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社会学理论中团结与劳动分工的联系论文
摘要：在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 如何凝聚人心实现社会对个人的整合, 成为了时代命题。涂尔干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问题, 在对社会问题研究的过程中, 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社会失范”等经典性概念。他的早期理论一直聚焦在团结这一主题, 一方面从社会分工角度, 认为劳动分工促进了社会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状态的转变;另一方面, 他从团结的反面, 用社会失范视角来分析如何重塑集体意识, 建立新的社会整合;最后, 面对转型期道德缺乏的困境, 他认为需要通过职业团体和民族国家的路径来建立普遍性的道德。
关键词：社会整合; 涂尔干; 社会团结; 社会失范;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末期欧洲工业化达到高潮, 经济高速发展, 但同时社会也面临着巨大危机, 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道德失序, 人心不古。如何凝聚人心, 实现社会团结, 不仅是法国思想家涂尔干的时代命题, 也是社会学三位奠基人共同面对的现代性问题。这种现代性实质上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利弊得失问题, 由于身处工业化的不同阶段, 三位社会学家的思想进路和视角也呈现相当大的差异。处于工业化早期的马克思看到经济基础层次上的不平等和阶级对立, 提出社会革命的主张。处于工业化过渡期的涂尔干看到结构层次上的社会失序和伦理失范, 开出了以合作代替纷争, 以教育辅佐伦理的处方。处于工业化成熟期的韦伯则更多地看到了人类行为与意识形态的错综复杂关系, 几乎放弃了改进的冲动, 而宿命地寄希望于对综合因素, 包括对行动主体的时代精神、观念体系和价值追求的理解和阐释。[1]
涂尔干个人思想也带有强烈的承上启下的时代性色彩, 这种时代性主要表现为在历史洪流裹挟下对社会现实和人心秩序的道德关怀。这种关怀与他经历的一系列生命事件相互关联。他青年时期目睹普法战争的创伤和巴黎公社的失败, 中年时期则受到德雷菲斯事件的牵连, 晚年时期又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些现实体验促使他学术旨趣始终聚焦在“社会团结”, 具体来说则是面对社会的大转型, 社会如何维系个人从而实现社会对个人道德的整合。
在早期学术研究中, 涂尔干致力于通过构建一门实证的具有科学精神的社会学, 亦即道德科学来回答这个问题。这门道德科学脱胎于孔德时代的实证主义, 目标是重建现代社会的道德伦理。这种现实的人文关怀在涂尔干著作中主要集中在《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这两本著作中, 通过探讨劳动分工形成的功能整合来论述社会团结的意涵, 以及进一步以自杀这一反常的越轨现象来探讨社会秩序规范如何建立。即社会团结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如何发展以及社会失范后这种团结又该如何重新构筑。这些理论问题对我国目前的道德建设问题具有深刻的启发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揭示涂尔干早期社会学理论中团结与劳动分工的内在联系, 以及围绕这种联系思考在社会失范状态下该如何重新构筑团结的问题。
二、分工与社会团结: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劳动分工最早是由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 斯密认为分工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内发挥作用, 能够提高生产效率, 这里暗含了经济学的理论预设, 即作为经济人的个体追求幸福和利益的动机才是劳动分工的原因。涂尔干则表明, 劳动分工并不是经济生活所特有的情况, 我们看到它在大多数的社会领域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2](P2)并进一步指出, 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更重要;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 才是它真正的功能。[2](P11)涂尔干从社会学的角度, 从劳动分工对于社会道德秩序本身的作用来论证其影响, 提出劳动分工的功能就是社会团结, 有了分工, 个人之间的联系才会在集体意识衰弱时更加紧密, 从而促进社会的功能性整合。而这种分工最早体现在性别分工上, 对家庭特别是婚姻团结起了“粘合”作用。这也是涂尔干社会团结的核心问题, 即“我们研究的起点, 就是要考察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个人变得自主, 他就会越来越依赖社会?