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韩信战绩考
成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思是韩信之成之败皆与萧何有关。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成也刘邦，败也刘邦。从韩信的事迹与韩信战绩记录，即可以看出韩信其成其败，均拜刘邦所赐。
在刘韩交往中因为有着太多不实的传说，可能人们会认为刘邦是受益一方，而韩信吃亏甚大。但经过全面考察刘韩事迹，应该说在刘韩关系中，韩信获利更多一些。简言之，如果没有刘邦，韩信就是一个亡命天涯的逃兵，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印迹；而如果没有韩信，刘邦至少还可以当他的关中王。理由如下：韩信的作战事迹首次出现在汉二年兵败彭城之后，此前没有明显可以指认的战功，即使在击定三秦的作战中，也没有明确留下韩信的痕迹。可以肯定，没有韩信的刘邦，至少可以坐拥关中与蜀汉，即整个旧秦之地。顺便说一下，攻克三秦时张良也不在刘邦身边。因此，在缺少韩信、张良这种强力外援的情况下，刘邦还是可以取得非常大的成功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韩信是作为战略人才进入到刘邦核心团队的，只是这个过程颇为可怪，更像是一个传说，而非历史真实场景。但在没有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后人也只能接受这种记载。想想也是，一个素昧平生平生的人，刘邦怎么会一下子就委以重任，作战可不是儿戏，人命关天，成败攸关。尽管不可信，也有前不久宋义的前例可证，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当年的宋义也就是一个玩嘴的，到了被委以重任后，就什么也搞不定了。韩信的登坛拜将，情况与宋义颇为类似，但韩信毕竟不是宋义，应该是有真才实学的。刘邦也不是楚怀王，没有一下子就让韩信独当一面，而是给了一定的辅导期。无论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至少可以认可刘韩二人非常投缘，与刘邦张良的关系类似。
韩信的历史地位，主要来源于他的战绩，韩信的战绩，也就是韩信对刘邦最终胜利的贡献率，应该是奠定韩信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后世将韩信视为兵仙，就是与其杰出的战争表现相关联的。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汉定魏代赵齐的功劳算在韩信头上。这种归类可能与张良在汉败彭城后对刘邦的进言有关。《留侯世家》有一关键性的话，即“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这大概就是韩信坐拥上述功劳的最根本的判定。然细考楚汉战争的全部记载，这种功劳归属肯定是有问题的。现以汉定魏代赵齐的时间顺序，将各路战事简析如下。
魏豹在诸侯相王时，被项羽封为西魏王，其地不是战国末期大梁的魏，而是战国早期魏国的河东之地。汉王定三秦出关击楚，魏豹以国相从。至汉败彭城后，魏豹归国叛汉（《魏豹彭越列传》）。《淮阴侯列传》称魏“与楚约和”。 《高祖本纪》、《魏豹彭越列传》及《淮阴侯列传》均称汉以郦生说和未果后，汉遣韩信击定之：“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高祖本纪》）。“其八月，以（韩）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淮阴侯列传》）按这种记载，灭魏的功劳应该完全归于韩信。但不认可这种记载的反证还是有的。比如《曹相国世家》记载击魏战事更加详细，其曰：参“以假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军孙遫军东张，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将王襄。击魏王于曲阳，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阳，得魏王母妻子，尽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赐食邑平阳”。 《外戚世家》亦以灭魏之功属曹参，“汉使曹参等击虏魏王豹，以其国为郡”。《曹相国世家》记曹参的战功曰：“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这里的王二人，当为魏王豹与齐王田广；下二国，亦当为此二国。尽管参加定魏齐二国的汉将众多，但从俘获国王的角度来说，将此二地的功劳归之于曹参亦说得通。
