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天津城市文化的蒙古族因素的论文

时间：2021-06-22 14:16:25 论文我要投稿

分析天津城市文化的蒙古族因素的论文

　　天津地区是我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接合部，自有宋代起，随着中原王朝的势衰和北方民族的崛起，天津地区成了两种文化冲突、角逐前沿。天津地区曾相继处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的统治之下，使其城市文化融入了大量北方民族的文化特质，其中蒙古族对天津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不论是范围、强度和深度来说都是空前的。然而有关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却极为鲜见，本文利用有限的历史资料和相关成果，以蒙古族与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切入点，从槽运、储粮、屯田、商业、民俗等方面来阐述天津城市中的蒙古族因素，揭示蒙古族文化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分析天津城市文化的蒙古族因素的论文

　　1206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元太祖元年)，大漠南北处于女真人统治下的三十靴靶统一在蒙兀室韦的杰出首领铁木真的摩下，建立了大蒙古国，并以此标志着给予中国乃至世界以巨大影响的民族—蒙古族的形成。蒙古族刚一形成，恰逢大金国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中，蒙古族敏锐地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展开了反抗金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并取代女真人的斗争，从而使蒙古族与天津地区有了最初接触的机会，也促使天津城市的萌芽状态。

　　刚刚形成不久的大蒙古国，在成吉思汗的统领下，建立了军队、设置了管理机构、颁布了法律、发展了经济，并相继征服西夏及维吾尔等地，国势大增。1211年(金大安三年、元太祖六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一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二月出兵，九月攻入居庸关，十月就来到了金中都燕京城下，虽没能攻下金都，但掠夺了包括天津蓟县在内的金中都周边各地，沉重打击了金朝的统治，动摇了金国的根基。

　　1213年7月(金至宁元年、元太祖八年)，蒙古大军再次伐金，利用金国朝廷内部动荡的机会包围中都燕京，同时分三路对周围千里范围的金国各州县进行大规模的攻伐劫掠，逼迫金廷于1214年3月(金至宁二年、元太祖九年)纳贡求和。蒙古撤兵后，中都周边已是赤地千里，遍地废墟，金国都城难以维持，金宣宗只好让太子留守中都，于当年5月迁都汁梁。同时金廷为了维持中都周围的统治，一边大力筹建地方管理机构，一边对在抗击蒙古军队攻掠中有功的官吏加官进爵，天津地区就是这个时候被设置了“直沽寨”，而梁佐、李咬住也是这时被金朝赐姓完颜、晋职为都统和副都统的，所以蒙古族的压力促成了天津早期城市的萌芽。

　　金廷迁都后，中都空虚，这让成吉思汗看到机会。1214年6月(金至宁二年、元太祖九年)，蒙古大军入古北口，重新围攻中都燕京。7月，金太子逃回汁京。1215年5月(金至宁三年、元太祖十年)，金中都留守元帅自杀，燕京官兵投降，蒙古军队实际控制了燕京及其周边各州县，天津地区也就相应地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

　　1233年(金天兴二年)，蒙古大军攻陷汁梁，翌年金哀宗自杀，金亡。1239年，蒙古军入藏。1247年，吐番藏传佛教萨迎派首领率部归服蒙古。1253年，蒙古军入云南，破大理。1254年，又破善阐(昆明)，灭段氏大理。1271年，建元朝，定都燕京并改其名为大都。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杭州)。1279年，南宋亡，元朝统一全国。

　　元朝统一全国后，效仿中原王朝建立政权机构，录用儒臣，提倡儒学，扶持农业，安抚臣民，使国家逐步稳定和发展起来。

　　天津地区归入元帝国后，元朝政府强化了对天津地区的行政管理，使其裴南重地的作用进一步突出。海河以南的靖海县属河间路，归清州管辖;海河以北属大都路，其中宝低县归大都路总管府，渔阳县归蓟州，武清县归廓州管辖。元朝定都北方，需要把全国的财物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都，为此元政府在天津地区先后建立了接运厅、临清万户府、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镇抚司等管理保护海、河槽运的众多军事机构，并在沿河地区设立了直沽广通仓、仓上、南仓、北仓等仓储基地。1316年(延佑三年)，元政府在三岔口地区设置独立管理海河地区的行政机科犷一一“海津镇”以取代金朝的“直沽寨”。海津镇的设立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天津城市的基本形成。

　　元朝实行带有明显民族歧视的统治制度，使元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以红巾军为主的农民起义遍布全国，元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358年(至正十八年)，红巾军一部挥军北上，2月占沧州，3月经直沽攻陷蓟州，直指大都，次年虽兵败退走，但此次起义还是沉重地动摇了元朝的统治。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再次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克德州，取长芦，占直沽海津镇，沿北运河北上，在河西务大败元军后，直取通州，围攻元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天津地区正式纳入明朝的管辖范围。

