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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调查报告
随着人们自身素质提升，越来越多人会去使用报告，报告中涉及到专业性术语要解释清楚。一起来参考报告是怎么写的吧，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案件调查报告，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案件调查报告1
公司领导：
我司后勤服务中心环保队员工黄某盗窃一案，经北海港公安局霞山港区派出所查证，已调查终结，相关调查处理资料已转交我司纪委，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黄某的基本情况
黄某，男，汉族，初中文化，入港参加工作，现为北海港第一分公司后勤服务中心环保队员工。
二、案件经过
北海港公安局霞山港区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第一分公司调度室陈轩电话，称在405泊位34号门机处抓获一名盗窃门机电缆嫌疑人，要求出警处置。接警后民警郑华、吴祥生立即赶到现场调查。经查，发现34号门机电缆已被拆离电源箱，绑住电缆的“地牛”绳索被剪断，电缆被拖拉在地上，404泊位和405泊位之间的铁路土挡处发现两把剪刀和一把割纸刀。据现场门机大队员工反映，他们8日晚23时30分刚开完交接班会，在候工室候工，23时50分，34号门机报警器传来断电报警，值班队长立即组织员工分两路向34号门机包抄，在门机下抓获盗窃嫌疑人黄某，黄对盗窃门机电缆供认不讳。
经查证询问，黄某供认他于4月8日白班下班后驾驶摩托车窜入T5场，发现堆场的硅锰袋有开口，于是解下安全帽盗窃了约5公斤硅锰放入摩托车尾箱，然后又用胶袋盗窃约15公斤硅锰准备装入摩托车时，被保税仓装卸队带班梁其贵发现，黄扔下硅锰弃车逃跑。回到家后又换上橙色工作服，21时许从家里带着作案工具窜到405泊位34号门机盗窃电缆，被门机大队员工抓获。
三、处理建议
综上所述，黄某盗窃港口物资、破坏港口设施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霞山港区派出所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给予黄某行政拘留十五日并罚款壹仟元的行政处罚。由于黄某案件性质十分恶劣，理应给予严肃处理，根据集团和我司的有关规定，建议给予黄某行政开除留用察看一年的.处分。
##公司纪委
附：1、黄某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
2、关于黄某盗窃案件的综合材料
案件调查报告2
近年来，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各地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广泛使用同步录音录像，这在刑事诉讼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不过，它的使用也引起了相应的问题：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它所产生的证据的法律性质是什么？笔者试就上述等问题略述己见。
一、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依据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同步录音
录像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的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同时采用录音、录像的记录方式；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了搜查的时候，在必要情况下，必要的时候，可以录像。这些规定是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应该是视为同步录音录像的直接法律依据。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来看，第42条第2款规定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七种证据；相对应的也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七种侦查行为，上述七种侦查行为除通缉外，都是刑事证据产生的直接形式，可见立法者为了保证刑事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合法性，专门就收集证据的侦查行为作出了特别的约束。但由于视听资料作为刑事证据中的一种，是新生事物，刑事诉讼法还没有对其收集程序加以规范。但是没有对其规范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它恰恰因为缺少规范性收集程序，导致侦查机关各行其是，公诉和审判部门各有标准，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司法不统一。
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将警察侦查行为划分为五类，把在警察局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录音直接规定为侦查行为。虽然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为侦查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上，还是从立法意图来看，同步录用录像都属于一种侦查行为，是具有法律意义的。
由此可以得出，检察机关采取同步录音录像是一种诉讼行为，是一种侦查行为，是为证实案件事实，以记录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扣押、搜查过程为手段的侦查行为。当然由于法律效力的问题，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亟需对它的取得方式加以总结、规范，并与审判部门达成一致，最终使依据该规范产生的视听资料在程序上具有合法的特性。
二、同步录音录像所取得的证据性质问题
有人认为同步录音录像在检察机关办理的自侦案件中，只是起到配合证明供述或证言笔录内容的“三性”中的客观性和合法性的作用，并不能单独作为一项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其所证明并追求的是程序正义，因而它不具备视听资料的特点。但可将其视为言词证据、物证、书证等其他类证据的附属资料，与其共同形成一证据种类。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有必要区分同步录音录像与一般录音录像的不同，视听资料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法律规定，可以明显看出七种证据是并列关系，不是包含关系，视听资料是独立于前六种证据的。现在不少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对证人作证时进行录音录像，用以固定证据，虽然是以视听资料的形式出现的，但所形成的资料应该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证据一类的，与书面笔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而同步录音录像是对过程进行记录，不仅仅专门针对证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它还包括对当时的环境、检察人员行为等进行全方位的、直观的、不间断的进行记录。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同步录音录像形成的证据归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前六种证据。
其次，诚然同步录音录像主要是追求程序公正，一般所形成的资料和供述或证言等书面证据一起形成完整的证据，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不能单独作为一项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它同样能间接地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或部分事实，具备视听资料的特点，可以单独作为一类证据当庭质证。
从现行的`法律来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对视听资料进行了解释并规定了在侦查过程中可以由检察人员或检察机关指派有关人员制作，与案件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关的录音、录像、照片、胶片、声卡、视盘、电子计算机内存信息资料等就是视听资料。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同步录音录像所形成的资料是视听资料的一种，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
三、完善与发展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建议与对策
（一）制定录音录像的操作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询问被害人、勘验、检查、扣押书证、物证、鉴定的程序，涉及由多少名什么人进行收集、收集前表明身份、如何作记录、记录完毕由谁在笔录上签名、被收集人对收集的证据有异议的如何处理等细节问题，为收集除视听资料以外的六种证据提供了操作的程序规则，但对于视听资料的收集程序、内容要求未作规定。
从国外来看，从1991年开始，根据英国内政部颁布的《录音实施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音带。在开始录音时，要求说明被讯问人的姓名，讯问人和在场人的姓名与身份等。讯问结束后，当即将一盘录音磁带封存，标签上要注明录音的时间和地点，并由被讯问人签名；
另一盘则供以后在诉讼中使用。如果后来在法庭审理时，当事人对警察提供的录音带所记录的内容提出异议，则由法官主持，将封存的那一盘录音磁带调出，当众拆封播放，同警察提供的录音磁带进行核对。近来，英国警察机关根据《录音实施法修正案》的规定，在进行讯问时，除了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音带外，有条件的还要同时制作两盘录像带。据了解，从1999年开始，所有的警察机关在进行讯问时，必须同时录音、录像（两盘录音带同时录制，两盘录像带也必须由同一个录像机同时录制，而不允许拷贝）。英国的这种制度和作法，保证了警察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和证词的可靠性。
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虽然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在文记录的同时，可以根据需要录音录像。但这些概括性的规定并没有使录音录像操作无章可循的现状得到改善，使得各地在实践中各行其是。即使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规定了视听资料的收集程序和审查原则，但过于笼统的规定，仍然没有解决具体司法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详细的操作程序规则
（二）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采用了同步录音录像以后，不仅仅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而且检察人员一举一动皆在视线之内，哪些话是不违反法律的，哪些是违反法律的，都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这就不能不谈到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西方国家审判制度的重要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两个方面：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经排除；通过不合法的搜查、讯问和取证等侦查行为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以排除。这项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中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和社会根基，但在我国的法律中或多或少地包涵了这项规则的精神。
