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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毋丘俭传原文翻译
《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下面是三国志毋丘俭传原文翻译，请参考！
三国志毋丘俭传原文翻译
【原文】
毋丘俭字仲恭，河东闻喜人也。
正始中，俭以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俭遂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句骊沛者名得来，数谏宫，宫不从其言。得来叹曰：“立见此地将生蓬篙。”遂不食□死，举国贤之。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宫单将妻子逃窜。俭引军还。
六年，复征之，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诸所诛纳八千余口，论功受赏，侯者百余人。穿山溉灌，民赖其利。迁左将军，假节监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转为镇南将军。诸葛诞战于东关，不利，乃令诞、俭对换。诞为镇南，都督豫州。俭为镇东，都督扬州。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俭与文钦御之，太尉司马孚督中军东解围，恪退还。
初，俭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杨州刺史前将军文钦，曹爽之邑人也。骁果粗猛，数有战功，好增虏获，□徼宠赏，多不见许，怨恨日甚。俭以计厚待钦，情限好洽。钦亦感戴，投心无二。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俭、钦喜，以为己样。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园，举兵反。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为坛于城西，歃血称兵为盟，分老弱守城，俭、钦自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俭坚守，钦在外为游兵。
大将军统中外军讨之。别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从安风津拟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于谯、宋之间，绝其归路。大将军屯汝阳，使监军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令诸军皆坚壁勿与战。俭、钦进不得关，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
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大将军遣兖州刺史邓艾督泰山诸军万余人至乐嘉，示弱以诱之，大将军训自洙至。钦不知，果夜来欲袭艾等，会明，见大军兵马盛，乃引还。大将军纵骁骑追击，大破之，钦遁走。是日，俭闻钦战败，恐惧夜走，众溃。比至慎县，左右人兵稍弃俭去，俭独与小弟秀及孙重藏水边草中。安风津都尉部民张属就射杀俭，传首京都。属封侯。秀、重走入吴。将士诸为俭、钦所迫胁□，悉归降。俭子甸为治书侍御史先时知俭谋将发私出将家属逃走新安灵山上别攻下之夷俭三族钦亡入吴吴以钦为都护，假节、镇北大将军、幽州牧、谯侯。
(选自《三国志》，有删减)
注：束马县车，束马，把马蹄包起，防止马滑倒;县车，悬车，把车子钩牢，以防脱落。把马脚裹起来，把车吊上山去。形容走山路的艰险情况。
【译文】
毋丘俭传，毋丘俭，字仲恭，河东闻喜县人。
正始年间(240～249)，毋丘俭认为高句丽不断进犯边境，于是率领大军从玄菟出击。句丽王宫率兵二万，进军沸流水上游。两军在梁口交战，宫被打败。毋丘俭把马脚裹起来，把车吊上山去，收整阵容，登上丸都，在那里血腥屠杀居民，杀死了数以千计的人。句丽官吏得来反复劝谏宫，宫不听劝告，得来感叹说：“此地马上就要遍地蓬蒿了。”于是绝食而死。全国都很感念他。毋丘俭下令部下不许损坏得来的坟墓，不砍伐周围的树木。得来的妻子儿子，都予以释放。宫自己带着妻子儿子逃窜，毋丘俭班师而还。
正始六年(245)，又讨伐宫，宫逃到买沟。毋丘俭派玄菟太守王颀追讨，超过沃沮有一千多里，直至肃慎氏南界，在山石上刻记战功，丸都之山，不耐之城，都留下石刻。凡所捕获、杀戮的有八千多人。论功受赏，封侯的就有百余人。穿山修渠，引水灌溉，百姓受益不浅。毋丘俭升为左将军，持朝廷符节，都督豫州诸军事，任豫州刺史，转任镇南将军。诸葛诞在东关作战失利，朝廷下令让诸葛诞和毋丘俭职位对换，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毋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东吴太傅诸葛恪包围合肥新城，毋丘俭与文钦联合抵抗。太尉司马孚统领中军从东部解围，诸葛恪只得撤退。当初毋丘俭和夏侯玄、李丰关系很好。扬州刺史前将军文钦，是曹爽同邑之人，勇敢果断，多次立下战功，喜欢虚报俘虏人数，企图获得宠赏，但朝廷往往不给。因为文钦怨恨一天比一天重。
毋丘俭出于计谋，对文钦很好，两人关系融洽。文钦也感恩戴德，忠心不二。
正元二年(255)正月，天上出现几十丈长的彗星，跨过西北天空，从吴、楚分界处开始。毋丘俭、文钦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候，于是借皇太后的口吻，下诏历数大将军司马师的罪，发布天下，举兵反叛，胁迫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百姓都进入寿春城，在城西设坛，对天发誓，滴血为盟，把老弱者留下来守城。毋丘俭、文钦统率五六万大军渡过淮河，向西到达项地。毋丘俭守城，文钦在城外保护。大将军司马师统率大军出兵讨伐毋丘俭，另外派诸葛诞率豫州各路军队从安风津逼近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率青州、徐州的军队从谯、宋之间出击，以断绝毋丘俭的退路。大将军司马师率兵驻扎汝阳，派监军王基率前锋诸军据守南顿来等待毋丘俭的部队。司马师下令各路军队都坚守阵地，不要正面交战。毋丘俭、文钦等向前不能战斗，退后到寿春又怕遭到袭击，前后无路，无计可施。淮南将士，家乡都在北边，军心涣散，相继投降。只有淮南新近归属的当地农民愿意为他们打仗。大将军司马师派兖州刺史邓艾统率泰山的各路军队有几万人到乐嘉。装出不堪一击，用以诱使毋丘俭、文钦出击。大将军司马师很快率军从洙地来到。文钦不知是计，果然在夜里想要袭击邓艾。等天亮，见兵马强盛，才撤回军队。司马懿派骁骑将军率领追击，大破文钦，文钦逃走了。这天，毋丘俭听说文钦战败，担心夜里撤兵，人心涣散。等到了慎县，毋丘俭身边的士兵逐渐逃离。毋丘俭和小弟秀及孙重三人藏在水边的草中。安风津都尉的部属张属射杀了毋丘俭，将他的脑袋传报京都。张属被封为侯。
毋丘秀、毋丘重二人逃到吴国。凡是被毋丘俭、文钦所胁迫的许多将士，都投降了。毋丘俭的儿子毋丘甸任治书侍御史。起初，他得知毋丘俭要谋反，于是私下让家属逃到新安灵山上。失败后，毋丘俭的三族被诛灭。文钦逃到东吴，吴任命文钦为都护、假节镇北大将军、幽州牧、谯侯。
《三国志》简介