为什么在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 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尽管这两者看似矛盾, 但它们亦步亦趋的活动却是不容反驳的事实。”[2](P20)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带来了个人的职业自由和人格独立, 这种人格自由与社会团结对个人的约束之间本应该是相互矛盾和充满张力的, 但是从社会现实出发, 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反而比以前更加紧密, 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悖论该如何解答?涂尔干从区分两类社会团结形态开始, 他将团结定义为一种建立在我们单个有机体基础上的社会事实, 认为只有考察其社会作用才能理解社会团结, 而社会团结要想具备一种生存能力, 就必须适应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机制。[2](P30)也就是说只有找到团结社会的适应性条件和生产机制才能理解这种团结的社会作用, 而这种生产机制主要是个人和社会联系的纽带———集体意识。在初级的环节社会, 个人的心理机制呈现出相似性特征, 人与人之间作为同质性个体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 这种相似性构成了集体意识的基础。
机械团结表征在惩罚形式上为压制性制裁, 是一种消极的团结。即必须确保大家步调一致来保护这种相似性, 不允许出现违背社会规范和道德伦理的“异类”, 一旦触犯了集体感情和共同信仰, 他们自然成为“犯罪者”。集体意识在机械团结的社会里便具备一种道德力和强制力, 对这种集体意识的侵犯也就是对最高权威的侵犯, 因为这种社会里集体意识淹没了个人, 它把权威施加在个人的意识里, 让权力成为集体意识的化身———这种权威自然成为共同利益的代表, 从而获得了惩戒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相似性产生的社会凝聚力需要这种压制性制裁来加以保护, 这种压制性制裁体现为维护个人之间相似性最低限度的刑法力量。这类相似性社会里, 个人不是自由自主的, 只能作为一个有机体存在于社会群体的组织之中。这类群体在机械团结社会里具备一种宗教的神性, 即社会对于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与机械团结相对应的是分工形成的团结, 即有机的团结, 它是承担社会团结的道德力量, 能够带来合作, 是一种积极的团结。这里, 涂尔干从纵向的二元动态角度来探讨机械团结如何过渡到有机团结, 体现了他的社会变迁思想理路。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里, 高度的劳动分工加速了集体意识的'衰落, 使得人们越出原有的地理范围, 在更大的群体里各就其位、各尽其能。劳动分工既让人们在精神层面突破传统的集体意识对个人的束缚, 又在物理空间范围加速了人的社会性流动, 在职业领域承担各自的角色。相似性在这里因为职业分工得到不同程度的消解, 异质性开始成为有机团结整合社会的基础。具体来说, 则是职业分工让其与他人不得不相互依赖、相互合作以完成自己的角色和功能, 从而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同时在劳动分工的作用下, 个人的人格也逐渐凸显出来。后一种团结 (有机团结) 之所以能够存在, 是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和人格, 都能够自臻其境。集体意识就为部分个人意识留出了地盘, 使它无法规定的特殊职能得到了确立。这种自由发展的空间越广, 团结所产生的凝聚力就越强。[2](P91)更进一步, 劳动越加分化, 个人就越贴近社会;另一方面, 个人的活动越加专门化, 他就越成为个人。[2](P73)这里, 涂尔干对劳动分工的道德意涵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即劳动分工让个人人格更加自主, 与低级社会相比, 个人更加自由, 反过来这种基于异质性的自由让个人在职业分工中也更加注意协作, 更加依赖他人, 从而实现社会团结。
这种有机团结表征在法律形式上为恢复性制裁, 这种制裁形式, 只是将事物恢复“原貌”。这种法律在内容上区别于刑法的抵偿性制裁, 主要表现为民法和家庭法、婚姻法和宪法。违反或拒认这种法律的人将不会遭受到与其罪行相应的痛苦;他仅仅被判处要服从法律。[2](P332)这种法律形式产生于劳动分工的社会条件下, 劳动分工越发达, 这种法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比也就越高, 因为职能的专门化使得了解所有职能的人越来越少, 而相区别的压制性制裁则基于集体意识的普遍性上。更重要的是这种恢复性制裁规定的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是具有根本差异的, 它表现出从劳动分工产生的协作上, 是一种积极的作用。