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4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而在立法层面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法则。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在各自发布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这一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第一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所以说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以非法方法取得的，应彻底否定其证据效力，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以上规定脱离了实际情况，以“欺骗”为例，什么是欺骗，法律语焉不详，而只是笼统地把所有“欺骗行为”归于非法方法，这显然是违背了侦查活动规律的。在自侦案件中，检察人员往往会采取一定的审讯或询问策略，其中必不可少地会用到“欺骗”或者“哄骗”手段，这是侦查规律的必然要求。美国著名刑侦专家费雷德·英博在论述“允许使用的审讯策略和技术”问题时所言“审讯人员也应该了解法律所允许的审讯策略和技术。这些策略和技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上：即绝大多数罪犯不情愿承认其罪行，从而必须从心理角度促使他们认罪，并且不可避免要通过使用包括哄骗因素在内的审讯方法来实现。”美国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曾经指出：“法律并不绝对地防止以欺骗手段获得口供。在审讯中，是允许耍一定的小诡计的。特别是夸大警察已经获得的、对嫌疑人不利的其他证据，让嫌疑人觉得招供也没有什么的预先的战术设计，这都是许可的。其主要理由是，这些获得许可的小诡计都不大可能引出假的口供。”然而依照我国现在法律，则将以采取一切欺骗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均一概列入“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非法证据”的规定显属不妥，因为它混淆了正当的审讯策略与通常足以导致被讯问人作出非自愿性陈述的非法审讯方法之间的界限，从而违背了侦讯活动的规律。
从这可以看出，此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侦查人员将会无所适从。国外对此一般是采取立法+判例”制度。如日本学者认为：“一般来说，排除法则（此处是指实物证据的排除）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判例采用的原则。”并据此以判例的形式对司法实践中相关“疑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加以引导和统一规范。中国不适用判例法，但应该借鉴国外优良的规定，建立起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案件调查报告3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刷卡消费已经成为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一种普遍的消费方式。信用卡所具有的一系列优点，使其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金融工具，但与之相伴的是各类信用卡犯罪的发生，且呈现出高发性、隐蔽性、智能型等特点，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侵害了银行消费信贷资金和持卡人财产安全。威海中院以近三年审理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信息为基础数据，分析此类案件的特点，并分析原因提出防控对策。
一、案件基本情况
自20xx年至今，全市法院共审理信用卡诈骗案116件，在134名被告人中，男性占90%，女性为10%，年龄阶段大体为20-40岁，犯罪形态方面包括使用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的3件，冒用他人信用卡的13件，恶意透支的100件。从犯罪金额上看，116件案件中，犯罪金额最少5000元，最高为390429元。同时，116件案件已结112件，大部分被告人均自愿认罪，多数被告人主动退赔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88%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12%被告人被判处实刑。
二、案件特点
1、从罪犯年龄结构来看，年轻化趋势明显，以中青年人群为准。其中20至40这个年龄段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反映出，中青年人群生活压力相对较大，往往容易滋生金融犯罪。
2、被告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初高中为主。且很多被告人无业，职业多不稳定。
3、多数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从庭审反馈的信息看，很多被告人都以为恶意透支信用卡等行为只是违法的，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刑法。
4、发案数量持续上升，危害日趋严重。伴随着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在人们更多地享受信用卡带来方便，快捷的业务的同时，利用信用卡进行犯罪的现象与日俱增，情况日趋严重，从统计的发案数量看，呈逐年上升趋势，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损失较大。
5、恶意透支行为居多。主要表现形式有积少成多型的恶意透支，即指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内，但多次透支，透支额累计达到立案标准的行为;一人多卡的恶意透支，即持卡人持有多张信用卡，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及法律的立案标准内，但多张卡累计透支超过信用卡诈骗罪立案标准的行为;骗领信用卡型的恶意透支，即指信用卡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的过程中，通过伪造身份证、提供虚假工作证明或其他证明文件等方式，向发卡行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资料和信用资料，从发卡行骗领到信用卡，从而骗领透支款的行为。
三、犯罪成因
(一)信用卡自身风险的原因
信用卡自身存在透支功能，这就容易产生犯罪的风险。持卡人只要办好信用卡就能在卡内余额不足的情况下继续透支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消费者，促进了商品流通，但是这也给存有不劳而获思想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温床，透支消费的引诱性是信用卡犯罪居高不下的重要动因之一。
(二)金融机构的原因
首先是审核程序不规范。在办理信用卡入口审查不严。按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简称《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材料必须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签名，不得在客户不知情或违背客户意愿的情况下发卡”。银行普遍采用“绩效与发卡量挂钩”的考核机制，导致在发卡行营业网点偏重发卡数量而疏忽信用卡质量，放松了信用卡申领的审核要求，造成许多收入不高甚至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员得以拥有透支额度并不小的时尚信用卡，有时还不止一张两张。有些信用卡审批人员对申请人的身份证、收入证明等文件审核草草了事，不负责地把信用卡发放给以他人身份证件申领信用卡的申请人。如环翠区法院受理的一起信用卡诈骗案，被告人吴某先后用父亲和岳父的身份证在徽商银行分别办理两张信用卡，而银行方面经过重重审核之后，在不认识被告人也没有身份证本人签名的情况下，先后批准了吴某的申办请求。
其次银行未尽风险提示业务。《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信用卡收费项目、计结息政策和业务风险等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确认申请人已经知晓和理解上述信息……不得进行误导性和欺骗性的宣传解释”。反观，某些信用卡营销员在营销过程中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为鼓励客户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倾向于更多介绍信用卡的有利信息，如送免费礼品，介绍信用卡积分，说明透支免息期等，而未能尽到风险提示义务，详细说明透支利息的计算、罚息、滞纳金、超限费、法律风险等等，使得未来的持卡人对利息等情况缺乏合理的预期，欠缺信用卡的风险意识。审理的部分案件材料中，多名被告人都表现出对利率及还款日等信息的“无知”，利率的规定对其也只是概念化的条款，并没有鲜明的意识和切身的体悟。等到银行催缴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偿还，索性逃匿。本来是善意的或者是无意的，最后变成恶意。
再次在信用卡欠款催收阶段，尚无统一规范。根据法律规定，在恶意透支后，需经银行两次以上的催收，但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催收的方式、效力等没有明确规定。有的银行采取信函的.方式催收，而有的银行仅仅采用电话短信的方式催收，不但催收效果一般，还没有相应的回复情况。即便是上门催收，也无持卡人或其他在场人的确认等，为催收证据效力的司法认定增加了难度。
最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信用信息系统未联网，致使诚信评判缺失。因银行间信息不连通，犯罪分子在一家银行恶意透支后，往往又到另一家银行申领信用卡透支，连续作案，导致多家银行遭受损失。
(三)被告人自身的原因
首先是法律意识淡薄。根据相关规定，持卡人透支1万元以上，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恶意透支”，将会承担法律后果。很多犯罪分子在办理信用卡的初期，有可能财物状况良好，信用等级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自身财物状况恶化，又急需资金，不得不铤而走险透支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而很多人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违法行为已经进入刑法调控的范围;其次被告人贪利、侥幸心理是犯罪的重要诱因。利益的驱动性是财产型犯罪多发的重要诱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要求越来越高，有的人在自身财力无法满足心理需求时，在贪利心理和能够侥幸躲过法律惩罚的心理驱动下，不惜以身试法。
(四)社会的原因
一方面社会公众诚信缺失，奢侈消费观念泛滥，对侵占他人或社会财产的行为态度冷漠。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压力不大，导致人们对恶意透支等行为的危害后果缺乏足够认识。从社会监管来看，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也是此类犯罪逐年增多的一个原因。信用卡犯罪往往技术含量较高，涉及到的金融、网路、电子商务等各方面的知识，许多监管机构的人员，如公安等部门都缺少相关专业背景，短时间内很难形成对此类犯罪的一个整体性把握，有可能有时候打击力度不够，会放纵犯罪。
四、预防措施
(一)持卡人自身要提高防范意识
收到信用卡时要及时修改密码，不要使用123456、6个9，6个6等数字或与生日、卡号等有密切联系的数字作为密码，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将密码、卡号等信息告诉他人，避免被他人盗用。在使用后要及时收回信用卡，回执凭证等不要随意丢弃。尤其是身份证不能轻易交给他人或者向别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信用卡及身份证要分开保存以保证安全。
(二)建立健全机制，规范金融机构信用卡业务
金融机构应严格遵守《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规范发卡行为。