再细考当时记载，下魏地之功，远非韩曹二人所能限，甚至灭魏的时间，也不是汉二年可限。因此汉定魏的过程及功劳大小，还是有重新评判的必要。
可能讨厌菜九的人会说，这个菜九就是喜欢推测，而且还特别喜欢用自己一家的推测，推翻几千年的定论。可能指责菜九的人有所不知，他们认可的定论，其实也是来自猜测。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但既然大家都是猜测，菜九也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大可以拿自己的猜测去对质以往的猜测嘛。大家都是猜测，有必要分个高低贵贱吗？那些个所谓的定论，并不能因为信的人多就可以脱去猜测的马甲。何况那些个猜测是否比菜九的猜测高明，还真不能以相信的人多人少来算，而是要以猜测前所做的功课来定，要以谁的猜测与可能的事实关系更贴近来定。
先来看看魏豹之叛汉时间。记载中有汉二年汉三年之分，根据汉定魏代赵齐的顺序，当以汉二年反叛更合理。汉二年中又有五月、六月两说，二者均可成立。汉败彭城，从汉诸侯皆离心，此时魏豹亦宜生异心，这种时间当以五月为合适。而其实际叛汉，或者说汉知道魏豹之叛，也有可能延续到六月，所谓反形现矣。
再看汉破魏的过程。《淮阴侯列传》显得相当轻松，只几手交换就搞定。而《曹相国世家》的记载，真实度与可信度更高一些。论及曹参之功时，措辞为与淮阴侯俱，而不是“从”，这其中大有深意。从，肯定是隶属关系；俱，则可以是平行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考虑，直到那个时间点上，韩信还没有真正脱离汉大队人马单独操练，有必要让能征惯战的曹参予以辅导。之后论及定代时，曹参的措辞为从韩信，与定魏有区别。据此菜九以为，魏平定之功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韩信。依《淮阴侯列传》，定魏之功应该归韩信；而依《曹相国世家》，则定魏之功当属曹参。在两歧之际，因为有张良的传说在起作用，记载的天平就向韩信倾斜了。其实在韩、曹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汉将参加了平定魏地的行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棘丘侯襄）以上郡守击定西魏地。（祝阿侯高邑）以将军定魏太原，破井陉，属淮阴侯，以缻度军。这种记载表明，简单地将定魏之功归结于韩信或曹参都是不合适的，高邑之定太原与侯襄之定西魏，看上去也像针对整个魏国的功劳。现在不详这几个人是在韩曹之后才开始对魏作战，还是与韩魏同时就开始对魏作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今天至多可以这样认为，韩曹二人之功为击溃了西魏的主力部队，而其他人则为战事的善后收尾。汉定魏之役，也并非如人们以为的那样，以魏豹成擒为结束标志，在魏豹被俘后，魏地的战斗还在进行。只是韩曹的战魏使命，倒是可能在汉二年就结束了。
曹参之封平阳侯，魏都平阳，曹参取平阳，表明其定魏之功。然而靳歙又有下平阳之记录，则平阳又须有辨。秦楚之际，平阳有三，其一即为西魏王之都，其地在今山西临汾西南。曹参“取平阳，得魏王母妻子”之地，及其最后之封，皆为此地。其二为今山东邹县，汉二年，汉将灌婴“击破楚骑于平阳”。其三为今河北临漳西，汉三年，汉将靳歙“攻下邯郸，别下平阳”。所以定魏之功，只与曹参有涉，而无关灌、靳二位。
另外，根据高邑的战功，以缻度军是在破陈馀之后进行的，此时距灭魏已有一段时间，则韩信之袭安邑的以缻度军，或者存在将时间上后发生的事情切换到前面的情况。大概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出韩信用兵的神奇。韩信的战争记录神话色彩颇多，而真实的战争应该是缺少神话的。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还有自魏阵营加入到汉阵营的几个功臣，如祁侯缯贺“以执盾汉王三年初起从晋阳”； 南安侯宣虎“以河南将军汉王三年降晋阳”；肥如侯蔡寅“以魏太仆三年初从”；后面这几个人的事情都发生在汉三年，则魏地之砥定在汉王三年当无疑问，并且与韩信、曹参没有关系了。《高祖本纪》记“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而韩曹击魏事迹只与河东有涉，太原也只有邬东一地。所以，即使是韩信有破魏的功劳，如果将整个魏地的平定，全都归功于韩信，显然不是合适的。
