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大学的文化建设研究论文
不同的人对大学组织文化所持有的分类方式也各有差异。伯恩鲍姆（Birnbaum）将大学组织文化区分为学院（colle-gial）文化、科层（bureaucratic）文化、政治（political）文化和无政府（anarchical）文化等四种[2]。斯马特（Smart）和哈姆（Hamm）则将之区分为学院文化、灵活组织（adhocracy）文化、等级（hi-erarchy）文化和市场（market）文化等四种[3]。威廉姆H伯格奎斯特（WilliamH.Bergquist）先于1992年提出了四种大学组织文化，即学院（collegial）文化、管理（managerial）文化、发展（developmental）文化和协商（negotiating）文化[4]，后又在其与帕夫拉克（Pawlak）合作的著作《应对学术的六种文化》（Engag-ingtheSixCulturesoftheAcademy）中将这四种文化扩展为六种，即学院文化、管理文化、发展文化、拥辩（advocacy）文化、虚拟（virtual）文化和实体（tangible）文化[5]。伯格奎斯特等人的分类反映了新时期的发展对大学组织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一步提出了与网络技术紧密相关的虚拟文化概念。
（一）学院文化
以学科形式存在的高深学问、围绕高深学问进行的学术研究以及作为学术研究主体的教授处于学院文化价值体系的中心，教授治校、学者自治、学术自由、学术人员人格独立等是其重要的价值取向。学院文化是历史最为久远的一种大学组织文化，也是大学中区别于其他类型组织的最重要文化特质，对大学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学院文化有两大历史传统，其一是强调对人的精神和灵魂的塑造，将大学看作是把青年男女培养为“未来社会领导人”的地方；其二是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强调对学科专业的忠诚，以及无止境地拓展知识领域[6]。概言之，它就是崇尚精英教育和追求学术上的卓越。
（二）管理文化
面向就业准备的高深学问、对效率的追求和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在管理文化价值体系中十分重要，清晰的目标、明确的职责和有效的监管等是其重要的价值取向。随着大学内外环境的变化，大学的有效运作越来越依赖于完善的行政管理系统和领导强有力的管理，由此产生的管理文化对大学的影响越来越大。管理文化将大学看作是培养学生特定知识、技能和态度，使其成为成功的、富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的场所；更为重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而非学院文化所强调的精神和灵魂塑造；重视服务于所在区域或具体如社区等组织的发展，并且认为大学能够清晰地定义自己的目标；强调规范化的教学以及对教学的有效监管，而且重视非传统教育方式和教育技术的应用、教师的灵活配置，以实现教学效率的提高[7]。
（三）发展文化
发展文化以传播高深学问、探究活动中各类角色的发展为立足点，促进学生、教师和大学的整体发展是其重要价值取向。学院文化的“学者家长式”权威容易导致组织性和一贯性的缺失，管理文化的“职位权威”又容易走向刻板化和非人格化[8]，从学院文化和管理文化“缝隙”中生长起来的发展文化则是建立在“人的发展”这一理性基础之上的，其假设前提是“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实现个体成熟的渴望”[9]。发展文化关注学生的个体成长，强调大学服务于学生的发展，主张基于学生的发展进行课程的规划和开发。发展文化同样关注教师的专业发展，强调为大学内所有各类教职员工提供发展和成长的机会。此外，发展文化还关注大学整体的发展和成熟，重视对大学发展的定位和整体规划的研究，主张大学整体发展与大学内个体成长的统一。
（四）拥辩文化
拥辩文化代表着某一所或数所大学内各群体共享大学治理权力的理念，以保证高深学问传播、探究活动中各群体连续而有效地参与大学决策作为其重要的价值取向。与发展文化一样，拥辩文化也发展于学院文化与管理文化的“缝隙”中，但更多地体现出大学以外的社会文化，包含政治上的平等、民主等理念对大学组织文化的影响。学院文化或管理文化主导下，大学中各群体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常常进行着集体性的讨价还价（collectivebargaining），拥辩文化则为不断分化的各群体达成彼此间的平衡而提供某一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以“理念、价值、观念”而非“利益”为基础的更广阔的沟通和权益分享之上的[10]。
（五）虚拟文化
虚拟文化代表一种新的联结方式、思维方式和组织方式，它以新的态度看待高深学问及其生产、传播和应用，开放、共享、灵活、协同是其核心价值理念。虚拟文化是伯格奎斯特等人提出的一种新的大学组织文化，并认为虚拟文化“通过回答后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能力而获得意义”，将大学看作是连接在“全球络”中的一部分[11]。虚拟文化的出现与网络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网络技术促进了向“虚拟”思维的转变，即网络技术将人与人、组织与组织连接起来，通过彼此的交互形成一个个关系网络。虚拟文化认为，大学在知识生产、传播过程中应重视开展合作和资源共享，主张根据需求灵活地进行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强调大学组织内部及大学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协同性。网络教育、虚拟科研组织、虚拟教育社区、无边界高等教育等是虚拟文化的具体体现[12]。
