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的传入和大乘佛教的特点
公元前623年，释迦牟尼在印度诞生，35岁开悟后创立了佛教。目的是引导众生了知宇宙人生的真相、苦乐的真谛，以及离苦得乐的方法，给人类以和平、幸福和智慧。
汉哀帝时，佛教传到了气候风土、民族、信仰迥然不同的中国。佛教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得以弘扬，至唐代达到鼎盛。佛教在印度于公元十三世纪初消亡，在中国却作为大乘佛法而得以弘扬和发展。
汉传佛教体现了中期的大乘佛教的思想，而大乘佛教提倡“发菩提心，行菩萨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正体现了这种利益一切众生的菩萨道精神。它强调应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
二、中国佛教在历史上的贡献
回首过去，历史上佛教曾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对哲学思想、教化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哲学思想方面
从哲学思想方面来说，佛教思想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伦理道德的规范，对心理活动的分析，形成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和完整严密的体系。
佛教思想的核心是缘起，它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永远处于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中。同时强调个人解脱和普度众生。
魏晋时期，佛教的哲学思想与道教合流，丰富了后期玄学的内容。隋唐时期佛教形成八宗，各宗对佛典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独有的理论体系。
宋明时期，儒家似乎反对佛教，实际上却又从思想上汲取佛教的精髓，形成了新儒---理学，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就是脱胎于禅宗顿悟之说。
近代的改良派也从佛教汲取养料批判理学，如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思想渊源之一其实就是禅宗。
（二） 社会教化方面
在教化社会方面，佛教传入中国，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并改善着社会的风俗习惯，首先表现在对人生观的改善，和对孝道的扩展上。
1. 人生观的改善
人都会思考自己“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问题，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人死如灯灭”的思想。但得益于佛教的传入，中国人才明白了“三世因果轮回”的人生真相。经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的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未来果报之业力，而人生其实就被这些业力所主宰。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苦乐。
由于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说，中国民众自古以来就相信：既不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也不必因机遇之美好而自傲。只有把握现在，改正以前的错误，播善种，才能脱离困境，获得幸福，并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如果认真修行，还可能免堕三恶趣，脱离生死，证入涅槃。
所以，佛教缘起因果说为中国人所熟知，不仅改善了人生观，还极大地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对减少社会矛盾产生了作用。
2. 对孝道的扩展
在中国，儒教和道教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依靠儒教的孝，立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佛教的孝道与儒教有根本的不同。为追求真理、悟道而舍家离亲的佛教的孝道，在儒教看来是大不孝，佛教却认为这才是真孝，是拯救亲人的大孝。所以，佛教的孝主要强调精神的永久的孝。
剃发并非不孝，是暂时的表面上的不孝，但却是究竟意义上的大孝。出家是为了救父母，救曾经做过自己父母的所有众生。
另一方面，在家的佛教徒并不否定儒教的礼，他可以一边礼拜阿弥陀佛，一边尽儒之孝道，这种现世的孝同样是佛教所提倡的。
但即使在家之孝，其根本差别在于佛教不像儒教，不属于隶属关系，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它是自由平等的孝，并非义务，而是报答父母的感激之情的自然行为。
（三） 文化艺术方面
佛教传入中国，经长期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孕育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艺家、教育家、旅行家等，如被鲁迅先生称为“民族脊梁”的西行取经的玄奘、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鉴真等名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从文学方面来说，佛典的翻译，实为开中国翻译史之先河，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佛教经典对晋唐小说的创作，起了促进作用。般若学说和禅宗思想使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等文豪的诗歌创作受到很大启发。
从艺术方面来说，现存佛教寺塔有许多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一些宏伟的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风景轮廓的标志。敦煌，龙门、云冈、大足等地的石刻成为人类艺术宝藏的一部分。佛教音乐具有“远、虚、淡、静”四个特点，达到了很高的意境。
另外，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语汇：“宗教”、“世界”、“实际”、“平等”、“不可思议”等其实都来自佛教。如果抛开佛教文化，恐怕今天我们连中国话也说不全了。
三、总结
总之，历史上佛教曾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哲学思想、教化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21世纪的今天，可以预想：佛教将在人类心灵净化、环境保护、慈善救济、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担任重要使命，今后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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