定代之役，《史记》的主要篇章记载甚略，只有《淮阴侯列传》的“汉王遣张耳与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後九月，破代兵，擒夏说阏与”，《曹相国世家》的“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于邬东，大破之，斩夏说”及《功臣表》的“（阳夏侯陈豨）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整个过程的记载就是如此简略，似乎轻而易举，实际情况应该更复杂一点，甚至完全不认可现有记载。先来看看上述史料存在的问题。击代一役在击魏之后展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从时间上来说，要在汉二年后九月由韩信破代还是有问题的。韩信本传说击赵代，亦表明了一种先后关系，《张耳陈馀列传》就没有张耳与韩信击代的记录，与韩信传记所说不同。所以张耳之与韩信俱，当为击赵，而与击代无关。代本来就不是封给张耳的，张耳击代，就不那么名正言顺。《张丞相列传》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也提示赵与代的平定是基本同时的事，而且极可能平赵还在平代之前完成。张苍在击赵前，就被汉封为常山守，属于虚封；这个代相，也极可能是在代平定前的虚封。如果根据《功臣表》“阏氏侯冯解敢，以代太尉汉王三年降”，则定代时间在汉三年似更合理。
夏说之斩之擒有二说，且地点也不一样。夏说的身份是代相国而不是赵相国，陈馀击败张耳后，立赵王歇为赵王，赵王歇又立陈馀为代王，陈馀驻赵辅佐赵王歇，而立夏说为代相国留守。《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二年後九月 魏）“属汉为河东、上党郡”，阏与一地在上党郡。根据地图，曹参破夏说军之邬东地属魏。因此，擒斩夏说之战是在魏地发生，似不合理，莫非代赵军已对魏形成侵略？此事甚令人疑惑，也表明当时的局面极其复杂。定代后击赵，从井陉开始，亦甚可疑，其途径是从代入赵方便，还是从魏入赵方便，这种问题可以请行家一议。如果从魏入赵方便，则定代极可能没有韩曹二人什么事，完全是陈豨的功劳。从现有地图来看，从魏太原方向东向进攻井陉似乎更顺利一些。很难设想，汉军要将一支大部队先从魏运动至代，又从代迂回到魏，再东向进攻赵国。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汉之击赵与击代是同时进行的，应该是平行战役。虽然陈豨的功劳簿只有简略的“别定代”，因韩曹二人的事迹不甚合理，则极有可能定代应当全是陈豨的功劳。何况《功臣表》记韩信功劳曰 “别定魏齐为王”，而不提定代，因此，菜九又大胆推测一下，汉灭代一役，无关韩信什么事，是否存在将陈豨一人之功分属于韩曹二人的可能性，值得深思。《功臣表》中有阏氏侯冯解敢，“以代太尉汉王三年降。为雁门守”，如果韩曹二人都没有到雁门郡的记录，则此人可能是投降了陈豨。刘邦当年有令，以一郡降者封万户侯。这个冯解敢极可能就是代国守雁门者，所以降汉后仍然留用。
定赵之役，现在记忆非常简单，实际上比定魏定代更加复杂。目前对汉定赵的主流认识大致为，在韩信指挥打胜定赵的关键性战役背水阵之战后，赵地的平定就是小事一桩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背水之战后，赵地的事情还远没有结束，而是在荥阳之外，又形成了一个当时的主要战场。
按现在的历史理解，好像擒了魏豹斩了陈馀夏说，魏代赵就平定了。事实比记载或理解要复杂得多。那片广大地区，不是酋首制服就立即归降了，而是有较为艰苦的征服过程。就像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一样，并不是九一八一声炮响，东北三省立即易帜，也是经过至少四个多月才逐步完成控制。而在两千多年前的交通与战争能力条件下，要征服与东北三省相当的地盘，所需时间肯定要多的多。《史记》的相关记载已充分表明，主要战事结束后，各地的战局远没有结束，仍有反复与拉锯，有时甚至还非常激烈，这种局面当以赵地为甚。
史料中有韩信向汉王请求增援的记载，《高帝纪》称“信使人请兵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汉王与之”，《韩彭英卢吴传》略同，表明了汉有增兵赵地的举措。虽然此记载不见于《史记》，不是那么可信，但抛开记载上那个特定时间外（灭魏后），仍然有其合理性。因为综合各种迹象，有关汉王增援韩信，可能还不仅仅是增兵的问题，甚至刘邦还亲自到赵地主持大局呢。按说陈馀赵王歇已擒斩，赵地反抗实力大挫，韩信挟战胜之威，完全可以平息剩余敌对势力，怎么又要增援又要刘邦亲自坐阵？依菜九之见，赵地已成了当时的另一个交战焦点。就如同韩信破齐，楚国救齐一样，赵地一旦被汉彻底征服，整个战局就会向汉方倾斜，这是楚方一定要制止的。《淮阴侯列传》记有“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郦生陆贾列传》“楚人闻淮阴侯破赵，彭越数反梁地，则分兵救之”的记载支持了菜九的这种判断。书剑和谐兄更提出楚可能是派了季布这样的重要将领救赵。书剑和谐兄有《对赵国争夺战的疑问》一帖，对赵地战事下判断道：汉军攻赵，出动了多支部队，主攻（张耳韩信曹参等），辅攻（汉王靳歙周緤等），策应（靳歙灌婴周勃唐厉等），而且汉王也亲至赵地进攻赵军，历时十个月左右。由此可见，汉军定赵，是多么的不易。书剑和谐兄甚至对项羽是否也行进到赵地参战也提出疑问，只是他也没有给出回答。此帖含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大家可以一看。其极有价值的观点是：汉军定赵远不像定魏那么轻松，汉军定赵的时间，从汉二年九月至汉三年七月，约十个月时间。大概在井陉口之战后，汉军继续进攻赵地：原来是赵将的赵将夜、程黑、强瞻，于汉三年投汉军，但只有赵将液“属淮阴侯，”而程黑、强瞻却不属韩信。说明在赵国争夺战中，赵将在不同战场投汉军，而其归属就有所不同。
