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之于国原文及翻译

时间：2024-07-28 23:09:56 金磊古籍我要投稿

寡人之于国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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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之于国也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寡人之于国也翻译：

　　梁惠王说：“我治理梁国，真是费尽心力了。黄河以北的地方遇到饥荒，我便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黄河以东的地方，同时把黄河以东地方的粮食运到黄河以北的地方。黄河以东的地方遇到饥荒，也这样办。我曾经考察过邻国的政事，没有谁能像我这样尽心的。可是，邻国的百姓并不因此减少，我的百姓并不因此加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战争，那就请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战鼓冬冬敲响，枪尖刀锋刚一接触，有些士兵就抛下盔甲，拖着兵器向后逃跑。有的人跑了一百步停住脚，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停住脚。那些跑了五十步的士兵，竟耻笑跑了一百步的士兵，可以吗?”

　　惠王说：“不可以。只不过他们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但这也是逃跑呀。”

　　孟子说：“大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就不要希望百姓比邻国多了。

　　“如果兵役徭役不妨害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便会吃不完;如果细密的渔网不到深的池沼里去捕鱼，鱼鳖就会吃不光;如果按一定的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粮食与鱼鳖之类的水产吃不完，木材用不尽，那么百姓便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遗憾。百姓对生养死葬都没有遗憾，就是王道的开端了。

　　“分给百姓五亩大的宅园，种植桑树，那么，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丝绸了。鸡狗和猪等家畜，百姓能够适时饲养，那么，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吃肉了。每家人有百亩的耕地，官府不去妨碍他们的生产季节，那么，几口人的家庭可以不挨饿了。认真地办好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大道理教导老百姓，那么，须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会自己背负或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七十岁以上的人有丝绸穿，有肉吃，普通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现在的梁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约束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打开粮仓赈救。老百姓死了，竟然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年成不好。’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子杀死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大王如果不归罪到年成，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会投奔到梁国来了。”

　　段解

　　第一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

　　第二~四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

　　第五~七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简要分析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有声望的大师。他的学说的核心就是要讲“仁义”行“仁政”，即实行所谓“王道”。其理论基础就是民本思想，重视人的生存权利。因此孟子对那些不行仁政，残酷掠夺百姓的封建王侯深恶痛绝。《寡人之于国也》就辛辣地嘲讽了以贤君自居的梁惠王，并愤怒地指出一些封建王侯自诩“为民父母”，可实际上却“率兽而食人”，是人民的灾星。

　　《孟子》善用比喻和寓言来说理，论辩技巧十分高明，这在本文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运用各种驱诱论敌就范的手法，文辞铺张扬厉，时露尖刻，喜用排比、对偶句，笔锋咄咄逼人。

　　研讨

　　《寡人之于国也》是《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章，是表现孟子“仁政”思想的文章之一。论述了如何实行“仁政”以“王道”统一天下的问题。“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为文章点睛之笔，突出了本文主旨：只有实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得民心，才能得天下。这种“保民而王”的主张，实际也是孟子“民本”思想的体现。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如何”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文章中表现出的孟子的思想与主张。

　　首先，孟子是反对诸侯间的无休无止的相互征战的，一句“王好战，请以战喻”充分把这种思想表露了出来。

　　其次，孟子认为应该让利于民，让民众有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他认为梁惠王自认为的“用心”于民，做的是远远不够的，这与其他国家不知满足的一味向民征敛只是“百步”与“五十步”的区别。

　　第三，孟子向梁惠王表明了自己治民的理想，具体地说，就是让民拥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鸡豚狗彘之畜”。

　　不仅如此，孟子还非常重视教化，提出了“谨庠序”的主张，他的最高理想是黎民“衣帛食肉”，“不饥不寒”。

　　最后孟子在自己论证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面对上层贵族奢靡浪费，黎民饥寒交迫的社会现实，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梁惠王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文写作上体现出的孟子散文的特点

　　1、巧设譬喻，迂回曲折。

　　谈问题先把主旨藏起来，从侧面、反面、外围人手，逐渐引向本题。如本意要讲实行仁政，却先以战设喻，从反面入手，使梁惠王不知不觉中跟着他走。这样，文章如曲径探幽，引人入胜；文势则波澜起伏，毫无板滞。

　　2、逻辑谨严，层层深入。

　　表面看来，文章铺张扬厉，散漫无纪，实则逻辑清晰，段落分明，层次井然。如先提出问题，再分析原因，后述措施，王道之始，王道之实，实行仁政，均是层层深入、环环相扣。

　　3、词丰笔活，理足气盛。

　　善用贴切的比喻、有力的铺排，考究用词，讲求句式。奇句与偶句，单势句与排比句，交错使用，笔势灵活，理直气壮，谈锋犀利，咄咄逼人。文章极富雄辩的气势。

　　孟子简介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子居），与孔子并称“孔孟”，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孟子自幼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氛围，孟母曾三次搬家，这也成为一时佳话。学成之后，孟子开始“周游列国”，终孟子一生，游说诸侯，历齐、梁、宋、滕、鲁诸国，均未能见用。晚年孟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传道授业，与弟子们一起，将自己的思想著书立说，最终成就了《孟子》一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

　　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唐宋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且巨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命题的哲学思辨以及伦理启示，至今仍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东亚。

　　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所著《孟子》一书虽然只有7篇34000余字，但早已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孟子不仅在哲学论理上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建立了以“民本”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在儒家思想与佛教理论交锋融合的过程中，孟子的影响尤为重要。孟子强调“权”，而非强调伦理原则。至中唐时，韩愈著《原道》，把孟子视为唐以前儒家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定为“四书”，使之成为儒家基本经典之一。

　　孟子的影响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义、善。《孟子》全书虽非全是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

　　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

　　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中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在价值观方面，他强调舍身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要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放弃礼义，“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

　　宋代孟子的地位迅速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

　　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并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次日钱唐上疏力争劝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无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谕旨：“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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