（六）实体文化
实体文化十分注重探究、传播高深学问的环境和形式的可见性、实在性、确定性，以及长期而固定的联系。实体文化也可以理解为有形文化或可见文化。伯格奎斯特等人指出，实体文化并非一种新文化，它与学院文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只不过在虚拟文化突显的今天，作为虚拟文化的反文化而特别地显现出来。在实体文化中，实在的、有形的、可感知的资源和财富得到珍视，各种标识和仪式，如鲜明的旗帜和徽标、隆重的毕业典礼等对实体文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实体文化还偏好面对面的师生交互，重视教师对学生施以密切的、多方面的辅导，而且强调学生的出勤，认为学生在教室和图书馆的出现和停留都是非常重要的[13]。
文化建设是开放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凝练、彰显和发扬开放大学内成员所共享的价值、信念、期望和基本假设等。由于社会组织的复杂性，某一组织内的文化往往并不是单一的、纯粹的。文化按其价值体系可分为主文化、亚文化与反文化。对特定组织或大学而言，其组织文化也是包含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的复杂体系。主文化是组织中处于主导地位、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组织文化；亚文化是由组织中特定群体所体现的、具有局部性的组织文化；反文化是一种特殊的亚文化，即与主文化相对立、相排斥的组织文化。马丁(Martin)等人根据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将亚文化分为三种：（1）增强型亚文化，即对主文化起支撑作用的亚文化；（2）对立型亚文化，即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亚文化，也就是反文化；（3）独立型亚文化，即在主文化之外独立存在的亚文化[14]。总之，一个组织内的文化具有复杂性，往往包含交错繁杂的多种文化成分。具体到开放大学而言，其大学组织文化也并非只是某一种，而是多种大学组织文化特质的混合，其中，某些组织文化可能处于主导地位，某些组织文化可能处于辅助地位，某些组织文化也可能作为主流文化的反文化而存在。另外，我国开放大学是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基础的，其文化建设一方面要从电大的历史传统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则要与时俱进，凝练出体现新时代发展的文化内涵。
（一）将发展文化作为开放大学的主导文化进行建设
发展文化建立在“人的发展”这一理性基础之上，开放大学应将发展文化作为其主导文化进行建设。第一，发展文化特别关注学习者成长和发展，这一点与开放大学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开放大学建设自始至终离不开一个人的命题，离不开以人为本”[15]。就办学使命而言，开放大学将以促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为历史使命，“力求引领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发展，让学习成为个人自我成长和发展的内在需求，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6]。就服务对象而言，开放大学秉持“有教无类”的理念，面向所有社会成员，而且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发展给予特别关注。就办学类型而言，开放大学提供学历教育及职业培训、闲暇教育等非学历教育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项目，以满足学习者个性化的学习和发展需求。就课程而言，开放大学的课程是“关怀学习者生命成长，帮助其完成事业建构，促进其人生发展的重要文化桥梁”[17]。就教学模式而言，开放大学的教学“充分尊重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和学习特点，整合有益的支持条件”，从而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和发展[18]。总之，开放大学在办学使命、服务对象、办学类型、课程开设、教学模式等多方面均体现出促进学生的发展和成长这一价值取向。第二，发展文化重视教学工作和教师的专业发展，且将教学本身看作为学术的一种类型，即教学学术，而开放大学将教学作为其“主业”，理应重视教学活动、教师发展和教学科研。开放大学教师通过行动研究的方式开展教与学研究，并将教研成果应用于课程设计和开发，这无疑有利于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发展。第三，开放大学是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进行发展定位和整体规划研究有助于开放大学的发展和成熟，这也是发展文化所倡导的一个方面。综上，开放大学可将发展文化作为自己的主导文化进行建设，树立服务于学生发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同时注重教师发展和大学整体的发展。
（二）把虚拟文化发展为开放大学的主流文化