一是不得对营销人员采用单一以发卡数量计件提成的考核方式。发卡银行应当从根本上放弃以简单的发卡数字作为工作人员绩效考核的方式，综合考量发卡数量和质量，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并且将之落至实处，一以贯之。杜绝一切为追求发卡数量而简化信用卡办理程序的营销方式，尤其是外包。根本上减轻业务员的负荷，提高他们的工作责任感。业务员在向目标客户营销信用卡时，要更加着重向客户介绍信用卡相关的风险和法律规定，加强未来持卡人使用信用卡的法律意识和透支使用的风险;提醒持卡人的注意义务，在住址、电话变更的同时，应及时通知发卡行等，避免持卡人不当使用信用卡而给银行带来的损失。介绍语言应当明确、简洁、易懂，确保申请人对这些重要条款已经充分了解。
二是严把信用卡发放关口,严格资信审查。在信用卡审批流程中，提高征信核查广度和深度。对申请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谨慎审查和核实，必须有本人亲自确认的情况下才能为其开立信用卡;除了书面核实、电话访问等间接方式外，对透支风险较大的申请人应当通过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查询他(她)的资信状况，如亲自到申请人的工作单位核实其收入及资信情况。真正做到亲访亲签，谨防伪冒情况的发生。
三是科学控制信用卡的初始信用额度。信用卡业务风险的大小和透支规模息息相关，而透支规模与信用额度紧密相连。从恶意透支的各环节来看，信用额度是导致恶意透支的要害因素，因为其决定着持卡人能从银行套取资金的多少。合理确定持卡人的授信额度，降低高风险客户的授信额度，对资信状况并不优越的申请人将透支额统一设定为1万元以下标准。尽管1万元可能并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最优基准，但应该是一个经验上的最优的标准。不仅能够减少银行对风险资产的投入资本，也应当能够有效减少恶意透支的现象，降低银行风险暴露的程度。透支额度也应当根据持卡人的资信状况随时进行调整。当发生频繁透支、大额透支或持卡人资信恶化等情况时，发卡行应当有所警觉并采取相应催缴措施。如持卡人不及时还款或提供其他有力资信证明，发卡行应当适时调整透支额度甚至止付。
四是提供跟踪服务。对持卡人随后的资金流动情况予以监管和跟踪服务，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两次催收之前增设有效的消费提醒服务。这里的提醒是指充分应用银行短信服务平台或信用卡自动拨号平台，对透支超过固定值(包括在授信额度内的透支，如5000元、10000元等)及透支即将到期的持卡人予以风险提醒，内容包括透支金额、还款日期及其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对持卡人的频繁交易、连续消费、大额消费等异常交易予以监管，采取与持卡人联系确认、调整授信额度、锁定账户、紧急止付等风险管理措施，尽量较少恶意透支风险的增加。
五是完善内控监督，提高制度的执行力。银行应建立多级控制体系、建立和落实岗位责任制、实行恰当的责任分离制。加强银行业务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一线员工的素质。把信用卡业务的审计工作纳入到银行内部审计工作的整体计划中，结合案件和司法建议专向治理，由中国银监会对单位年限内信用卡存活率予以考核，对未能达到标准的发卡行限制发卡资格和授信额度，建立合规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三)建立联动机制，防止信用卡诈骗案件的发生
一是建议公安机关增设督促催告程序。《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公安机关在立案之前，持卡人已经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从降低犯罪率、和谐社会关系考虑，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可以根据情况，充分评估该透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足以需要司法介入，然后再做区分处理。对透支金额在十万元以内，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应事先进行督促催告，向透支持卡人或其亲属送达催告书。催告书的内容包括透支金额、利息及给付方式等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法律后果及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督促透支人还款，为其改过留有挽回的余地。
二是建议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利，也是面对层出不穷的犯罪形态的应对之策。因此，建议检察机关从程序经济考虑，督促犯罪嫌疑人还款;对及时还款的嫌疑人，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这不仅是有利于对其本人的教育，也大大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原则，为其办理大案要案节约精力。
(四)加强金融机构与司法机关的协作，实现预防打击信用卡犯罪的无缝对接
一方面要加大打击信用卡犯罪的力度，增强法律的震慑力，尤其是对盗刷信用卡和恶意透支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另一方面要进行法制宣传，倡导理性消费。适时的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的途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和具体生动的案例分析，向广大民众宣传信用卡犯罪的性质、类型和后果，使得民众了解到信用卡使用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使其在主观上自觉抵制信用卡犯罪，从源头上有效预防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
案件调查报告4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婚姻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离婚案件在民事案件的比重也逐渐提升。离婚案件的增多给家庭的稳定带来了冲击，而家庭又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样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更加突出，影响了和谐的社会秩序。基于此，笔者针对目前离婚案件进行调查，通过了解婚姻状况，分析离婚案件突出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关有效的建议。
一、离婚案件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报告主要就我院20xx—20××年5年内的离婚案件进行调查，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一）离婚案件占民事案件比例
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486件，其中离婚案件142件，占总案件的29%；20××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24件，其中离婚案件186件，占总案件的35%；20××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16件，其中离婚案件205件，占总案件的39%；20××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76件，其中离婚案件269件，占总案件的46%；20××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611件，其中离婚案件312件，占总案件的51%。
（二）离婚案件处理方式
20xx年：判决56件，调解79件，撤诉7件；
20××年：判决48件，调解126件，撤诉12件；
20××年：判决49件，调解144件，撤诉12件；
20××年：判决76件，调解179件，撤诉14件；
20××年：判决91件，调解197件，撤诉24件。
（三）离婚案件当事人年龄分布
20xx年：20-25岁35人，25-30岁72人，30-35岁24人，35岁以上11人；
20××年：20-25岁42人，25-30岁94人，30-35岁32人，35岁以上18人；
20××年：20-25岁69人，25-30岁95人，30-35岁23人，35岁以上13人；
20××年：20-25岁84人，25-30岁116人，30-35岁36人，35岁以上33人；
20××年：20-25岁137人，25-30岁114人，30-35岁人34，35岁以上27人。
（三）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
20xx年：男84人，女58人，女性占40%；
20××年：男102人，女84人，女性占45%；
20××年：男96人，女109人，女性占53%；
20××年：男93人，女176人，女性占65%；
20××年：男85人，女227人，女性占72%。
二、近年离婚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从离婚案件占民事常规案件的比例来看，离婚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在民事常规案件中的比例已经超过50%，说明当前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二）离婚案件处理恰当
从离婚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看，虽然判决案件数量有所上升，但是从其在整体案件中的比例看，是有所下降的。而通过调解方式处理离婚案件占主要部分，且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了在离婚案件中有效的贯彻落实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和谐，从而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婚姻低龄化
从离婚案件当事人的年龄分布来看，20-35岁年龄段的离婚人群较多。从20xx-20××年间，该年龄段人群离婚数呈持续上升趋势，婚姻出现低龄化。
（四）女性离婚比例攀升
从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上看，20xx-20××年间，女方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的比例持续攀升，至20××年，女方作为原告的离婚案件已经超过70%。这也说明了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及其法律意识的增强，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形成目前离婚情况的主要原因
离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习俗的和当事人的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从离婚的现象看，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深入探究它的本质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感情确已破裂。而导致感情破裂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感情基础不牢靠
离婚案件中多是青年夫妇，他们婚前恋爱时间短，相互了解不够，从而因为一时的情投意合而草率结婚，婚后矛盾日益突出，又缺乏合理有效的.沟通，考虑问题不全面而轻易离婚。以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为例，他们接触异性的机会大，父母无法在身边监督，这样的恋爱自由产生草率同居的副作用，随之而来的是“闪婚”、“闪离”。在社会调查中，离婚案件中婚前恋爱时间不满一年的占19%，表示后悔草率离婚的占68%。
（二）经济问题突出
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必要程序，而家庭则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旦经济基础不稳定，那么家庭、婚姻也会随之出现裂痕。目前，因为缺少充实经济来源而离婚的夫妇越来越多，他们对于物质条件的需求也逐渐提高。这种类似于成本与收益关系的经济活动，如果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很容易导致婚姻破裂。
（三）婚姻质量要求较高