　　13世纪中叶，兴起于东北地区的蒙古族，用铁蹄横扫中原。1271年，元世祖吞并金国，不久灭掉南宋，在大都(今北京)建立君临全国的元王朝。为调动全国的物力、人力为己所用，元朝十分重视河、海槽运，使天津成为江南上达京师大动脉的重要节点，促进当地槽运、商业贸易的更加繁荣。为屏藩京师，这里又成为屯田与驻军的要地，其经济与军事地位大大超过金代。

　　元初，由于北方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令元朝“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政府为解决中央庞大的`消费需求，在承继金代运河槽运的同时，始开海洋槽运。1282年(至元十九年)，元廷命上海总管罗壁、朱清、张暄等人造平地海船60艘，运粮46000余石，船队经过千难万险，于第二年从海道至京师，开海洋槽运的先河。此后，海运量逐年增加，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达57万石，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超150万石，1308年——1313年(至大皇庆年间)增至200万石左右，1319年(延裕六年)之后每年海运槽粮增至300万石左右。自元世祖用伯颜之言，岁槽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历、至顺，由4万石以上增而为300万石以上，极大地满足了元王朝的物资需求。这些经海路槽运的物资在进入元大都之前，要在直沽三岔口地方交卸转运，就是把物资从大型海船上卸下，改用小型河船沿北运河北上运抵大都。元代王憋德《直沽》一诗中的“东吴转海输粳稻，潮来集万船”道出当时直沽繁忙的景象。各种槽船在三岔口一带聚泊，连墙万艘，水手云集，不仅运来了江南的粮食和物资，还构成海津镇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因素之一。

　　元末，社会动荡，义兵风起，海运航线时常被切断，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元代海上槽运才被迫终止。

　　与槽运的需求相适应，天津地区又增加了一项经济职能—建仓储粮。大量粮食聚集天津，必然要有储粮的地方，这就促使元朝统治者在天津海河岸边修建了大量粮仓。1279年(至元十六年)，元廷在直沽修建的广通仓是天津历史上第一座国家粮库。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修建了海运米仓，标志着直沽港向储存、转运等多功能港口发展;而武清河西务的“十四仓”则是元大都外围最大的仓储基地。元朝在大小直沽沿海河两岸设置了17座粮仓，永备南、北二仓;广盈南、北二仓;充溢、大盈、大京、大稳、足用、丰储、丰积、恒足、既备仓，以及广通仓、直沽米仓等。众多粮仓的设立，需要大量驻守士兵和民工劳作，这就构成海津镇人口急剧增加的另一因素，使这里成为相当规模的海口重镇。

　　元朝统治者在积极开展海、河槽运的同时，还在元大都周边大力开展军事屯田，以就地解决军队的给养和元大都的经济需求。其中在天津地区军事屯田的地段主要有，归属枢密院所辖的三处、大司农所辖的两处、宣徽院所辖的两处，共有数千顷之多，遍布蓟县、宝低、武清等海河以北各县。元初，天津北部的军屯主要是由蒙古军队以千户、万户为单位进行的，各军屯地区由政府出资购买耕牛、农具等生产工具;发给种子、口粮;兴修水利，所以使蒙古军队屯田活动进展得十分顺利。1268年(至元二十三年)，枢密院奏“前遣蒙古军万人屯田，所获除岁费之外，可集钞三千锭”。这不仅说明蒙古军人很好地转换职能完成了种粮的任务，且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也反映出参与屯田蒙古军人的数量很大，达万余人之众，这在当时海津镇的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更证明蒙古族军人为天津地区的农业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了元末，随着海路槽运的衰微，元朝统治者加大了天津地区的屯田力度与规模，在原有的蒙古屯田军的基础上，一些汉军和少数民族康里军也被派遣到天津来屯田，同时还招募大量江南民众来这里屯田，其结果使海河两岸大量沼泽变良田，屯田数量竟达到10万多顷。元代的屯田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天津地区的土地开发和人口增加，也给天津留下了“头百户”、“十百户”、“哈喇屯”等带有鲜明蒙古族军屯色彩的地名。