《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耗时十年，参考当时的史书，编纂而成。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东吴的纪传体断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三国志》由《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部分组成，共六十五卷。曹丕废汉建魏，刘备与孙权亦相继称帝。陈寿从历史实际出发，用“三国”命名，并分国编纂，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在纪传体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三国志》中，《魏书》居前，魏帝称“帝”，其传为“纪”；《蜀书》《吴书》居后，蜀、吴之帝称“主”，其传为“传”。但陈寿又正视三国时期魏、蜀、吴地位等同的历史事实，蜀、吴之主的传与魏之帝纪采取相同的记事方法，都采用纪传体“本纪”编年记事体例。《三国志》实际记载了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184年）到三国结束（280年）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当时人就称陈寿有良史之才。因此，陈寿撰《三国志》问世后，其他各家记载三国史事的著书相继销声匿迹，独有它流传后世。但是《三国志》也有缺点：
（一）只有纪、传而无表、志。
（二）记载司马氏与曹魏斗争，曲笔阿时，回护司马。
（三）失于简略。
《三国志》所记载之史料较为翔实可靠，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文献。《三国志》通过将人物传记合并，并融入诏书、奏章等多样史料来丰富内容，为后世史书撰写与研究树立了典范。
主题思想
封建思想
陈寿在书中宣扬了君权神授的封建思想。在《武帝纪》中记载曹操破袁绍后，交待五十年前就有黄星出现，预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兴起。记曹丕称帝时，又讲有黄龙出现的曹操的故乡，对于蜀吴的称帝，陈寿也点明是天意所在。
从这种天命论出发，他赞成前朝旧臣变为当今新贵，却指责失败的政治家不识时务，按陈寿的看法，朝代的兴替由天意决定，谁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天命攸归，服从新朝也就是顺从天意，这是符合当时世族的政治利益的。当朝代变化频频的时候，只有这样，世族才可进退自如，尽量免遭损失。
书中很重视杰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对于诸葛亮、曹操、刘备、孙权诸人的能力与历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写与叙述。对于人事、人谋对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也作了大量记述，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重人事与重天命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三国志》的矛盾特性。
陈寿还通过历史人物宣扬了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书中记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最后全城战死的事迹很有代表性。当城中内无粮草、外禾救兵时，臧洪让手下吏士各自带领家小逃走，手下主人都坚决要求战死到底。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主簿从内厨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旷分给全体将士，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感动得“将士咸流涕，无仰视者”。最后“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
经学思想
《三国志》蕴涵了丰富的经学思想。魏文帝“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榖梁》博士”。在曹魏时期，经学仍然被列于学官。曹魏政权的一些著名官员如荀彧、王朗、王肃、陈群等都是儒生。从《三国志》中可以看到，儒家与法家在面对当时的同样的社会问题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同的。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以及注释者裴松之也都在行文中从经学的角度对曹魏政权的某些制度进行了批评。
从《三国志》中可以看到，明主与一流谋士的搭配成为了改变当时各种社会局面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些谋士的筹谋下，明主们才能趋吉避凶。这些一流的谋士即是当世的俊杰。在汉末乱世，社会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各路地方势力都想通过招揽人才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竞争能力。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许多士人也同样辗转于各路地方势力之间，希望可以安身立命。这些士人多以谋士的专业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三国时期的谋士们不但被历史所记载，而且被世人所传颂。无数的后来之人以他们为人生榜样。
据《三国志》记载，许多地方政治势力如孙策、刘备等都曾试图奉迎汉献帝。而如何才能平定天下是明主与谋士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自古以来，文与武是两种不同的征服天下的方法。在对其他地方势力进行武力征讨的同时，曹魏政权也非常重视对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曹操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曹操从来没有否认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重要作用。“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国家对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一方面有利于百姓之间和睦相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百姓避免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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