菜九为什么也接受刘邦到了赵地一说，是因为《傅靳蒯成列传》的几条资料：（周緤）东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兵襄国。靳歙击赵事数度使用从击字眼（从攻安阳以东，从攻下邯郸。从攻下朝歌、邯郸）。以《史记》行文惯例，不特别注明从何人，当是从刘邦。菜九原本以为当时刘邦正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一带，不可能抽身击赵。因此，就将靳歙所从为从吕泽或陈豨的可能。但吕泽此时或者也与刘邦一同被困在荥阳，所以从陈豨击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陈豨与靳歙均为从起于宛朐者，且陈豨为特将将五百人，靳歙可能在此五百人之列。故以靳歙为陈豨部下有其合理性。由于史称周緤从未与汉王分开，则其所从度平阴，极可能是从刘邦。既然周緤可以从刘邦至赵，则靳歙亦可以从刘邦击赵。所以靳歙在从陈豨之外，又增加了其从刘邦的可能性。
再回到赵地的战事上来。为什么陈馀赵歇被汉擒斩之后，赵地的反抗还是如此激烈，可能的原因是，赵地还是保留了大量的武装力量，虽然群龙无首，但也不想就此臣服，在得到楚方的支援后，这些反抗力量声势复壮，使得韩信等客军感到吃力吃紧。赵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就是士民习战，秦平六国时，也就是以赵为主要作战对手的；天下反秦时，王离的几十万大军，也拿不下钜鹿，足证赵是一块硬骨头。因此，虽然韩信在赵作战时间最长，但在最后定功时，他的功劳簿上只有魏齐，而无赵。那么，定赵之功到底归谁呢？可能刘邦的整个阵营都有份，难以划归任何单独个人了。
汉定齐之役，也是不能简单归功于韩信的。菜九曾作漢滅齊戰役考釋，较为详细的考证了定齐之役，考之於史，滅齊問題並非如人們所認爲的那樣是韓信對齊的突然襲擊，而是漢有預值囊粓鰰戰。刘邦让韩信准备攻齐时，已征调走了韩信的精干部队，只余下老弱残兵，靠这种部队显然是无法完成对齐的征服的。因此，到了韩信攻齐时，从来没有归韩信指挥过的灌婴加入了，调离韩信指挥的曹参也加入了。另外还有大量攻齐期间不受韩信节制的部队，如不屬於韓信的漢陣營擊齊部隊計有，陳武軍，蔡寅軍，丁復軍，王周軍，陳涓軍，其中丁復明言是呂澤之部下。韩信所破可能只是田广，而更艰苦的战斗如田横、龙且军就应该是以上述部队为主完成的。网上诸友以为击龙且可能是分几次完成的，言之有理，否则不解释不了怎么会有好几拨人有击破龙且之功。
韩信各种战事的记载不可信处颇多，此论并非菜九故作惊人之语，曾国藩针对韩信战绩亦有过精彩论述，略如下：
《史记》叙韩信破魏豹，以木罂渡军；其破龙且，以沙囊壅水；窃尝疑之：
魏以大将柏直当韩信，以骑将冯敬当灌婴，以步将项它当曹参，则两军之数，殆亦各不下万人。木罂之所渡几何？至多不过二三百人，岂足以制胜乎？沙囊壅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自非兴工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绝，如其河宽盛涨，则塞之固难决之亦复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决，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者莫善于《史记》，太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曾国藩此论，不仅道尽史书中各种神话之敝，亦指出了后世不善思考之看客轻下评判之敝。因此，对韩信的各种战绩当以此心思审核之，方可得其实。菜九自忖对韩信事迹的考察，比较符合曾国藩之论，不知各位看官以为然否。
九、韩信的历史评估何以虚高