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过渡, 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标志。这既是个人自由不断提升的过程, 又是一个充满失范的过程。[3](P168)这种失范是如何产生的, 在社会失范时该如何构筑社会团结, 涂尔干又是如何协调分工与失范的紧张对立关系, 这是下文笔者重点探讨的内容。
三、劳动分工与社会失范
涂尔干尽管认为劳动分工是以人们之间的功能性依赖来促进社会团结的, 但是在社会转型期 (即由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 传统集体意识控制力减弱的情势下, 新的社会整合纽带尚未建立时, 社会失范也会随之产生。这里劳动分工并未发挥团结的功能, 如何看待这一悖论现象?涂尔干采取的方式是直接将这类分工当作是偏离正常形式的病态现象来处理, 分工之所以会导致这种结果, 并不是它的本性使然, 这只是一种例外的、反常的情况。[2](P328)这里体现出涂尔干从病理学角度, 以反常的分工确认正常分工形成的条件。涂尔干倾向于认为, 劳动分工并不是产生社会失范的根源, 同样, 如果社会失范产生了, 劳动分工不能发挥社会团结的功能, 这是因为这种劳动分工本身是病态的。那么, 社会失范产生的社会条件到底是什么?
社会失范, 最早出现在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失范的分工”一章中, 与病态现象联系在一起, 指的是道德规范在集体意识衰落后, 没有建立起来时出现的社会状态, 是对社会规范的背离。这里暗含了涂尔干对失范这一范畴的事实判断, 即失范状态下的社会现象是病态现象, 延伸出一个更加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这种正常与病态是否具有科学标准, 是否只是作者先入为主的预断, 这需要结合他的方法论著作, 即《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来找寻答案。
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 明确指出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认为社会学的直接目的在于研究正常类型。但是, 如果最普遍的事实也可以是病态的, 那就有可能永远在事实中找不到正常类型。[4](P90)这里, 正常类型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自然也引出区分正常类型和病态现象的原则。“我称那些具有最普遍形态的事实为正常现象, 称其他事实为病态现象。”[4](P73)现象的普遍性自然成为了区分社会事实是否正常的标准, 这一标准脱离了主观判断的色彩, 带有客观性价值, 同时, 回应了科学是否是区分正常与病态现象的方法。
在社会事实的区分中深刻理解失范的意涵后, 才能够把握涂尔干关于失范的产生以及对社会团结的影响。涂尔干认为, 失范现象的产生说明社会控制机制在两个维度上出现了问题:集体意识丧失了社会规定性, 在日常生活中隐匿了起来;个体意识丧失了自我规定性和有限性的认识, 使欲望本身从日常生活中凸显了出来。简言之, 失范意味着“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在场”和“社会的缺席”。[5]也就是说, 在社会转型期, 社会和个人两难困境开始凸显。一方面, 社会维系个人的纽带, 即集体意识丧失了传统的支配能力, 无法约束个人;另一方面, 个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 欲望膨胀对社会造成冲击。如何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 将社会事实复归为正常状态重构社会团结, 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病态的劳动分工尽管引起了社会失范, 但是实质上这种失范的根源却不在于分工本身, 而在于社会道德的缺失, 这才是失范产生的社会条件, 这在他的《自杀论》中可以得到确证。自杀的反常发展和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弊病是相同的原因引起的。[3](P183)其实, 涂尔干在分析反常或者病态的分工中夹杂了自己对于失范和分工之间调和的深刻见解。既然规范体系是各种社会功能自发形成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确定形式, 那么我们可以说, 只要这些机构能够得到充分的接触, 并形成牢固的关系, 失范状态就不可能产生。[2](P413)涂尔干并未对这些机构进行详细的解释, 但是根据他第二版序言中对职业团体的讨论, 我们可以初见端倪, 这就上升到转型期困境的层面。
四、转型期的困境及应对措施