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婚前所向往的婚姻生活，在婚后成为泡影。人们过高的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却又无法调和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中，使得婚前婚后反差太大，而对婚姻失去希望，从而选择逃避，选择离婚。
（四）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以前，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是社会中的弱者，今天，她们敢于发泄心中的不满，集中表现因男方问题而导致离婚的情况显著、普遍。离婚男性问题主要有大男子主义、存在婚外情、嗜酒赌博习惯、婚姻暴力等方面，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男性旧思想没有转变，视妻子为附属品，从而在婚姻关系中不平等对待。随着社会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她们有权为自己做主，已经不需要通过自己的低声下气去换取不值得付出的婚姻了，面对男人的种种罪行采取“零容忍”。
四、有关离婚案件调查的建议
经过对离婚案件的调查，我们应该以维持正常和谐的婚姻生活为己任，通过夫妻双方的相敬如宾与司法部门的有效调解，减少离婚事件的发生率。对此，有以下几条建议：
（一）避免草率离婚
婚姻并非儿戏，在产生离婚念头的过程中，要全面进行考虑。婚后一至二年是最容易产生离婚案件的婚姻危险期，在这阶段，双方要多加强婚后交流、沟通，产生矛盾后要相互谦让、包容，既要看到对方的优点，也要检讨自己的不足。不要一有感情问题，就贸然办理离婚手续，或许可以采用试离婚的方式。
（二）加强诉讼调解
作为司法机关，要清楚离婚案件始终，确保正常婚姻关系的延续，对此，要加强诉讼调解工作。
1、审查案件事实，找出案件争议焦点；
2、倾听当事人诉讼，找到当事人的问题结症所在；
3、剖析当事人举证材料，找出矛盾来源，分清过错方；
4、通过讲法律、讲事实、讲证据，化解当事人内心矛盾，以双方言和为目的。
（三）加强司法宣传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等新闻媒体加强普法节目的宣传力度，尤其是要做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的法律解释工作，不断深化人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提高对婚姻的重视。司法部门要坚持开展“公正司法为民”的活动，通过庭审讲法作为平台，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贴近群众，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阐释法理，树立人们对正确婚姻家庭观念的理解，端正当事人的诉讼目的。
案件调查报告5
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环境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分化,人们的婚恋观变得复杂多元,传统的婚姻家庭受到冲击。据民政部门相关数据,中国离婚率连续12年攀升,离婚率增幅首次超过了结婚率增幅。离婚案件的高发,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长沙市天心区法院通过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对该院辖区20xx、20xx、20xx三年中受理的离婚案件共500件进行调研，基数较大，力求本次调研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一、天心区人民法院离婚案件基本情况及特点1受理案件数量
本院受理离婚案件数量每年递增，且增幅较大。20xx年受理离婚案件300件，同比上升8.7%；20xx年333件，同比上升11%；20xx年352件，同比上升5.9%。
2、原告年龄分布
离婚案件当事人平均年龄逐年降低，婚龄逐年缩短。根据调研数据，离婚案件原告多分布在30岁至45岁之间，占比56%。30岁以下和45岁以上的原告比重相对均衡，均为22%。从年龄结构看，22—35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36—50岁年龄段是婚姻相对平稳期，50岁以上人群离婚率上扬。结婚未满一年的占15%；结婚1至3年的占12%；结婚3至5年的占31%；结婚5至10年的占33%；结婚10至20年的占7%；结婚20年以上的占2%。
3、诉讼主体
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大。原告的男女比率为39.4：60.6，女性起诉人数超过男性的1.5倍。其中，原告为80后的离婚案件中，女性比重是男性的6倍多。但是，在45岁以上的年龄层，男性起诉的比重反弹，为14.6%，接近女性起诉的两倍。
4、起诉理由
起诉理由比较集中，多为性格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因性格不合提起离婚诉讼的案件有201件，因家庭暴力的有47件，因工作生活原因导致长期两地分居的有35件，因小孩抚养教育观念不统一的有12件，因被告患有婚前不应结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的有9件，因被告有赌博、吸毒、醉酒等恶习且屡教不改的有18件，因婚后未孕导致影响夫妻感情及家庭关系的有7件，因闪婚而导致双方沟通了解不够的22件，因家庭琐事争吵的有61件，因婚姻外遇的有74件，因被告无收入来源、经济压力大的有4件，因被告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有8件，因婆媳关系不和导致夫妻感情不睦的有2件。
值得注意的是，因性格不合已经成为原告主张解除婚姻关系的首要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中“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规定有直接关系，导致在没有法定解除婚姻的情形的条件下，性格不合成为主张感情确已破裂的主要理由。但是，由于性格不和在词义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念性，也具有涵盖其他法定离婚理由的包容性，这导致对性格不和的判断、衡量缺乏相应的标准，进而造成了司法认定之难。
5、一审结案方式
一审结案方式主要为判决、调解和撤诉，具体情况为：法院调解离婚106件、调解和好47件、撤诉123件、判决不准予离婚142件、判决离婚79件、驳回起诉3件。
4、适用程序
离婚案件中大量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占比57.3%。一些离婚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尤其是婚姻关系维系时间较短、没有生育小孩的案件，往往适用简易程序有利于便利当事人诉讼，早日解决婚姻问题，也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但是，对于离婚案件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不能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单纯地为了早日结案而适用简易程序。特别是，目前离婚案件呈复杂化的趋势发展，牵涉到财产利益分配、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家庭暴力、婚外情、赌博、吸毒等离婚理由的认定等，如果草率地适用简易程序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争议焦点的辨析。因此，在审理离婚案件中，要科学合理地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科学合理的适用程序。
二、离婚案件增加的成因及发展态势
1、婚恋观日趋自由，婚姻的人身依附性趋小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老百姓的经济能力增强，更敢于追求自我，婚姻自由也成为当下的宣言。追求婚姻自由和期待婚姻能给自己更好的发展平台成为时下青年男女择偶的首选。特别是，女性职业化趋势的明显加强，妇女地位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和自由，改变了以往依靠婚姻维持生活的心理，摆脱了婚姻对人身依附性。同时，在当时下的现代文明时代，社会认识、人们思想观念迅速转变，离婚不再遭到社会较低的社会评价，离婚不再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社会开放，人们享有婚姻自主权，“婚前性行为”、“试婚”、“好聚好散”等现象也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越来越开放的婚姻观也改变了传统婚姻模式，特别是夫妻财产约定制的流行，个体性被放大，婚姻对夫妻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当事人对婚姻的经济和人身的`依附性也越来越小。当婚姻关系不能满足自我的需求时，离婚便成为一种解脱的选择。
2、法制意识加强，离婚手续简化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推进，法律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知道并且善于利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和维护权益。作为社会的基本关系之一的家庭关系自然也受此影响，当遇到家庭问题和矛盾时，法律手段往往被运用。但是，这导致了一个问题：由于婚姻案件的门槛低、诉讼费用低、起诉便利，原告往往在并没有穷尽其他救济手段的情况下即提起诉讼，这会造成部分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实施后，简化了离婚登记手续，国家不再干预个人的私生活，消除了当事人的诸多顾忌。
3、沟通不足，性格不合成为婚姻的最大杀手
近年来，闪婚的现象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没有长期的有效沟通和相互了解的情况下就轻率结婚，到婚后才发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不一致，导致摩擦不断、争吵不休，进而造成闪离的现象频发。此外，因工作、学习、感情等主客观原因导致长期分居也容易造成夫妻交流的减少和感情的疏远，而城市生活的诱惑，以及外在社会监督的弱化，使外出一方对夫或妻的情感有所淡化，对感情基础本来就薄弱的夫妻而言，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分隔和情感上的隔阂一旦形成，就不可避免会导致婚姻的破裂。
3、工作生活压力大，导致婚姻危机四伏
随着社会的重大变革发展，高科技、便利的交通和通讯等工具的出现，使得家庭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人们的交往频率、交往范围大大增大，新鲜事物层出不断，打破了原有的观念和旧的道德规范，同时由于人们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大，以期寻求刺激来缓解工作生活压力的人不在少数，一部分人受花花世界的影响，痴迷于不法“娱乐”场所、陷入或“网恋”中，其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无法抵御物欲的侵蚀，婚姻观念的转变给第三者插足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便产生婚外情或第三者插足导致婚变。
三、妥善审理离婚案件的意见
