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台收音机的优美散文
一九七九年年底，父亲从湖北农场打工回家过年，我们姊妹三个都还小，我上初中，弟弟妹妹上小学。我们姊妹三个天天扳着指头数日子，盼望着父亲回来过年，给我们能买件新衣裳。
离过年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缠着母亲给父亲写信，甭忘了他过年回来给们姊妹几个带身湖北的新衣裳穿。调皮的妹妹说，她就要一个花棉袄，红色的，上边还有一个扎小辫的小闺女。弟弟说，他要一个红绒裤，我则对母亲说，我想要一个新涤卡褂子，套在棉袄外面好上学。母亲掰着指头算了算，说这三样至少也要二十多块钱，差不多是父亲一个月的打工钱了，母亲疼钱，不答应吧，可又怕妹妹闹人，违心得连声说好，这就找人写信给去。但说过之后，我们三个就忘了，谁也没把买衣裳的事放在心上。我们姊妹三个到底也不知道母亲给父亲去信是怎么说的，后来我推测，母亲不会叫爹从外面买来这些东西，她过惯了紧巴日子，一个钱都能掰成三个用，最会精打细算，能省就省，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这是肯定的，母亲不会忘记叮嘱他：好好干，甭想家，别想孩子，家里啥都好好的，学会节省，别乱花钱，家里锅台上放着几个碗，都等着钱。我想，母亲的心里，一定是这样想的。
我们一天一天数，终于盼到了阴历的腊月，一转眼进入小年，家家户户基本上买齐了年货，我们家还没有一点过年的影子，母亲愁的嘴上挂满了一溜水泡，又没有电话手机给父亲联系，只能干着急，母亲借邻居家五块钱，到集上割了几斤猪肉，其它的年货还没办，母亲正在“火”头上，父亲背着个装着破被子的塑料袋子回来了，胡子拉碴，两只鞋都露着脚指头，就像刚从大前方回来打败的兵。母亲问他挣了多少钱，父亲说今年一共弄了三百多块钱，去了买车票的钱，钱全部都放在口袋里，到商丘下了火车，又买了张到家的汽车票，想再买把糖果到家哄小孩，一摸钱口袋，大眼瞪小眼，傻眼了。口袋空空的，还被小偷用刀片割了一个大口子。母亲还不相信，说会不会卷在袋子里边盛着的被子里，母亲一边从袋子里向外掏着被子，又是抖又是捏，还是不见钱的影子，到最后，母亲从袋子底下掏出个硬纸盒子，母亲问里边装的是啥，父亲说是收音机，在家听着玩。母亲问多少钱，父亲说不多，十六块整。母亲越听越气：都几十岁的熊人了，还玩心不退，过日子不知道大小头，挣钱都比吃粑粑都难，你还净买这洋玩意儿？父亲知道母亲的脾气，坐在板凳上吸闷烟，任凭母亲咋说咋烦烦，装聋装哑巴，就卖你个耳朵听。
收音机买来后，成了我的'奢侈品，在家里走着坐着都拿着收音机，晚上睡觉还搂着个收音机。当时觉得这玩意儿很好玩，外壳深红红的，像红石榴，很鲜艳，一扣开关，“咔嚓”一声，里边又是说又是唱，声音“哇哇”叫，想听天气预报有天气预报，想听戏能听戏。记得我在那冬天的早上，最喜欢听安徽安庆的戏，调子抑扬顿挫，旋律很好听，听了真过瘾，后来才知道那是黄梅戏天仙配。每到放学回到家就找收音机，听十二点钟的安徽台单田芳讲的《杨家将》。晚上睡在被窝里，搂着个收音机，一集又一集听广播连续剧，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多少回到天明一觉醒来，收音机还在被窝里“哇哇”响着唱歌，我不喜欢听歌曲，赶紧把收音机关上。
从那时起，我竟迷上了收音机，听新闻、听音乐。工作之余，茶余饭后，或散步或在下班的路上，了解国内外新闻大事，感受天籁音乐经典，那滋味妙不可言，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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