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豪
内容提要：白居易的《长恨歌》的主题主要有“同情和歌颂”说 、“讽刺批判”说 、“双重主题”说、“爱情理想”说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作者以李杨爱情故事为基础并结合历史材料，在加工、改造、提高中表现了作者态度的丰富复杂性。后人对这一事件，则可能会因他们社会地位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异。作品主题的这种丰富性的特点又与作者自身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有关。
关键词：“同情和歌颂”说 、“讽刺批判”说 、“双重主题”说、“爱情理想”说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伟大诗人，《长恨歌》是他叙事诗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许多人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这里，本人将针对作品的主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传奇性爱情悲剧故事，是历代诗歌、小说、戏剧中经常描写的一个传统题材。白居易根据这个题材写出了著名的叙事诗--《长恨歌》，在当时特别是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对《长恨歌》的广泛探讨，特别是在作品的主题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同情和歌颂”说 这种观点认为作者对李杨爱情持一种歌颂更主要的是同情的态度。作者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李杨爱情故事的基础上，对历史材料进行取舍（即进行了加工、改造和提高）写成了这一首爱情悲剧叙事诗。这种“同情和歌颂”的态度表现在作品净化了李杨的关系，特别是在作品的前半部突出地描写李杨欢爱的热烈，在后半部更倾注全部感情地描写他们的生离死别，歌咏双方刻骨铭心的思念。正因为如此，作者明确地将《长恨歌》归于歌咏“风情”的“感伤诗”，而不是归于“美刺比兴”的“正声”--讽喻诗之列。还有人认为，作者同情和歌颂的主要是在被玩弄、被牺牲的女性--杨贵妃方面，她忠实于自己的诺言，忠实于爱情。作者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虚构的故事情节，烘托出值得同情的杨贵妃形象。（《白居易诗选》前言，王士菁，作家出版社）
（二）“讽刺批判”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作者对李杨爱情所持的是讽刺和批判的态度，目的在于通过这一事件批判统治集团因荒淫腐朽而招致祸乱，垂作历史教训。陈鸿的《长恨歌传》结尾的一段话“……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也说明了作品的主题。
（三）“双重主题”说 此种观点认为作者的目的既有批判和讽刺，又有同情与歌颂。这是由历史事件本身内涵的丰富性和作者生活的时代及其世界观的局限决定的。“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感其事”就是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生离死别的同情；而“惩尤物，窒乱阶”则是对李杨的讽刺和批判。
（四）“爱情理想”说 认为作品中描写李杨之间那种生死不渝、坚贞专一的爱情，表现了当时社会上一种爱情理想。作品不但净化了李杨关系和他们的特殊身份带来的某些杂质，而且进一步升华了他们的爱情，描写了他们天上人间的铭心刻骨的相思相恋。这种浪漫主义化的帝妃爱情悲剧，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和趣味。
以上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具有了丰富性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从作品本身来看，作者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李杨爱情故事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基本定型。作者以这个传说故事为基础并结合历史材料，在加工、改造、提高中表现了作者态度的丰富复杂性。从作品的具体内容来看:前半部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开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列土……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十分明显。同时，作者通过对历史题材的取舍，体现了作者的同情歌颂态度。如净化了李杨的关系和他们的特殊身份带来的杂质（杨贵妃原是唐明皇之子寿王的妃子，作品中改为“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此外，作品中还舍弃了历史材料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安史之乱前，作品突出地描写了李杨欢爱的热烈；安史之乱后，更是倾注全部感情描绘了他们的生离死别，歌咏双方铭心刻骨的思恋。作者对李杨贪恋欢爱终于酿成悲剧没有回避，在描写之中以局外人的身份作了委婉的讽刺，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同情。作品的后半部，描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相思之极，派人上天入地“求之遍”；描绘了在虚无缥缈的仙界中的杨贵妃的思念及见到“汉家天子使”时的神情和行动。“九华帐里梦魂惊”、“含情凝睇谢君王”、“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而且“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二人心心相印、缠绵悱恻的爱情，表现了一种两心相印、彼此知心知己的爱情理想。同时，从整部作品来看，安史之乱尽管与李杨贪恋欢爱有关，但主要责任并不能完全推到杨贵妃的身上，她只是一个得恩受宠的妃子，却“宛转娥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在致词中，杨贵妃又是一个情谊深重、忠于诺言、忠于爱情的痴心女子形象。体现了作者对她的同情和歌颂。整部作品，既有作者对李杨的批判和讽刺，也有作者对李杨的同情和歌颂。还体现了当时的爱情理想。
其次，李杨爱情这一事件本身，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对其又有不同的看法。同时代的人由于深受安史之乱之苦，他们大多数会把这一社会动乱归结到统治者身上。杜甫在他一系列揭示统治阶级罪恶的诗篇中就隐含这一思想。如《丽人行》一首，就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荒淫的面目。因而对这一事件持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后人对这一事件，则可能会因他们社会地位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民对李杨的爱情的看法和态度大致可能与同时代的人基本一致，归为“乱由上作”，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人物，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和文人，他们对这一事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他们认识到唐明皇荒淫误国，导致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因而会采取批判和讽刺的态度。如果单从这一事件本身来看，李杨这种坚贞专一、生死不渝的爱情。可以说是“人间至情”，又会对其进行歌颂。这种爱情，正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所向往的。体现了当时一种爱情理想。而这种“人间至情”遭到无情的毁灭和破坏，他们对此又会感到遗憾，从而对李杨特别是杨贵妃寄以同情。作者生活在中唐时期，属于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他对李杨爱情这一事件，也同样包含这几个方面的思想。因而在作品中，他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自然会体现出来。
第三、作品主题的这种丰富性的特点又与作者自身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有关。白居易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属于社会中层。他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由于战乱，经历了一段贫困生活，接近了人民。因而对李杨爱情的看法同人民有相同之处。而且，作者在３５岁时写这首叙事诗，此时，他还处于他一生中的“志在兼济”时期，“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这些多少会影响他对李杨爱情的看法和态度，从而在作品中采取批判和讽刺的态度。白居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又属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与平民布衣又有不同，这又决定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误国的过失不会采取尖锐的批判，“为王者讳。”而采取含蓄曲折的委婉讽刺。即使在开头讽意明显之处，也是说“汉皇”，借以说唐来表现这种讽意。另外作者有一首《戏题新栽蔷薇》诗云：“少府（作者自称）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次诗作于元和三年，可知本年作者尚未婚。又据元和三年戊子八月二十九日《祭杨夫人（白妻之姊）文》“近接嘉姻。”可知白氏成婚当在元和三年春季之后，即作者３７岁之时。（《白居易诗选》顾肇仓、周汝昌选注，作家出版社中的《白居易年谱》） 而他写作此诗正处于未婚之时，那么李杨之间这种坚贞专一、生死不渝的爱情又很可能是他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的爱情。从而在作品中极力地倾注全部感情描绘李杨爱情来表现他一个未婚的文人的爱情理想。另外，他的士大夫文人身份又决定了他仅从李杨爱情本身来看时，又会对其悲剧结局予以同情。
总之，作者的思想和世界观及地位、身份、写作的时代背景、人们对李杨爱情不同的看法、事件本身丰富性内涵等等。这多方面的因素对作品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具有丰富性特点。
［参考文献］
［1］《白居易诗选》前言，王士菁，作家出版社。
［2］《白居易年谱》、《白居易诗选》顾肇仓、周汝昌选注，作家出版社。
陈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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