婚姻关系是否和睦融洽直接关系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对于正处在人格和性格培养期的子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生长在父母不健全、不健康、不幸福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更易发生犯罪和焦虑、抑郁、敌对、报复等心理障碍问题。因此，法院应该从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审慎处理离婚案件，切实维护好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同时，妇女作为婚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在审判中应根据案件事实和具体情况予以相应的照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1、重视调解职能，慎重判决准予离婚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在推崇“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当今社会，调解是一种有效且能兼顾双方利益的纠纷解决方式。同时，调解也是法官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在审判离婚案件中更应当认真贯彻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将调解工作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庭前组织调解、庭中着力调解、庭后不放弃调解，努力穷尽各种调解方式方法，多做夫妻双方的教育疏导工作，不宜过快判决不准予离婚或未经有效调解既迳行判离。对尚有和好希望与可能的婚姻，要尽量调解和好，避免因为诉讼的激烈对抗而加深夫妻间的感情裂痕。对于难以达成调节的，要正确把握离与不离的尺度，若无确实充分的证据不得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同时，对于离婚率较高的人群，有些当事人也并非感情完全破裂，多数是因误解、一时错误、沟通不足而使对方产生离婚情绪，法官应多加强“背靠背、面对面”的工作，促进家庭矛盾的解决。而对于感情基础差，婚后又长期分居的群体，大多是因为时间短，接触少而产生的离婚思想。对于此类问题案件，应当加强对离婚当事人的诉讼引导，避免因冲动而加剧感情不合。对于非因感情确已破裂，维系夫妻感情对双方当事人和小孩确实都没有意义的案件外，其他离婚案件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疏导、说服，化解家庭矛盾，给予当事人“冷静期”，以促进家庭关系的修复和改善。对于感情确已破裂，已无和好希望与可能的，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应及时公正处理，使双方好聚好散。
2、对妇女适度倾斜照顾
妇女在社会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在婚姻中受到的伤害也相对较重，在合法的基础上适当照顾女方，体现了司法的关怀。法律并不是冰冷无情的评判工具，而是追求实质公平公正的保护机制，具有司法正义的精神内核。离婚时在财产处理上，原则上均等分割，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大部分妇女的经济条件同男性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妇女为家庭往往做出了更大的隐形贡献，适度照顾妇女的利益，按照优先照顾妇女儿童利益的原则给予妇女适当补偿，保证妇女不因经济问题而影响其正常行使离婚权利，避免妇女因婚姻家庭的破裂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甚至生活陷入绝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3、加强对离异家庭子女的保护
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不仅要考虑子女随哪一方生活更有利于其成长，还要做好父母双方的法制教育，非抚养方及时支付抚养费，抚养方尊重另一方的探视权，使子女能够感受到父母双方的温情，双方相互监督，减少对子女合法利益的侵害。建议可以与离异家庭、子女就读的学校建立联系卡，实时回访沟通，了解子女生活学习情况，及时制止对子女利益损害情况发生，使法院的审判工作得以延伸，更好的保护离异家庭子女，防止其成为问题少年。
4、加强对婚姻无过错方权益的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8条的规定：“在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中，过错方配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将此规定作为对有过错对无过错方所造成的损害程度以及婚姻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的依据以决定赔偿的数额。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将该损害赔偿限制于金钱上的赔偿，对于过错方难以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略带隔靴挠痒之尴尬。因此，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予以惩罚，才会让侵害方在婚外不忠行为前悬崖勒马，让未犯者对婚外不忠行为敬而远之。同时，无过错方在举证证明上往往存在举证难的困境，因此，在能提出过错方的过错行为之线索的情况下，有必要对过错行为的取证权限适当放大，对一些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法院应适当扩大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以实现无过错方的权利。
案件调查报告6
**市信访局：
****20xx年**月**日接到市信访局“*信转交[20xx]**交**号”文后，对于信访人**、***等**人反应********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了党政联席会，专门组成了以****志为组长******同志为成员的信访工作调查组，对该信访件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调查组采取谈话、核实等方法对信访人提出的问题展开调查。该案件已查证清楚，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信访人基本情况
****，男，汉族，****年**月生，现住*** ，户籍所在地*********
****，男，汉族，身份证号*******，现住*******，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二、反映问题
信访人反映***************，要求：**********
三、调查情况
经调查查证，******是******的工程项目，总承建方为，*****公司将工程施工分包给******等人，***又分别将工程分包给*****等人进行施工。
1、信访人***，承接***分包的****程，工程款****元，已支付***元，剩余***元未支付。
2、信访人****，承接***分包的***工程，工程款***元，已支付***元，剩余***元未支付。
四、处理建议
根据调查情况，调查组对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作出处理意见：
一、信访人****反映的***公司拖欠其工程款，致使自己无法支付所下欠工人工资的问题。调查组经调查认为：****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其工程款，下余款项双方存有争议，建议进行司法调解或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二、信访人*****等人反映的.***拖欠工资问题，应由***支付
经调查组调解，***答应于***年*月**日前支付***万元给**用于工人工资发放。下余部分正在与各方协商解决，进行妥善处理。
三、信访人***反映的承接**公司***项目***元左右工程款未支付的问题，经调查组调解，**公司答应于***年*月*日前支付到位。
调查人：**
**
***年**月**日
案件调查报告7
近几年来，我县涉林案件逐渐增多，至20xx年达到最高。20xx年共受理案件15件15人，20xx年共受理案件18件18人，20xx年共受理案件25件25人。从共受理案件性质来看，滥伐林木犯罪案件28件28人，森林失火案件12件12人，盗伐林木犯罪18件18人。由于这类犯罪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森林资源，而且社会危害性大，严重影响林区社会秩序，增加了林政管理的难度，必须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下面就我县涉林案件作简要的分析。涉林案件的特点
从已发生的涉林案件看，具有以下特点：
一、滥伐林木数量大，森林资源破坏严重。少则超指标滥伐数十立方米，多则超指标滥伐数百立方米。如犯罪嫌疑人姚某某，系县扶罗镇常委副镇长，分管经贸林工作。20xx年11月至20xx年7月间，姚在经营并兼任县振扶开发公司法人期间，因开采重晶石矿需要木材撑洞和做矿架等用，于是利用职务之便，采取“先上车后补票”或“不补票”的办法，先后委托矿农在蒙冲盖林场铁岩山、黄爪湾、仙人坡肢、蒙冲湾等11处山场采伐了云溪要八孟组、老田组的、讲溪组的、岑坟组的、皂溪村利寨组的、乐组的、铁榜组的及丈溪村的与镇企业办联营的股份林场杉木823侏。经聘请林业工程师鉴定，该823侏活立木蓄积121.9015立方米，扣除有证部分杉木活立木蓄积29.2308立方米，超伐杉木活立方蓄积92.9707立方米，计滥伐林木价值30020元。
二、发案村多为偏远山村。这些地方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群众经济来源是“以农为主，靠山吃山”，传统农业模式典型。山区立地条件差，发展经济受制约，而森林资源相对丰富。
三、森林失火案件增多，多发在清明节前。近几年气候等方面的原因，森林失火案件增多，造成毁林面加大，给集体带来了较大的损失。如被告人吴代学于20__年4月4日下午五时，进到狮马冲的责任田将一个星期前吹田坎时砍下来的柴草归堆在水田坎边，并堆在一起，用随身带去的气体火机点燃杂草。结果造成森林失火，过火林地面积276亩，烧毁林木蓄积393立方米，烧毁幼林6500株，直接经济损失达52140元。
四、绝大部分法律意识淡薄，林业法律法规知识欠缺，对滥伐林木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滥伐林木案件中，有的涉及村组干部，有的涉及乡镇领导，他们均认为超指标砍伐不要紧，林业站发现了最多罚点款，或者认为为了村组或乡镇集体利益超指标砍伐一点林木只有这么大的事。更有其者，有的对超指标滥伐林木的认识到了离谱的境地。如有人认为树是村集体的，自己有权砍自己的树，不管林业部门的事，对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制止置若罔闻。有的因涉林犯罪被逮捕后，感到非常纳闷，并质问办案人员其为了集体的利益，为何要其个人承担责任。如被告人杨清权，系县茶坪乡林业工作站站长，于1999年10月至20xx年9月期间，多次组织村民无证砍伐乡管林木，执法犯知法，共滥伐林木675株，于20xx年以滥伐森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2万元。
涉林案件增多的原因
一、林业管理人员的渎职行为助长了涉林案件。一方面，林业管理人员工作不负责任，不按操作规程办事，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不了解采伐地点资源状况，把采伐地点定得不具体，甚至只规定到村到组，无法进行作业设计或根本不搞作业设计，造成采伐混乱。另一方面，林业管理人员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后，没有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不检尺，有的甚至连砍代现场都不去，任由村民砍伐，直到木材运输检尺后才知道已超砍。
二、执法欠力度，打击不到位。由于诸多原因，林业公、检、法的经费始终没有解决，办案费用均是自理，并有创收任务，因此，严重存在“以罚养警”现象。致使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处罚不到位。相当一部分案件被林业公安以罚代刑消化，起诉到法院的案件也因经济利益的驱动，绝大部分犯罪分子被从轻处罚，其中更多的是被判处了缓刑。根本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致使村组干部滥伐林木案件屡屡发生。
遏制涉林案件的对策
一、法律宣传要深入，形式要多样化。《森林法》虽已实施十多年，但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群众对该法的内容知道得少，只知道有这么个法，对违反该法要受何种处罚，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有关森林的法律法规的宣传要进一步深入，不要停留在拉拉横幅、写写标语的形式上，而要深入到村、到组、到农家，形式多样化，使广大群众真正了解林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同时可以采取到乡镇，到林区集中公判一批涉林犯罪分子的作法，以案说法，以案宣传，用群众身边的事身边的人教育群众，必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保障办案经费到位，加大打击力度。由于办案经费紧张，装备落后，办案手段原始，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林业政法干警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产生的一系列后果，有油水的案件争着办、无油水的案件不办、拖着办或查而不力。查办的`案件大部分不是被消化了就是交了钱被从轻处罚。因此要努力保障办案经费，以便充分调动林业政法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加大打击犯罪分子的力度，严肃执法，杜绝以罚代刑，以费代刑的现象，做到有案必查，查必从快从严，慑于政法部分的威力，滥伐林木的现象必然得到遏制。