经过上述分析大致可以断言，韩信的功劳肯定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大。那么，这种功劳畸高结果是怎么造成的呢。楚汉战争最重要的历史资料《功臣表》是经司马迁传下来的，司马迁完全应该知道楚汉战争的大致情况，为什么要给韩信记下了许多不属于他的功劳呢？这其中肯定有感情的因素在起作用。司马迁为了写史，去过韩信的老家淮阴，韩信之事迹令人感慨处颇多，其发达前的胯下之辱，确实是能触动司马迁心底敏感处。但菜九以为，情感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最可能的原因是司马迁受到了某种误导，这种误导左右了太史公的评判。这种误导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蒯通之言，一个是张良的传说。蒯通之言可能是刘邦有意识让其散布的，而这种言论一旦形成广泛持久的流传，就会深入人心，司马迁对其印象深刻也很正常。张良的传说又是一个流传甚广的口述历史，正好与蒯通之论相辅相成，颇为配套；两者同时流传，自然加大了其内容的可信性。但无论其如何深入人心，都不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就能成为史实。因为实际发生的历史，恰好不甚支持这两个流传久远的口述历史。让我们先来看看张良的传说。
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留侯世家》
这段话的核心落在最后二句，即汉之天下是此三人打下来的，且以韩信为最。但这个记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个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张良说这种话的时间是汉二年汉败彭城之后，当其时，话中所说的三个人除了韩信之外，其余二人还都不是汉阵营中人：彭越是个单干户，汉对彭越并没有指挥权；黥布是否会叛楚归汉也是未知数。彭黥二人作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可以考虑争取的，如果作为依靠力量而纳入作战规划，制定战略，显然不那么可靠。除开此二人，就是刘邦阵营的韩信，在当时也没有机会充分展示才能，是否能真的成为依靠，还有待时间与战功的检验。当时刘邦部下能战者甚众，曹参、周勃、靳歙、灌婴皆是，如果再考虑事迹或受到删节的吕泽部，刘邦的阵营并不缺人。张良偏偏举荐了自己不熟悉、刘邦也不那么熟悉、能力如何还是个未知数的韩信，好像不合情理嘛。帝王之师张良难道会在那个时间里给刘邦出这么一个不靠谱的计策吗？让我们将这一段话放到真实的历史中验证一番，看看其可信性如何。
首先，且不说汉王刘邦当时未必会有此一问，至少这种问话的内容，与刘邦日后的行事轨迹不合。捐关以东等弃之，所谓关以东，即整个函谷关以东，难道刘邦想退守关内，坐享其成？史料明载，除了灭章邯及斩杀司马欣两度回到关中，刘邦一直坚守在荥阳、广武一线，与项羽相持。而与项羽的正面作战，是整个楚汉战争的主战场与主旋律，刘邦屡战屡败，迭仆迭起，所以日后称帝之前，诸侯劝进时言其功最高，并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实情。即此一条，《留侯世家》记录的最后一句“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当时项羽发兵击齐，要黥布助战，黥布没有亲自出马，而是派兵数千，惹得项羽不开心，但这只是事后才能知道的事情，在当时的资讯条件下，汉方未必能知道得如此清楚。而且，以黥布与项羽的交情，这种事情也未必就能造成两者的分裂。如果黥布与项羽分裂，是否就能加入到刘邦阵营，加入之后是否能听刘邦的差遣，皆是没有把握的事。事后来看，黥布之与项羽决裂也是因为突发事件（随何杀项羽使者），另据《黥布列传》，策反黥布之议出自刘邦，由随何执行，似与张良关系不大。《黥布列传》记汉王曰：“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其时间记为汉三年，但因这一段记载比较混乱，很可能与张良所说是同一时间。司马迁之所以要在《留侯世家》提到刘邦依张良之计派遣随何使九江，可能就是注意到两个史料有冲突，故曲为弥合，以便与张良“运筹帷幄”的历史评价相配套。但依黥布真正与项羽决裂时间来看，汉派遣随何出使九江，当以汉三年似更合理。至于彭越，他本来就是一股独立势力，虽然汉王封他为梁相国，大约为汉阵营在魏地的利益代表，但这种虚衔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他仍然根据自己的需要或生存状况，时而叛汉时而叛楚。像彭越在战争主要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性，又岂能如张良所言可以委以重任？彭越主要是依汉击楚，与楚联合的事迹没有被记载下来，但彭越肯定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扩充实力。而彭越扩张的范围，就在项羽的势力范围之中，换言之，彭越侵蚀的就是项羽的利益，所以彭越与楚的矛盾较为突出，刘邦也正是时时利用这种矛盾来削弱项羽。