在将发展文化作为主导文化建设的同时，开放大学也应将虚拟文化作为其主流文化进行建设。网络和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应用不仅促发了大学虚拟文化的产生，同时也成了大学虚拟文化的最直接体现，而开放大学的办学离不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开放大学“只有通过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载体，建设远程教育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形成覆盖全国和本区域、社区和家庭的教育辐射”，才能实现其促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和学习型社会形成的历史使命[19]。开放大学对网络教育的依赖越来越大，借助于网络教育的开放大学将分散各处的学习者、施教者以及教与学的资源和设备连接到一起，开展各项教学活动，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便捷性和开放性。开放大学的运作模式也充分体现了开放、共享、灵活、协同等虚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理念。首先，虚拟文化强调大学在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与大学之外的组织建立广泛联系，而开放大学也试图“依托各种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包括构建“大学支持联盟”、“企业支持联盟”、“行业支持联盟”和“城市支持联盟”，即与普通高校、企业、行业和政府部门等各类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第二，虚拟文化重视共享，而资源共享也是开放大学办学的基本理念。开放大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课程和学习资源开放，让全社会共享”；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学习平台的开放”，为其他“教育机构和教育项目提供帮助和服务”，“搭建全民终身学习的大平台”[20]。第三，虚拟文化主张根据需求灵活地进行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而开放大学在学习安排的方便性、资源配置的灵活性等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创新力。为适应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开放大学在学习者入学资格与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学习期限、学习内容、学习方式等方面均有很大灵活性。在资源配置、特别是师资配置上，开放大学也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开放大学本着“不为所有只为所用”的理念，广泛聘请国内外高校的专家、教授及社会上的行家里手来担任主讲教师或辅导教师[21]。这些“兼职教师的来源渠道广泛，选择余地大，不仅可以缓解开放大学教师数量上的不足，而且可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同时也有利于加强校企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联系[22]”。最后，追求协同性也是虚拟文化和开放大学建设理念的一个共性。为适应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开放大学在组建跨部门的内部网络和跨组织的外部网络方面均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即通过合作网络将各部分的核心专长有效地集成在一起，形成成员之间协同作战、互惠互利的关系。积极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平台和体系的建设就是开放大学追求协同性的重要体现，开放大学在办学基础上，“为办学者和学习者提供社会化、第三方的”服务，搭建“立交桥”，构建“课程超市”和“学分银行”，目的就是促进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构建中各级各类教育间协同关系的形成，实现“纵向衔接、横向沟通”。
（三）把学院文化作为开放大学发展的内在驱动
开放大学在文化建设中应积极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学院文化，将其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内在驱动。学院文化是大学的传统文化特质，建设学院文化不仅会使开放大学更像一所“大学”，对提升开放大学办学质量和实力也十分有益。开放大学的办学面向社会大众，面向一切有学习需求的群体，这与学院文化的精英教育理念截然不同。实际上，开放大学的出现对传统精英式教育来说是一场重大革命。但是，开放大学对学习者的“开放”并不意味着要“放开”在教育质量上的要求，“宽进严出”是开放大学应坚守的基本准则。英国开放大学在创建时确立了保持与传统大学相一致的教学质量标准这一重要办学原则，为其后续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开放大学的建设也“把质量放在首位”，将教育质量视为发展的生命线，这一点正是开放大学学院文化建设的根本和主要体现。注重学术研究是学院文化的传统之一，开放大学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也应该有所建树。首先，在学科领域方面，开放大学应保持自己在教育学，特别是远程教育、教育技术、继续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终身教育等领域的研究特长和优势。