三、加强林政管理，强化林业行政执法监督。加强林业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培养，加强林业部门的干部队伍建设，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做到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规程操作，依法发放采伐许可证，加强林木采伐的监督管理，严格检尺制度，从源头上堵住滥伐林木的发生。同时，林业主管部门对林业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不护短，依法严惩，确保林政管理到位，工作人员尽责，防止滥伐林木的发生。
四、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提高防火意识。森林失火多发生在乡村，多发在边远村组，且时间多集中在清明节前。因此，宣传工作要到位，要细致，采取走村串户地进行把工作做扎实，对重点户要跟踪督促。此外，还要重打击，对造成影响大，损失大的犯罪嫌疑人要从严查处和惩治。
案件调查报告8
一、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204年5月18日，宣州区执法人员在对位于梅西路西林二村B栋17号的xx市华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注册资本金异常变动，随做了现场检查笔录，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该公司存在涉嫌出租营业执照的行为，经请示批准立案调查，办案人员于5月20日，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询问调查，提取了相关证据，制作了谈话笔录，现调查终结，汇报如下：
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xx市华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了日期：20xx年3月3日，住所：xx市区西林二村B栋17号，法定代表人：杨大松，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3425000xxxxx，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门窗制作、安装;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水电安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以下限分公司经营;家具生产、销售。注册资本金：六十万元整。
三、违法事实：
20xx年3月3日，杨大松与吴成兰共同出资60万元，分别占出资额的75%、25%，注册成了xx市华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从事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门窗制作、安装;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水电安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以下限分公司经营;家具生产、销售的经营活动。公司成了后，当月的7日，杨大松又将公司承包给程红福经营，并将公司的资金60万全部交由程红福操作，由杨大松本人掌管账目，并约定从经营的利润中提取8%-10%归公司所有，程红福负责公司的.运转费用。由于经营不善，二人所协议之事，于7月底终不欢而散，以上事实，杨大松本人均予以确认。
四、证据例举：
证据一：现场检查记录一份(证明检查中发现的情况);
证据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当事人的身份证明);
证据三：谈话笔录一份(证明违法事实及经过);
证据四：承包协议一份(证明违法事实的存在);
证据五：当事人给承包人的资金转账单复印件一份(证明承包经营的存在)
五、案件的性质：
当事人自公司成了后，未按公司法的规定正常经营，反而以承包的方式将公司营业执照出租给程红福经营，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64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规定，属于擅自出租营业执照的行为。
六、自由裁量理由及争议：
当事人没有对以上事实提出异议，因为不懂，并且该行为已经终止，请求从轻处罚，鉴于上述情况，依据《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三条，建议对当事人从轻处罚。
七、处罚依据和建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77条“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的规定，并建议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罚如下：
罚款人民币10000元整;
案件调查报告9
20xx年4月X日，我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XX沿海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XX服务区销售的“HXC”牌琥珀核桃仁配料表标注：“精选核桃仁、白砂糖、麦芽糖、植物油、食用盐、食品添加剂：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其中，抗氧化剂未标明通用名称，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为进一步查明事实，20xx年4月X日，由XX工商局XX分局分局长XX指定XXX、XXX负责调查，现已经调查终结，报告如下：
当事人：XX沿海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XX服务区
负责人：XXX
住所: XX县XX乡XX村
注册号:XX091000XXXXXX
现查明：20xx年X月，当事人以每袋9.10元的价格从XX市XX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购进40袋(1箱)“HXC”牌琥珀核桃仁，进货款为364元。购进后，当事人以16元每袋的价格对外销售。该核桃仁的生产批次为A20xx0824B67，每袋净含量70克，包装正面标有“添加适量 木糖醇 使原蔗糖含量更低”，背面标有“品名：琥珀核桃仁;配料：精选核桃仁、白砂糖、麦芽糖、植物油、食用盐、食品添加剂：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制造商：XXHXC食品有限公司”。20xx年4月X日，我局发现上述食品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抗氧化剂未按规定标注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依法对当事人尚未销售的23袋“HXC”牌琥珀核桃仁实施扣押。截止20xx年4月X日，当事人已销售17袋，获销货款272元，尚未缴纳相应税收，获利117.3元。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一)、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二)、当事人提供对XX、XXX的情况说明，证明XX为XX服务区经理、XXX为XX服务区超市经营的身份;
(三)、当事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当事人委托XX、XXX处理相关事宜及具体委托权限;
(四)、当事人提供入库单1份，证明当事人购进上述琥珀核桃仁的时间、数量、进价、进货款、销售价、等事实;
(五)、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上述批次核桃仁的购进时间、生产批次、进货数量、进价等事实;
(六)、现场检查笔录1份，证明上述琥珀核桃仁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标注为：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及我局依法扣押的事实;
(七)、与XX谈话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的进货来源、销售价格、食品添加剂标注为：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的事实;
(八)、与XXX谈话制作的询问笔录2份，证明当事人经销上述食品的进货来源、时间、进价、数量、销售价格、销量及食品添加剂标注：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的事实;
(九)、现场照片5张，证明上述食品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具体标注为：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的事实;
(十)、与XX市XX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XX谈话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从XX市XX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购进上述核桃仁的事实;
(十一)、XX、XXX、XX的身份证复印复制件及XX市XX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证明其身份。
调查人员认为：当事人从事食品经营，应该履行进货查验义务，但当事人未履行，客观上造成所售的“HXC”牌琥珀核桃仁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具体情况不明，影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食用安全，依法应予处罚。
综上所述，当事人销售的上述食品的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构成了《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第(二)项所指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和市局《自由裁量权控制办法》的规定，建议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1、没收非法所得117.30元;2、没收已被扣押的“HXC”牌琥珀核桃仁23袋;3、处以20xx0元罚款。
案件调查报告10
xx是一个总面积2391平方公里的农业大县，全县总人口130.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13.2万人。近年来，县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加，20xx年，全年受理离婚案件648件，占民事案件数的39％，占全院受理案件数的19.6％。今年1至9月份，共受理离婚案件557件，占民事案件数的39.8％，占全院受理案件数的22.1％，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9件。离婚案件占全院各类案件之首。
上述案件，农村离婚案件占85％。农村大量离婚案件的产生反映出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人民法院、民政部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新时期正确处理农村婚姻家庭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近期，我们随机调阅了20xx年以来100件农村离婚案件的卷宗，从中分析并总结出一些带有共性的特点、成因，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农村离婚案件的特点
（一）一方当事人多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在抽查的100件案件中，这类案件占到85件。这些当事人一般集中在春节前后打工回乡过年、省亲期间到法院起诉离婚。从20xx年1月19日至2月9日21天内，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的人数达120人，审查后能够受理的117件，占同期各类案件受理数的87％，呈现出一枝独秀的情形。其中的2月9日一天受理离婚案件达到31件，创下我院历史新高。
