任民国大总统、大元帅，但他从未置私产，可谓一生正气，两袖清风。除了华侨捐赠他一座房子外，他没有任何私产。
在临终时，他在留给家属的遗嘱中写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所遗的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其爱，以继余志。此嘱”。这里所说的“一切”就是两千多本书籍杂志和一所五间房的住宅。其实这所住宅还是四位华侨见孙中山在上海住的房子不像样，还需交房租之下，合力筹资购买赠送给孙中山的。遗嘱中寥寥数语表明了伟人的坦然心迹，也是这位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光明磊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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