应该说，开放大学在教育研究领域内已经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电大系统主办的多本杂志，包括《开放教育研究》、《远程教育杂志》、《中国远程教育》等在我国教育类杂志中占据了一定份量，电大人的科研也是硕果累累。开放大学应在教育技术、远程教育等研究领域设定更高的目标，在这些领域率先走向国际。同时，开放大学还应重点发展一些有一定基础的学科和领域。国际开放大学的典范—英国开放大学除了在教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外，在空间科学、计算科学等领域也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对英国开放大学的整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值得我国开放大学引以为鉴。其次，在科研类型上，开放大学可保持以应用型研究为主的特色，这也与其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具有一致性。开放大学应珍视面向实践的研究，避免理论和实践相隔离、相脱节的弊端，突出服务于社会的研究理念。此外，在科研模式上，开放大学可发挥自身开放、共享、灵活及协同的特色优势，积极开展跨组织、跨学科、跨地域的合作研究。不可否认，学院文化建设对开放大学来说具有一定难度，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作为开放大学基础的广播电视大学学院文化氛围不浓，在学术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除在远程教育和教育技术等优势领域外，其他领域的声音非常弱小，缺乏属于自己的学术大师和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开放大学在建设中要特别关注到这一点，既要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但也不应提出过高的要求。其二，尽管取得了“质量是开放大学的生命线”的共识，但在建立怎样的教学质量标准方面仍存在一些争议，或者说对“宽进严出”中“出”的标准还存在不甚明确的地方。其三，高质量的教学和高水平的'科研均离不开雄厚的师资队伍，因此开放大学学院文化建设的难处仍然归结于师资建设方面。如前所述，开放大学在师资配置上比较灵活，采取“不为所有只为所用”的理念与建设自身师资力量存在一定的矛盾。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拉进来”的同时也注重“推出去”。也就是说，在充分利用外界专家、学者，即“拉进来”的同时，也要借助这些专家和学者培育自身师资，壮大自身力量，并让自己的专家、学者与外界有更广泛的合作，向外界输出自身影响力，即“推出去”。
（四）把管理文化作为开放大学发展的重要支撑
管理文化应作为开放大学发展的重要支撑。首先，管理文化重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强调服务于所在区域或社区的发展，而开放大学也以面向从业人员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主要办学目标，强调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的需要，两者具有很好的吻合度。其次，管理文化追求效益，开放大学也非常注重教育的效益问题。开放大学的开放属性形成了“低投入、高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在达到一定规模情况下做到在较低成本状态下培养大量的社会所急需的各类人才”[23][24]。网络和远程教育手段的应用、在师资配置上的灵活性等都是开放大学提高办学效率的重要举措。最后，和管理文化所强调的一样，开放大学的有效运转也离不开强有力的行政管理系统。开放大学基于广播电视大学的转型发展和成功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体制和机制的革新，需要强大的管理领导力来推动。管理文化强调清晰的目标、明确的职责和有效的监管，这些理念对开放大学的运作来说也尤为重要。其一，为了培养学习者的职业技能，开放大学十分注重培养目标的清晰界定，以及根据培训目标对教学结果进行清晰的评定。其二，开放大学的教学往往被拆分为多个环节由多个部门共同承担，比如资源设计、资源制作、资源传递、主讲教师教学、辅导教师教学、学习支持服务、考试等，这就需要使各环节和各部门的任务清晰、职责明确，以保证整体目标的实现。其三，开放大学的教学也建立在有效的监管之上，包括对教师的监管和对学生的监管。对教师的监管主要在于考察教师的教学是否符合相关规范和要求，比如辅导教师的辅导规范；对学生的监管主要在于确保学生学习的真实发生和学习质量，做到“宽进严出”。开放大学建设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管理难点需要化解。首先是系统办学的管理问题。众所周知，作为开放大学基础的广播电视大学采取系统办学的模式。开放大学组建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协调系统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层级差异、区域差异、利益差异等，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系统的结构失调、功能失调、效益失调，降低开放大学的自组织能力”[25]。其二是管理太过集中的问题，作为开放大学基础的广播电视大学具有很深的计划经济烙印，在很多方面都高度集中、统一，“层层计划、指挥”，存在“官本位”、“行政化”、“官僚化”倾向[26][27]。