　　元朝统治者实施的天津海、河槽运活动，不仅保证了元大都粮食财物的供给，还催生了天津地区商品贸易的繁荣发展。那时，在运河海上络绎不绝的船只不仅仅载运粮食，船主们为增加收入还捎带贩卖江南的货物，此外还有很多贾者商家买通官府，随船经商，从而使海河区域商贩云集，构成南北商人聚集之地。元诗人张蠢在一首诗中写道:“一日粮船到直沽，吴婴越布满街简”，反映了南方的商品随着海槽船大量运到直沽后，物品交换频繁，贸易往来繁荣的情景。海洋槽运推动了直沽商业贸易的繁荣，许多手工业和服务业，如烧锅、店铺、茶肆、酒楼等应运而生，令海河两岸出现“舟车枚会，聚落始繁”的景象。可以这样说，近代天津成为北方商业中心的历史渊源之一就来自于元代海洋槽运的繁荣。

　　天津城市的萌芽与形成，除了其地处南粮北运的枢纽之势外，还借助了盐业的发展之利。元初，蒙古统治者就十分重视熬盐之利，早在1230年(太宗二年)，就设立了“大都河间课税所”，专门管理盐业的产销。1234年(太宗六年)，三岔沽一带盐卤涌出，元官府特许高松、谢实等18户在此设灶煮盐，为天津盐业发展之娘“大都之盐，太宗丙申年(1236年)初于白陵港、三叉沽、大直沽等处置司，设熬煎办……世祖至元二年又增宝低二盐场。”两年后，元廷又专门设立“三岔沽司”、“大直沽司”管理直沽盐。“至元年间(1286)，大都、河间等路诸转运盐使司掌管的盐场已达22所，其中属天津地区的有国富、兴国、厚财、丰财、三岔沽(位于今天津市区)、芦台(位于今天津宁河县)六场。除了产盐、加工盐以外，渤海地区的盐运往大都也要经过直沽，令其成为环渤海沿岸及其内陆盐的集散地。盐业的发展，同样积聚了大量的人口，有“万灶沿河而居”的熬盐灶户，有承运官盐的船户，还有服务盐业的商家，有管理盐政的官吏和士兵，构成天津城市形成的又一个重要的因素。

　　元朝在天津地区的经营，不仅促成这个地区政治和经济上的繁荣与发展，也给其城市民俗文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天津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之说，天后宫被认为是天津城市发展的原点，而这个天后宫就是在元朝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建筑起来的。元初，由于海槽运的频繁，为满足船工们对风涛敬维、祈求平安的需要，元廷约在1264——1294年间(至元年间)，于大直沽建设慈灵宫(称东庙);1362年(元泰定三年)，于今海河三岔口的海津镇再设天妃宫(称西庙)来供奉航海保护神妈祖女神。为表达对女神的重视与尊重，元朝统治者还多次赐封女神妈祖，尊其为天妃，人称天后。天后宫的设置与香火，不仅给往来的船工以精神上的慰藉，还影响了天津后来的民俗民风。天后宫成为各种文化在这里融会的平台，这里不仅供奉着船工的保护神妈祖，还随着外地居民的涌入添加了许多神灵，如子孙娘娘、乳母娘娘、王三奶奶、救济施药仙官、挑水哥哥、灶王爷、雷公等，这说明天津人不仅将天妃宫视为祈祷槽运平安的场所，也是满足人们各种精神需求的圣地，天后娘娘也由护海保航，发展为求嗣、祛病、免灾、祈福的多元化神灵。人们在宫前建造戏楼和广场，除了酬神演出外，这里成了槽运船工、民夫、居民聚集娱乐之地。人们渐渐形成了“逛皇会”，游“娘娘庙会”的习俗，其间众多民间乐舞、杂耍竞技在这里争相表演，天南海北的文化在这里集聚，锻铸了天津城市容纳百川开放的文化性格。

　　元朝在天津地区百余年的经营给天津城市文化烙上一些自己的印记，时代虽已久远还能依稀可见。如，天津有个商业街叫“大胡同”，这个胡同就来源于蒙古语言。有个地方称宜兴埠，它的出现与元朝推行海洋槽运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元朝起用张煊、朱清二人主持海洋槽运，张煊是江苏宜兴人，他手下的船工、舵手多为宜兴人，有些人后来在天津落户，宜兴埠就是他们当时聚居的区域“天津方言中有‘糊里八提’一词，据考与元代以来流行民间的‘葫芦提’一词有关‘葫芦提’意为糊涂，元杂剧《窦娥冤》中有一句念窦娥葫芦提当罪想 ,，意思是可怜窦娥糊里糊涂地成了罪人。天津话在糊里(葫芦)和‘提’之间加个‘八’字，更加风趣活泼。”。天津人喜欢美食，其中对吃火锅更是钟爱，这火锅的吃法一般认为来自于蒙古族习俗。

　　综上所述，元朝实际管辖天津地区有一百余年，蒙古族在这里的经营与活动则构成天津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蒙古族文化对天津城市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深刻和巨大的，蒙古族的一些文化因素成为天津城市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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