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旅游论坛 独语天涯
自莫高窟回来已经快一个月了，虽然只是浮光掠影般的观瞻，却难以忘怀，胸中有一种写作的冲动。
然而，面对莫高，我所能感受的只是自身的渺小与无助。
曾几何时，我不屑于藏民对诸如冈底斯山的膜拜、伊斯兰教徒进行的朝圣，总认为那是一种盲目的虔诚，总认为不识字的人是无法理解教义的，而如果不能明其所以自然就不能融入内里。
在莫高，在一片佛国圣境前，在一个多种文明交汇的空间，在一份厚重的历史面前，我始明白，有些东西是不需要文字、知识就可以让自身震憾的。即使再无知，在莫高，只要你是全身心投入进去，终究是会有感动和领悟的。
到莫高时正好是藏经洞纪念馆开馆之日，那是在原来的三清宫地基上建起的一座老式平房，里面摆放着王圆箓、蒋孝畹、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像与事，摆放着流失于国外敦煌遗书的复制品和相片。
在藏经洞纪念馆的对面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在莫高所有窟中被列为17号。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洞窟，洞门很小，室内也不大，摆放着一个叫洪譬（音BIAN）的和尚的像。洞外的墙上划过多条不规则的沙线，向人们展示西北之地风沙的强劲与莫高曾遭受的自然劫难。墙上的壁画已经黯淡了，迷离难辨，洞内则是空空如也，除了几尊像外，就是游人嘈杂之声的回响，留给人们对于敦煌遗书无限的幻想。就是这样一个最为普通的地方，却正是敦煌学的发端地，正是百年间许多历史人物如何定位的争论地。
在莫高，我觉得自己无法避开王圆箓。
一个文盲道士，走到三危山，看到了佛象，犹如象乐樽一样受到了感悟，选择了风沙漫天的洞窟作为自己终生的停留地。正是对宗教的虔信，王圆箓把自己的后半生三十余年永远与莫高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一起。
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一个道士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佛教宝窟的重任（加缪一定会认为是荒谬）。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王的墓志上写着1900年6月22日自己清扫沙土打开第17号窟时感受：“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有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余秋雨在《道士塔》中则是这样写王的：“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
余又说：“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
且先看看愚昧的王道士是怎么做了些什么？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藏经洞前聚满了游人，在黑暗的洞中回响着各种不同国籍的声音，我随着匆匆人流，对王圆箓投去深情的一瞥。
去敦煌之前，我就有个心愿要找到余秋雨所说的“道士塔”。我问导游：王圆箓葬在何处？他说在莫高窟售票处前面。我从洞窟中一路下来，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黄色的塔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在我所驻留的数分钟内，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细细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来是王的徒子徒孙们用来纪念王圆箓的，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他们建造了莫高窟众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将一个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过归还给了大地。
关于王圆箓我说了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
20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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