像刘邦数度派兵帮彭越帮黥布，目的都在削弱项羽的势力，而没有刘邦的襄助，彭黥二人所取得的战果就会小得多。如果进一步分析，不止是彭黥二人能从刘邦这里得到兵力上的襄助，就是韩信，刘邦也不是一味从他那里调兵，也会根据战场上的实际需要，为韩信补充兵力，甚至亲临韩信主持的战线作战。据此可以肯定，刘邦从来没有像《留侯世家》说所说的那样“捐关以东等弃之”，而是不断地给予各路人马强有力的支持，最终做到了利益最大化，完全可以说，三个人的军功章里也有刘邦的一半。分析至此可以肯定，张良这段传说的用意是突出韩彭黥三个人的战争贡献，同时也增加了张良的举荐之功。但因为这段史料与当时的情景及事后的历史走向不符，所以不得以其为信史，而只能定其为传说。只是这种传说的东西特别提到韩信的事迹，因此其作用主要加大了韩信对战争的贡献，不仅影响了后世人们对历史的评判，也影响了人们对韩信的历史评判。如明代学者茅坤曰：“予览观古兵家流，当以韩信为最，破魏以木罂，破赵以立汉赤帜，破齐以囊沙，彼皆从天而下，而未尝与敌人血战者。予故曰：古今来，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诗仙也；屈原，辞赋仙也；刘阮，酒仙也；而韩信，兵仙也，然哉！”（《史记钞》）韩信的历史地位形成，是否与张良的这种不甚可信的传说有关，读者诸君可以自行评判。
更可奇者，传说中的张良在说这种话的时候，甚至于可能还根本不认识韩信。可能人们会以为菜九此说太过匪夷所思了，先不要下结论，容菜九将张韩二人的历史交合点梳理一下。据《淮阴侯列传》，“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这个时候张良在什么地方呢？曰：已随项羽及韩王成出关到彭城。可以肯定，在这个时候，张良离开刘邦，韩信投靠刘邦，张良岂止是不认识韩信，张良甚至都不知道世上还有韩信其人。张良离开刘邦以后，韩信才渐渐崭露头角，但仍没有独当一面，应该也没有显示出奇特的才能。后世往往以为汉定三秦是韩信的功劳，但无论是韩信的本传，还是功臣表记载，都没有透露丝毫韩信与定三秦之间的瓜葛。
张良识得韩信，最早也要到他从项羽处回到刘邦身边，当时刘邦东征，军容浩荡，韩信是否在其左右没有明证，所以张良即使有机会在这个时间段结识韩信，他所结识的韩信，也还是一个没有机会展示才能的韩信。彭城失败之前，韩信的军事天才还没有机会展示。在历史演义中，可能会把击三秦的功劳也列在韩信名下，但正史中从来没有明说韩信参与了哪一役。故不妨认定韩信的作用是在彭城失败后才得以显现的。刘邦攻占彭城，为了防止项羽会从齐地回师，汉肯定要在彭城以北布防，而布防的指挥人选，很可能就是韩信。只是项羽绕开了汉军的防线，从汉军不设防的后方直接闪击彭城，造成刘邦的大败。韩信虽然没有实际拦截项羽，但也因此保留了完整的部队，所以才可能在彭城失败后，取得对楚作战的大胜。而这个大胜的时间，按史料提供的内容，应该是在刘邦问张良事件发生之后。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韩信才得到重用，被委以重任。只是这种受重用，并非张良举荐的结果，而是韩信的实际表现。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怎么认识韩信的张良，在兵荒马乱落荒而逃的时候，居然能强力推荐尚未有出色表现的韩信，啧啧啧，天下怪事莫过于此啊，太没有根据了嘛。所以嘛，菜九一定要将这种记载定位为传说，记住，是传说啊，以后千万要慎重使用。
让我们来看蒯通之言对韩信事件的影响。作为楚汉战争的亲历者，蒯通所述当有一定的真实性。但蒯通其人实战国辩士之流，善作危言耸听、大言欺世，其所述历史多半靠不住。《史记田儋列传》记有“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汉书蒯伍江息夫传》亦有类似记载，则蒯通当有《战国策》作者的身份。而菜九对《战国策》的所有内容基本持怀疑态度，那么凡是出自蒯通有关的历史记载当予以深究。就《史记》来看，秦楚之际，蒯通三次出场；汉定天下后，在处死韩信后，蒯通又出场一次。因蒯通而产生的假史应该与前三次出场相关。关于蒯通的身份，在其被捕前由刘邦定性曰：“是齐辩士也。”则蒯通的身份不是韩信身边的谋士，只是一个献策者。持这种身份者，其所作所为，当时的称呼为以策干进，以谋求荣华富贵。蒯通两次说韩信，一以范阳辩士，一以相人，表明其并非韩信的身边幕僚，他的言辞不被韩信采用，也属正常。
