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后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角色
“知识分子”曾经是一个耀眼的光环，不管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它，都隐含着一种尊敬。也许，这是一个太泛化的概念，不同的人谈到“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其所指并不相同。
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中，齐格蒙?鲍曼指出，“知识分子”一词是用来指称一个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知识分子”一词乃是一声战斗的号召，它的声音穿透了在各种不同的专业和各种不同的文艺门类之间的森严壁垒，在它们上空回荡着；这一个词呼唤着“知识者”传统的复兴，这一“知识者”传统，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统一。齐格蒙?鲍曼认为，“知识分子”一词始终意味着一种广泛而开放的邀请——邀请人们加入到这一全球性的社会实践中来。指出“谁是知识分子”是没有意义的。是否决定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之趣味等全球性问题探讨的实践中去，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
朱里安?本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也对知识分子做出了界定。他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其活动不是追求实际目的，而是从事艺术、学问及形而上学的思维，“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改变世界，而是忠实于理想。朱里安?本达认为延续、保持这种理想对于人类的道德性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发现，齐格蒙?鲍曼和朱里安?本达理解的“知识分子”并不相同。鲍曼基本上认同“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介入，而本达认为正是这种介入本身导致了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背叛。
是执着于理想，遵循正义、真理、理性的知性价值尺度，最大程度地接近善，还是充分地介入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实际行动来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知识分子”群体并没有达到一致的认同。尽管如此，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却在不断地进行。而通常情况下，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理解多和齐格蒙?鲍曼的界定一致。
拉塞尔?雅各比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就是介入型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理解，同时也深含着他对“知识分子”现状的忧虑。
知识分子的意义何在？齐格蒙?鲍曼认为，在现代性社会中，知识分子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立法者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做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鲍曼并不认为后现代性的来临完全取代了知识分子实践的现代性模式，但就整体处境而言，“知识分子”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雅各比的忧虑就是对这种知识分子角色变化的担忧。用鲍曼的尺度来衡量，雅各比坚持的仍然是立法者的知识分子角色。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雅各比不无伤感地说：“说到消逝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中伤某一个具体的人。这里不涉及个人的正直和才华，也与任何具体的作家和艺术家无关。很多复杂的因素都在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打下了烙印；我们不止一次地努力想唤起、激起他们枯竭的生命，可是我们都失败了。”雅各比注意到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似乎在公众中消失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象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及时他们的媒体。”“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
雅各比认为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也许促进了专业学科的发展，但是，公共文化却因此而贫乏衰落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席正是衰落的主要原因。学院派的写作，专门化的术语，连篇累牍的枯燥的引证，只针对本专业人士的专业性期刊……这诸多原因使知识分子与公众离得越来越远。往日的波西米亚精神日渐衰微，城市咖啡屋和低房租公寓里再见不到知识分子的身影。如今的知识分子已多集中于大学校园。他们不再为公众写作，他们的写作只面对专家和同行，这种写作的目的日益与工作、晋级和薪水纠缠在一起，知识分子把自己捆绑在利益之树上，他们不再对公众说话了。
雅各比回忆起米尔斯，同样带着伤感。米尔斯，那个曾经力求唤醒沉睡的知识分子自己也试图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始终作为一个道德家、党派人士和批评家写作，以道德和勇气介入政治并对公众产生影响。他实践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选择。
然而，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米尔斯也已死去。他的作品没有随新左派一道衰亡，但他的继承人却变成了社会学家，而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
造成公共知识分子消逝的'原因有很多。环境的变化可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昔日仅凭写作就可维持生计，如今却很困难了。房价高昂，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变得日益困难。更多的人选择了大学，并把大学视作自己终生事业所在，为了晋级，大学里的教授不再在其他面向公众的刊物发表文章，因为那对他们的晋级毫无用处。过去的良知和责任感已被抛弃，而今，知识分子的写作只面对专家和同行。所谓“新左派”仍然存在，然而，他们如今只是冷静地从学理上阐释那些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强烈呼吁并力图改变的东西，其态度之冷静，已与“新左派”的称呼不再相称。
《最后的知识分子》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时的美国社会已经基本进入所谓“后现代”阶段。昔日现代性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已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多元化和无秩序的信奉。知识分子不再为社会立法，他们纷纷退隐到大学校园里，抛弃了公众，开始自己枯燥乏味的专业研究。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过多地指责专家学者。无可否认，他们的研究对具体学科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这种推进有时是突破性的。然而，是否这些大学教授的研究都意义重大呢？雅各比对此持怀疑态度。无数的教授把精力放在那些毫不为人所知的过去的作家作品研究上，因为发现几片断章残句而兴奋不已，然而，这种发现到底具有多大意义？知识分子把毕生精力放在这上面，是否值得？
多数教授已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对金钱和地位的兴趣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日益明显，而他们的学生也日益商业化和世俗化了。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传统的为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无可挽回地消逝了。自然，还有个别知识分子困守着最后几片阵地，但他们的声音已很微弱。作为一个群体，公共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
可以发现，雅各比描述的现象并不只是出现在美国。审视中国的大学校园，就会发现公共知识分子的身影同样已为大学教授代替。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许原本就不存在。大学教授的生活仅仅是教书和做学问。而这学问的价值是否存在，有时不免让人怀疑。很多教授为了争到一个项目而不辞劳苦，如果没有项目可做，就只好在有限的学科范围内翻炒那被人炒了无数次的资料，加以重新拼装组合，换一副面孔，用另一种口吻讲出来，以此体现自己的学术创新。教授们投稿的刊物多半是学校指定的刊物，因为只有发表在这些指定的专业刊物上，才算是科研成果。而这些刊物的读者仅限于本专业人士，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是很小的。于是，教授的名字日益不为公众所知，他们只在同行中“著名”。
或许，这不应完全怪罪大学教授。他们的选择也颇多无奈。因为校方将他们的待遇与其发表的论文数联系起来，教授们虽有抱怨，却并无过多的反抗，在埋怨之后也就屈服了。为研究而研究，岁月流逝中，年轻的教授不觉白发渐生。
“年轻的知识分子响应了他们的时代，正如他们必须要做的那样，而他们也屈从了他们的时代，这却不是必需的。人性并不要顺从历史，而要创造历史。通过这道人性之门，选择的权利进入了历史的大厦。”雅各比客观地分析了公共知识分子消逝的原因，并对年轻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屈从持理解态度。虽然如此，他对这种选择依然不无惋惜。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是否还有公共知识分子？雅各比充满期盼。
2006年4月2日
（《最后的知识分子》，[美]拉塞尔?雅各比著洪洁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英]齐格蒙?鲍曼著，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
《知识分子的背叛》，[法]，朱里安?本达著，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