其三是两种体制不衔接的问题，电大系统在管理上实行的是“各级政府办学、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体制，在教学上则实行“统筹规划、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下级电大在教学业务上接受上级电大的指导，而“两种体制之间没有相互沟通与联系的机制”[28]。基于上述问题，我国开放大学急需在管理体制和机制上有所革新和创新，且需要强有力的管理领导权来提供保障。有学者为此提出“应当成立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开放大学建设与发展领导小组”，“对开放大学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对开放大学建设与发展中的相关矛盾及困难进行统筹和协调等等”[29]。此外，开放大学在是否和如何提供社会化服务平台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争议。比如，有学者指出，“‘立交桥’不能搭建在开放大学中”；建立学习成果认证机构“不是建设开放大学的任务”，“开放大学是被认证者，绝不是开放大学自己认证自己”；“‘学分银行’的建设工作不是开放大学一家便可包揽得了”[30]。基于此，笔者认为开放大学管理文化的建设还应注重其合作管理、跨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需要构建相应的管理机制为开放、共享、灵活、协同式的办学提供有力支撑。
（五）将实体文化作为开放大学发展的必要辅助
从文化间的关系看，实体文化是虚拟文化的反文化，作为虚拟文化的对立面而存在。开放大学应根据需要建设自己的实体文化，以此作为开放大学发展的必要辅助。实体文化看重校园环境、场地和建筑物等对大学的价值，而这显然不太适合于以网络和远程教育为重要手段的开放大学。开放大学不宜大搞土木建设，更不应该与传统大学在校园建设方面进行攀比。但开放大学也应具备必要的校园设施，且应充分体现其面向大众、服务社会的宗旨，体现以网络信息技术为重要依托的特色，体现以学习者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开放大学的校园主要用于为学习者的相聚和面对面的交流提供支持，对网络和技术带来的隔离感进行必要弥补，所以，应体现亲切感、归宿感和便捷性。开放大学校园内的实体活动主要包括“面授辅导、期末考试、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班级活动和校园文娱活动，这些活动是体验实体校园文化的重要机会”，应在这些活动开展过程中“充分展示校园人文环境，展示工作人员热情、主动、勤恳的工作作风”[31]。实体文化还十分注重各种标识、徽章在育人中的作用，开放大学在这一方面则是可以大力借鉴的，只不过是需要更多地通过各种技术媒介来表现和传递这些标识、徽章等。实体文化还格外看重各类仪式，开放大学也应尽力为有需要的学习者提供参与的机会，增强学习者的归宿感，拉近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学校之间的距离。
（六）将拥辩文化作为开放大学发展的重要补充
拥辩文化主要强调相关群体对大学治理和管理的权力共享，避免因职务或学术地位膨胀所带来的弊端和不公，这对开放大学的办学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开放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主要包括：管理人员、主讲教师、辅导教师、技术支持人员、资源和信息内容支持人员、学习点（中心）工作人员、学生、用人单位等。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应当以合适的方式参与到开放大学的治理中来，以开放大学共享的精神和理念为基础进行有效沟通和权力分享，做到充分考虑各方的主张。开放大学的教职员工还有专职和兼职之分，而积极推动兼职教师参与开放大学的治理和管理对开放大学来说尤为重要。开放大学应“征求兼职教师对开放大学事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为兼职教师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使全体兼职教师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32]。
大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系统，开放大学也不例外，开放大学的组织文化是多种文化特质的混合。综合来看，开放大学的文化建设应以发展文化和虚拟文化为主导和主流，以学院文化和管理文化为驱动和支撑，以实体文化和拥辩文化为辅助和补充。作为大学的一种，开放大学在文化建设方面实际上与其他大学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关键在于建设和发扬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品质。总体来看，发展文化和虚拟文化是最能体现开放大学特色的两种组织文化，是开放大学文化建设的重点和关键，这两种文化在开放大学的基础—广播电视大学中已经有很好的体现，开放大学文化建设需要对这些传统理念加以继承、凝练、提升、完善、发扬及落实。学院文化和管理文化是开放大学文化建设的难点，这是因为学院文化和管理文化对一所大学来说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如果没有学院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和完善，富有特色的发展文化和虚拟文化也会因为底子和基础不牢而难有长足发展。为此，开放大学文化建设也应对如何建设符合自身特点的学院文化和管理文化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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