（二）女性作为原告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较大。百件案中有96件是女性作为原告起诉离婚的。其中外出打工的女性是39人，丈夫外出打工的41人，夫妻均外出的5人。在外打工的女性大多收入相对比男性高，离婚后不会面临生存困境，多不主张家庭财产权和子女抚养权，有的即使提出此类主张也不十分强烈，而要求离婚的态度相当坚决。不惜舍弃亲情，放弃财产以达到离婚的目的。
(三)离婚当事人年龄小，婚龄短。从百件案件的统计看，离婚当事人的平均年龄为31.39岁，其中男性最低年龄为32.1岁，女性为30.6岁，年龄在40岁以上的当事人仅有12人。婚龄不足3年的38件，3年至5年的44件，5年至10年的12件，10年以上的6件，平均婚龄4年10个月，婚龄最短的只有90天。
（四）离婚当事人的文化程度较低。在百件案件的200名当事人中，小学或初中文化的占116人，而具有高中以上水平的仅有84人。
（五）离婚的理由有所变化。以前，婚姻案件中离婚的理由多为暴力因素所致，导致案件当事人感情破裂而离婚。目前，该类因素引起的离婚案件明显下降，仅占3％。还有的当事人双方婚前不认识，后经人介绍相识，而后结婚，因婚前无感情基础，婚后没建立很好的夫妻感情，无法共同生活，因而提出离婚，结束没有感情的婚姻。
（六）案件审理难度增大。当事人一般是在深思熟虑、痛下决心后起诉离婚的。因此案件调和难度大。无过错方对过错方的过错很难拿出确凿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加大了法院审理难度，使法院无法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百例离婚案件调解和好的仅有15件，调解离婚的46件，判决不准离婚的12件，判决准予离婚的.27件。
二、农村离婚案件原因分析
我们通过阅读卷宗、走访当事人、与案件承办法官座谈等形式，对当前农村离婚案件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过去我们认为，农村当事人提出离婚主要原因是买卖婚姻、家庭暴力、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等几类等
较为正当理由。但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前农村离婚案件形成的原因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多因并存的局面，离婚理由的正当性也受到了挑战。
（一）婚外情和第三者插足使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加大。这是农村离婚率上升最主要的原因。地区是农业大县，人均土地仅为1.2亩，经济较落后，为寻找更加舒适的生活空间，受“淘金热”的冲击，大量青年男女纷纷外出打工。目前，全县外出打工农民有25.6万人，使成为我省劳务输出大县。由于与打工地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极大反差，有的已婚打工者思想发生蜕变，产生婚外情。在产生婚姻不忠，甚至已找到“下家”的情况下，女性想通过离婚达到“去旧迎新”的目的，一离了之。大多数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均基于这一类原因。少数发起来的男性农民，饱暖思淫欲，在外面找情人或女秘书陪伴，渐渐喜新厌旧。但通常他们不主动要求与“妻子离婚，但长期不履行夫妻义务，对妻子、孩子、家庭不闻不问，迫使女方提出离婚，使女方成为“被动中的主动者”，而达到离异目的，这也是导致女性提出离婚增多的重要原因。如本县找郢乡42岁吴某，因丈夫在外地包工搞建筑与她人姘居长期不回家，又不往家寄钱，全靠她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耕种近十亩承包地，还要照顾两位公婆，在生活的重压和感情长期遭受摧残的情况下，吴某被迫起诉离婚。
案件调查报告11
为了有效化解执行信访案件，强化执行力度，突破执行难关，我们对全省法院的执行信访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在调研过程中，除了对执行信访案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全面、客观把握之外，还专程与一些长期上访的当事人进行对话。通过执行信访这面“镜子”，可以反观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执行部门及时改进作风，跟进制度，扎扎实实将执行工作落到实处，用实际行动解决执行难问题。由于执行信访案件在所有信访案件中突兀的地位，而且执行信访已与执行难等问题形成一个锁链，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将产生连锁反应，推动其他环节的运行，使法院执行工作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一、执行信访案件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执行信访案件本身都有着许多明暗交织的原因促成，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也会在执行信访案件中有所显现。据调查，执行信访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陈年旧账多，化解难度大
执行信访案件中以旧案居多，新案较少。近年来随着法律的不断健全，执行程序的不断规范，民诉法修改后相关救济程序的明确等，执行案件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些久执未结的案件主要是因长期找不到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人的下落不明且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虽经法院穷尽执行措施，申请执行人最终难以实现债权。对于执行中确实无履行条件的案件，未向当事人做出合理的释明，致当事人不满。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因各种因素，使案件执行进展缓慢，有的案件历时久远，为此申请执行人意见大。这类执行信访案件所占比例约为56%。
（二）被执行主体履行不能问题突出
执行效果与被执行主体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执行信访案件也存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象。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属弱势群体的案件，大多集中在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财产损害赔偿、追索劳动报酬等类案件。此类执行案件化解难度大，最易引发信访。申请执行人往往因为年幼待养、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原因，生活陷入困难；与此同时被执行人往往也十分贫穷、无履行能力。执行工作陷入无物可执，双方皆有实际难处的两难怪圈。
（三）纠纷解决方式单一，问题堆积于执行环节
对诉讼案件的信访，可以通过申诉复查、再审等方式救济。而执行信访案件的解决途径单一，惟有将案件执行完毕这一条途径，一些本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市场交易风险，一旦裁判确定，而又执行不能，风险则有可能转嫁到执行法院。交易风险的存在，往往意味着必须有人为风险埋单，公权力救济途径使申请人规避了市场交易风险，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限制，一旦执行不能，申请人就会纠缠于法院，使得本来属于普通民事案件审理途径，转变为执行信访案件，问题堆积于执行环节。在执行环节中法院执行措施并无明显不妥，但信访人认为危害自己的利益抗辩后执行法院不予理睬，致当事人信访。一些执行案件中正常的救济途径受阻，如应按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处理的，有的法院不予立案，导致当事人被迫以信访途径申诉。
（四）被执行人、案外人信访比例增大，执行信访案件的起因更为复杂
由于甘肃省高级法院加大了执行的督导，执行效果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申请执行人信访比例下降，而被执行人、案外人的信访比例却呈上升趋势。二零一二年，我们通过实施《执行流程管理办法》，《执行公开标准》，《执行监督信封》制度，大力强化规范执行，公开执行，强化执行监督。二零一三年，实行“一线工作法”，深入基层加强执行案件的督察督办，执行绩效大幅提升。从执行信访案件的数据反映来看，申请执行人的比例大幅下降，被执行人和案外第三人的信访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三个：一是执行力度加强导致被执行人情绪激化和对立；二是被执行人企图通过执行信访扼制执行；三是执行财产处分力度加大，在执行过程中，触及到案外人，案件第三人的利益。
当然，执行信访案件累积也不乏有些上访人基于投机取巧、无理取闹侥幸心理而引发。该类案件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正确执行工作缺乏理解或对执行结果不满、对法律条文理解不清，或通过执行人员的解释仍然不理解，对法院有对立情绪。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当事人不明法理，思想行为偏激，或对通过执行方式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太高，一旦愿望实现不了，就把自己应承担的风险全部强加于法院执行之上。
二、执行信访案件反射出法院执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执行工作相对于审判工作而言，更容易发生信访，这与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和对抗性有密切关系，与案件审理环节实体判决和程序不当甚至违法相关联，也有整个社会的诚信制度和氛围息息相关，等等。
（一）立案、审判和执行环节相互脱节，难以形成合力
由于立、审、执分立，相关环节脱位，每个阶段的办案人员只关注自己负责的这一阶段，而不在意其他环节的问题；有的甚至只求自己这一段平安过关、回避矛盾，将信访风险推到下一个环节；有的存在判决等执行依据表述不清、执行内容不确定，或执行保障措施不力等，待案件进入执行环节即遭遇难以执行的困境。
1、诉讼保全不及时。在立案、审理环节，如果采取保全措施及时、到位，就为执行环节创造了良好的执行条件。但实践中，有些法院不注意立、审、执的协调配合，有的审判人员只考虑审而不考虑能否执行，致使在审判环节本应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却未能及时采取，导致当事人在立案、审理环节预先转移、隐匿财产现象屡见不鲜，给后一环节的执行工作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困难，最终导致执行不能，引起了当事人的上访
2、执行依据表述不明。案件执行的法律依据是已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的主文内容，执行内容不明确，使执行工作陷入被动，从而容易引发当事人的上访。一些在审理期间就本已丧失继续履行条件的案件，判决的判项却是“继续履行合同”等简单的表述，进入执行环节后令执行人员无法操作。
3、片面追求调解率。调解本是化解矛盾的良策，但许多案件调解时办案人员并不注重自动履行问题，对将来能否执行考虑不周、缺乏预判，甚至明知调解确定的内容无法实际兑现却仍然积极以法律文书确认无法履行的调解结果，致调解后并无履行保障，将权利人权益无法兑现的难题交给了执行环节。
（二）执行环节措施不力或贻误执行良机
1、法院执行环节成了矛盾的最后归结点。案件执行是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最后环节，是矛盾纠纷的最终归结点。有些案件的矛盾，在审判阶段就得到了解决，但也有不少矛盾会继续存在发展。这些最复杂的矛盾到执行阶段已不可回避，最终爆发甚至激化。因此，执行作为诉讼的最后环节，是矛盾最集中、最尖锐之处，也最容易引发信访。
2、措施不力、依据有误。执行过程中采取执行措施或所依据执行法律文书有暇疵、甚至错误导致执行信访申请人利益受损。这类案件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执行或执行中存在瑕疵行为，或执行法律文书中有瑕疵，并给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影响的案件。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执行人员执行方法不当，未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案，或简单粗糙，机械地就案办案，引发当事人与执行人员之间情绪严重对立。