在《史记》记载的战争年代，蒯通的说辞有三处，第一次是为武臣说范阳令，后二次皆是说韩信，菜九以为三次当中，只有第二次说韩信可能是真实发生的，甚至第一次鼓动韩信攻齐都是假的。先来看看蒯通传说的第一次辩说，即说范阳令之事。在武臣为陈胜将略赵燕的战事中，有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的记载，据载，因蒯通之说，范阳令降下武臣，随后“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馀城”。事见《张耳陈馀列传》。以菜九之见，蒯通说范阳令事，不能取信于世。按当时情形，如果真是以口舌之利为作战一方得到便利者，一般都要予以封赏。如陈恢说南阳守降沛公，侯公为汉说楚请太公，郦生说陈留令等等，其最终都有封侯之赏。而蒯通则不然，直至其说韩信时，仍称其为齐人蒯通，这似乎表明此前其未有名爵。以当时的策士行为，其目的多半是为了取得个人的功名利禄，至于天下大势，民众疾苦等等，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以此考量，蒯通在为向范阳进攻的武臣军做了如此重大的贡献后，其未得寸功之现象实不可解。因此，蒯通的第一次亮相的真实性大有问题。
时隔六年，也就是汉四年，蒯通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即说韩信击齐。史称，当时韩信为汉引兵东击齐国，还未渡平原就听到郦食其已经说服齐王与汉联合。韩信正要退兵，蒯通鼓动其偷袭齐国，说“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 韩信听其计，趁齐国不备，一举攻克齐国都城临淄。菜九曾作《汉灭齐战役考释》拆解过这段历史，以为灭齐是汉的既定方针，不是韩信决定停就能停下来的。齐为反复无常之国，郦生的说和，肯定不能起到控制齐的作用，所以不能视之为汉已彻底搞定齐国了。在这种情况下，汉击灭齐国之举，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因为韩信不能决定是否击齐，故蒯通此进说为无据，但最后人们可以借此把郦生之死的罪名加在韩信头上，可能是此进说流传开来的效用。与蒯通说武臣的结局一样，蒯通并没有因为有此一说而取得任何功名利禄，其第二次向韩信进说的身份是相人。如果蒯通真的有过对韩信的第一次进说，则韩信应该对他有深刻印象，他又何必以相人的身份进说。此身份或者表明，蒯通此前与韩信没有打过交道。试想，韩信因有定齐之功而受封为齐王，蒯通又有进说之功，韩信对此一点表示都没有，也太说不过去了吧？所以，将蒯通的第一次说韩信定为杜撰，并非无据。战争期间，蒯通三次辩说中有二次是说韩信，难道他就那么热衷于为韩信谋划吗，当然不是，其辩说不过是战国游说之风的余绪故伎，旨在为自己博取功名富贵。清人管同对此事的评论可以一看。管同《蒯通论》借君子之言曰：“蒯生岂爱信？吾观其意，大抵自为焉已耳。何以言之？当郦生伏轼说齐，掉三寸舌，遂下七十余城，而通复说信以击之。破已服之国，不可谓仁；夺已成之功，不可谓智。内以丧其谋臣，外以劳其军旅，汉之疑信，自是始矣。使通诚爱信，不宜出此。盖自战国秦项以来，纵横捭阖之徒，无恒产而无恒心。乘天下之有事，说人主出金玉锦绣，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天下之安；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蒯生承战国之风，见天下之将一，自度委质事汉，不过与陆贾、随何、郦生、平原君等，故乐天下之瓜分，已得籍以为资，而坐收其利。其始说信以击齐，是将败之于汉也，既而不成，则遂危言栗辞以触动之，必使其反而后已。其阴险叵测，盖虽高帝为其所欺，而况其下焉者与？ 嗟乎！世所贵乎谋士者，为其能以排人之难也。高帝虽雄心猜忌，萧相国用召平、鲍生之计，卒免其疑而脱于祸，使通诚爱信，则必思所以终全之矣。说之以三分，不听而遂无复计，是使世之为人谋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是则无以自全也。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义也。”
蒯通第三次进言也没有说动韩信，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即使韩信有心按蒯通进说行事，他也不具备背叛刘邦的条件。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战国策》里辩士们的辩说精彩绝伦，但很少能发挥效益的原因所在，精彩的辩说与实际情况对不上号嘛。是否可以这样说，在真实的历史中，蒯氏的最大资本莫过于说韩信了。因为这是有案可稽的，是韩信临死前将其透露出来的，而刘邦本拟处死他，又为其巧辩脱祸。或者蒯通就以这种可信身份，敷演出一整套战国以及秦楚之际的故事。分析至此，菜九推测所谓的张良进言，也有可能是蒯通之流的杰作，算不得定论，只是推测而已。