在第二版序言中, 涂尔干认为经济生活存在的法律和道德失范状态, 是因为团结个人和社会的职业伦理只是处于初级形成阶段, 道德是含混不清和反复无常的, 根本形成不了纪律。针对他人对分工的指责, 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分工绝对不会造成社会的支解和崩溃, 它的各个部分的功能都彼此充分地联系在一起, 倾向于形成一种平衡, 形成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同时, 他对这种社会失范开出了自己的良方———建立职业群体。我们之所以认为它是必不可少的, 并不在于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而在于它对道德产生的切实影响。在职业群体里, 我们尤其能够看到一种道德力量, 它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 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 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2](P413)职业群体或者法人团体, 在涂尔干这里是作为介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群体而存在。劳动分工产生了职业的分化, 个人在职业工作中以协作的方式与他人进行联系, 这种联系具有团结他人的道德功能。在同一职业群体内部, 他们拥有类似的职业, 竞争也有利于促进他们相互接触。这些基础, 一方面有助于职业伦理的生产, 例如对公平正义的道德规范的敬畏, 另一方面, 又可以促进职业群体的稳定和社会团结。但是, 市场经济活动催生的利己主义却可以摧毁这种团结, 使人们摆脱其约束。因此, 需要建立职业群体的权威, 突显出职业群体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的建设, 就是要求“所有规范并不以某些人的利益为前提, 而是以整个法人团体 (职业群体) 的利益为前提……凡是在私人利益归属于公共利益的时候, 道德的性质就会突显出来, 因为它必然会表现出某种牺牲和克制的精神”[2](P417)。
在涂尔干看来, 社会失范具体是工业社会经济活动的无序化。在面对这种复杂的经济活动, 无论是整个政治社会还是国家, 都担负不起这一重任, 唯有职业团体才能胜任。这是因为职业团体或法人团体的历史发展表明其具备良好的稳定性 (家族的承继者) 和延续性 (有了贸易往来开始就一直存在) , 同时劳动分工使得职业生活覆盖了大多数人, 职业成为人们的“天职”, 而法人团体就是从“我们的天职中衍生出来的”[6]。但是职业团体的重构并不能解决一切社会失范问题, 还需要依靠国家在中间进行调和来解决不同职业团体的利益冲突, 需要二者相互配合。一方面, 高度的劳动分工使经济活动多样化, 国家对过于专业的经济事务难以承担, 需要职业团体进行组织;另一方面职业团体之间本身存在各自的利益诉求, 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需要国家发挥政治功能的作用, 协调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诉求, 通过这种方式, 国家和职业团体在功能上就实现了互补。因此, 社会转型期的两难困境就有了清晰的脉络, 即道德权威的缺失使得涂尔干把重建现代社会的思路转向了道德维度, 希望在职业分化的现代社会中构建普遍性的道德, 而实现这一路径需要同时依靠职业群体和民族国家。
五、结论
劳动分工使得机械团结发展到有机团结, 消解了集体意识的控制力,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维系变得脆弱。同时, 劳动分工的高度发展促进了个人意识的成长, 个人变得更加自由, 客观上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市场经济面前, 个人利己主义开始膨胀, 社会失范, 破坏了社会团结。但是这种破坏的根源并不是劳动分工, 而是转型期社会道德的缺乏, 因此, 构建普遍性道德变成了构筑的重点。涂尔干认为, 面对失范现象需要使各个机构充分接触、紧密联系, 这样就能够避免失范, 他提出这一主导机构应当是并且只能是职业群体, 通过职业群体的道德规范或者职业伦理, 个人的经济活动得到调节, 利己主义得到遏止;同时, 职业群体能够弥补国家的经济职能, 把个人的意见传递给国家, 让国家来协调各个职业团体的利益;最后在职业群体基础上构筑的普遍道德的约束下, 个人与社会复归常态, 即回到社会团结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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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2-417.
[3]郭忠华.劳动分工与个人自由——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思想的比较[J].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52, (5) :168-183.
[4] (法) 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73-90.
[5]梁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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