菜九进而怀疑，陈平盗嫂的记载，可能也是蒯通编造的。有关陈平盗嫂的传说，今人驳之甚多，菜九可以补充的是，那个谣言盛行的场面可能根本不成立。陈平的世家里指此事是绛灌之属所为，而考察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周勃还是灌婴，当时都没有与刘邦在一起。陈平受刘邦重用是实，尽护诸将则未必。因为陈平与刘邦一见如故，受到信任，被派去给韩王信当助手，亦有监督之意。这种重用，不关刘邦身边众将官之事，也不应该引起什么非议。而非议之人，居然是不在刘邦身边的灌婴，就更不可能了。此为当时人传闻有误之记，结果是什么呢？不在现场的人，指责一件没有发生的事，非常搞笑，但后人竟然信以为真，中国人的不认真传统非常强大啊。顺便说一下，整个战国策里就充满了这种事情。当然，陈平盗嫂的记载也是有价值的，其意义在于，如果此记载属实，它就可以证明两条虚假史料，即灌婴当时在在荥阳，陈平从来没有被派去辅佐韩王信。当然，如果另外二者为实，则盗嫂之说为伪，又何疑哉。从陈平盗嫂的编造，不禁令人想到关于张良对韩信的推荐，也有可能是蒯通编造的。所以，寥寥无多的楚汉战争史料中，还有大量甄别工作需要人们去做啊。
其实，有关韩信的那些过于生动的记载都是需要仔细考察的，像与李左车的谈话，也不例外。像那个不见于《史记》的《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记载了韩信的著名战略：“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的记载，非常像是出自蒯通之流的手笔，太夸夸其谈了嘛。
结束语
有关汉初历史的原始资料本身就有很多疑点，到了韩信这里，就更像是进入了一个雷区，而且是个多维雷区，其中既有刘邦布的局，也有蒯通布的局，只要从中走一趟，很少不被炸得血肉模糊，即使是苏东坡、王夫之这样的大学问家也不能免。整理汉初历史的一大难点在于，现有的记载不可靠者为数不少，但还是要用这种不可靠的资料去推演当时的历史情状。这是因为资料稀缺的关系，因此，很多推演就未必能站得住脚。菜九执意打理的韩信死案，也摆脱不了这种用有问题的史料来推导史料的真伪的做派，因此若想定案，亦难矣哉。只是世上有许多事，并不能等到万事俱备才可以动手去做，那样的话，将无事可做。所以，尽管菜九知道事情不容易做，也只得硬着头皮勉力施为。至于效果如何，各位看官不妨各自评判。
简单过一遍案情，大致是这样的。韩信死于反叛这桩汉初大案，自古以来就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官方的造假意图与造假痕迹实在太明显了嘛。汉政权似乎有这方面的造假习惯。自汉灭利几到汉灭临江灭燕的内容来看，汉政权有为所谓政敌定反叛罪名的爱好，这应该是刘邦的创造，后被吕后信手拈来，用于铲除潜在的政治对手。应该说，反叛这个罪名真是方便得很，似乎一定下来，就可以占领舆论与道德的制高点，将对手抹黑且无法申辩。如果将这种手段用之于汉集团以外的人身上，在汉政权内部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非议，而将其用之于汉集团内部，比如韩信身上，效果就未必那么好。反叛确实是个非常简洁方便的罪名，汉政权在清除异己时大量启用了这个罪名，在当时确实可以省掉了很多口舌，只是这样一来，就让后世的人大费脑筋了。汉初定罪为反叛者为数不少，但真正反叛的并不多，欲加之罪者占了一大半。像韩信的罪名也是反叛，并且官方提供的案情较臧荼等人又详尽得多，尽管如此，韩信一案还是欲加之罪的成分更多一些。也正因为不能取信于人，所以才要把郦生之死这样不伦不类的罪名堆到韩信头上。
在菜九看来，虽然刘邦是众望所归地在韩信死案上负了主要责任，但他实际上也是此案的受害者。因为无论从他的本心，从他与韩信尚属融洽的私交，还是从韩信所处的实际地位，刘邦实在没有必要杀害韩信而留下永世的骂名。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吕后趁刘邦出征之际，为消除日后篡权的阻力而杀害了韩信。刘邦回来后，也查不出韩信反叛的证据，但也不便推翻吕后的定罪及追究吕后的责任，所以在沿用既定罪名的前提下，对韩信的既往战功不作任何处理，也不禁止有利于韩信的传闻继续流传。又因为汉政权删除了一些确凿反叛者的功绩，使得一些无主功绩或被当局系附或被后人想当然地安排到韩信名下，久而久之，造成了韩信战功的虚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局面的形成，也算是刘邦对韩信的冤死的一种补偿吧。
总而言之，因为韩信案所涉及面过宽，重新审理不仅是一件力气活，而且因为不可靠的史料随处都会碰到，所以也一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活。其中有肯定有不少失当之处，菜九力尽于此，还望书剑等资料高手予以斧正。
题外话是，在重审韩信一案时，常常也去看林案，只觉得其中高手如云，对材料的运用无微不至。且此等细致功夫，所需心力远胜于菜九，不禁暗自庆幸没有下力气去搞林案。但韩信一案是否真的能搞到不给他人留余地，也是越来越没有把握。以菜九之识力，也算尽力了，尽力了也就心安了。至于事件排比得当与否，当由方家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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