3、执行风险告知不明。当事人往往认为法院已判决了执行就是法院理所应当的`事，没有执行不能的风险理念。因此法院立案时应当向当事人清晰地告知执行风险责任，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无履行能力的执行案件，应当向申请执行人告知清楚，申请执行人在执行阶段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流动去向、财产状况或线索，就要承担执行不能的风险责任。但在工作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未及时告知，导致申请执行人误解，心存不满。这样当事人易把案件的风险责任全部归于法院的执行环节。
4、终结程序设计不合理。执行案件往往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条件。而当案件执行工作受制于客观因素，短期内无法执行的，可以以程序终结结案。随着情况的变化，需要恢复执行时，对这些老案如何管理目前存在漏洞，且这种旧案并不计入办案考核指标，缺乏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而管理者也难以完全主动掌握，是否要恢复执行，有赖于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情况并由申请人提出请求，是否恢复却要由法院执行部门决定。申请人往往认为执行是法院的事，法院将查找财产等职责转嫁于申请人，对法院工作不满。
（三）执行人员责任心与办案水平等有待提升
无可质疑的是，执行队伍中绝大多数执行干警工作很努力，但也有一些执行干警对执行工作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存在工作责任心不强、态度消极、效率低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工作作风不正等行为，也是造成执行信访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案件执行力度不够，办事效率不高，执行效果不佳；执行方法不当，执行人员未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案，没有做好做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矛盾激化，还引发当事人与执行人员之间情绪严重对立；执行公开性不够。执行人员中嘴勤手懒现象普遍存在，执行人员接受一个执行案件后，做了哪些工作，没有相关记录，不但案卷反映不出来，当事人也不知道，这就容易给当事人造成法院没做什么工作的印象，整个执行过程没有向当事人说清，有关道理没有说透，也是造成当事人信访的因素之一。
三、化解执行信访难题的对策与建议
就甘肃省三级法院而言，执行机构在执行信访案件上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省法院执行局内设三个处，执行信访案件专门由一个处负责，在接访和督办上全局三个处全员参与，对化解执行颇有成效，但繁重的信访化解任务势必影响执行工作和执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如何化繁为简，从工作机制，制度建设入手，将执行信访引入法治轨道，成为一大难题。
万事行为先。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也必须以切合实际的行动扎实推进。
（一）重视队伍建设，以队建促执行
据调查，执行队伍建设各地均存在历史欠账太多，近几年来，在强调执行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执行队伍人员配备相对有所改善，但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观念未得到根本扭转，最高法院规定的执行人员比例普遍未达到。同审判部门相比，学历偏低，行政辅助人员转任执行员，年龄偏大问题普遍存在，导致整体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不强，造成执行质量和效率不高，进而引发信访，所以内部治理还需从队伍建设抓起，要选强配齐执行人员，从审判业务部门交流一批精通业务，重视程序，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中坚力量充实法院队伍。
（二）畅通法定救济渠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信访难题
执行中应做到畅通法定救济渠道，充分保障信访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尤其应充分发挥执行程序异议复议制度的功能，将无序化的信访问题引导信访人积极行使相应法律权利，使之进入法律渠道依法定程序加以解决。一些当事人因对案件的期望值与实际发生相距甚远而上访，上访理念偏差，固守“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心态，以上访为要挟，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由于一些绩效考核评比中将重大信访、进京访列为一票否决，使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一度走入误区，有关部门往往为息事宁人，做无原则的让步。对于这类案件，法院要能顶住压力。对于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信访人，适当予以司法救助，在合理合法范围解决信访人的实际困难，是体现法院人文关怀、为民司法的有效举措。但对不符合救助条件却以无理闹访、缠访的信访人，慎用司法救助等措施，尤其应改变花钱买平安的做法。否则，不仅破坏了基本的法律原则，造成极大的不公平，还会引发闹访人争相效仿、相互串通攀比，()动辄漫天要价等诸多负面效应，在社会管理方面后患无穷。由于在接访处理过程中存在多部门干预，意见不一，难有定论等情形，导致此类信访数量上升。类似案件中信访人的利益诉求显然已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也与信访的本质相悖，不仅不应被如此的无理取闹而扰乱了正常的司法审判、执行工作，而且应将此类案件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并将事情真相予以告知，不给那些企图通过钻法律空子侥幸获利的上访人以可乘之机。
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相当普遍，甚至借力法院行虚假诉讼、虚假调解之事；法院的执行查询、划拨、交付等执行措施处处受人阻挠；协助义务人对协助执行事项不予协助的情形常常发生；执行人员在执行中受到打骂围攻的事例屡见不鲜。甚至有的案件申请法院执行后久无结果，申请人转而寻求讨债公司解决问题。显然这是法院执行强制力不足的后果。因此，执行中只要符合法定程序，需依法采用强制措施予以应对。
（三）强化执行公开，确保每个执行环节的公开透明
多数法院对于执行工作流程已有标准化管理，立案通知、风险告知、权利义务告知、财产报告等方面大都有书面格式化文本，方便了法院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交流，节省了办案人员的时间、精力，也使当事人了解了法院的工作进程。但由于执行工作要求时效性，执行过程中并没有要求证据交换、质证等程序，在追加被执行人、执行到期债权等多类案件中，相关方会感到法院执行工作不够公开透明。因此，法院应自觉接受执行各方当事人的监督，利用信息化手段和网络增强执行工作透明度，严禁暗箱操作，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执行中除了要规范运用异议复议程序，还应强化听证制度，强化执行监督。
（四）改革管理积弊，重新设计案件终结制度
现行的执行案件结案计算标准，对于提高结案率有很大益处，但对于推进执行工作弊大于利。目前，由于执行案件的结案指标统计将程序终结案件纳入结案数据，至执行结案率、实际到位率等数据虚高不实；而程序终结制度其实是自欺欺人之举，许多法院将无法按期执行完毕的案件，通通采取程序终结的方式报结，而执行案件并未得到实际执行，久积成弊。一些信访人看到法院宣传的执行结案率、到位率如此之高，而自己的案件却没有得到执行，更会心生不满。因此，建议最高法院从上到下统一执行机构的案件管理，改革执行案件的结案统计标准，改革执行案件程序终结制度。
执行实务中尚有很多法律规定空白之处，近年的修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执行工作法律规定不完善的现状。建议最高法院针对执行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和争议问题，尽快完善立法，及时出台相应的制度措施，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
（五）对内对外拓展空间，强化执行工作的引领、宣传
法院执行工作紧靠法院自身单打独拼是不够的，必须借力于公安、工商、银行、土地管理、房屋产权登记、车管、边境等众多部门协助形成合力的联动机制。法院应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动，相互配合，互相搭台。积极拓展信息共享空间，发挥理念转变的宣传与引领作用，强化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人积极配合法院执行的引导。近期，甘肃省高法在清理党政机关特殊主体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经省院执行局积极组织，主动向各方借力，开展了与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委及省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办公室的多方联动、联合下文，省法院院长给各涉案地方政府亲笔信等多项敦促措施，有利地推动了这项工作高质高效地完成。
（六）强化社会诚信理念，力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当今社会许多市场主体追逐财富利益最大化，缺乏风险意识，更有一些人诚信理念缺失，失信、赖债之事频发。有些人明显有履行能力却想方设法转移财产，对抗执行。由于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还不完备，客观上助长了失信人恣意妄为。应从制度层面对此种情形加以辖制，使其切实体会到失去诚信、不履行执行案件债务责任的严重后果。近些年法院开始实行对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等规定，今年推行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都是强化社会诚信、促进执行工作的有力举措。法院应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发挥勇于担当责任的领头羊作用。建议今后对失信被执行人市场准入，招标投标，银行融资，资质认定等方面出台相应的禁止或限制措施，从制度上限缩其市场空间，在促进执行工作开展的同时，也引领社会的诚信一体化建设，进而为执行工作创造良好的诚信氛围。
案件调查报告12
一、离婚案件基本情况梳理
桐庐法院离婚案件在民商事结案中的占比：20xx年11.43%;20xx年 9.56%;20xx年9.34%;20xx年6.52%;20xx年9.84%;20xx年10.11%。除20xx年比例较高，20xx年比例略低外，近六年来案件数量基本持平。我们以每个年度100件案件随机抽取了我院六年间的600件离婚案件进行阅卷，掌握了相关情况。
1.诉讼主体。原告的男女比率20xx-2013年分别为（82：18）、（68：32）、（75：25）、（78：22）、（71：29），（83：17），女性起诉的人数基本为男性的二至四倍。
2.年龄分布。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五个年龄段的案件数分别为7起、34起、164起、277起、118起，离婚相对集中的年龄段为30岁至45岁。
3.起诉理由。家庭琐事274起、家庭暴力75起、不负家庭责任57起、57起、离家分居54起、第三者插足48起、闪婚16起、犯罪13起、拆迁利益6起。起诉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因家庭琐事争吵，性格不合导致双方失和，感情破裂等。
4.断案方式。法院调解离婚184件、撤诉167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163件、判决离婚66件、调解和好20件。主要结案方式为调解离婚、撤诉与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二、离婚案件特点分析及问题探源
（一）数据呈现的特点
1.女性作为原告的比例居高不下。20xx-2013年的离婚案件中，由女性起诉的案件高达74.45%。
2.婚龄愈短的离婚比率愈高。20xx-2013年抽样的600件案件中，80年代出生的人起诉离婚的数量分别为11、16、17、17、28、29（起）。
3.30岁至40岁的中年人离婚率最高。70年代出生起诉离婚的277起，占比46.17%。
4.再婚成中老年人离婚的主因。40-60年代出生起诉离婚的案件数量虽不多，占比6.83%，但该年龄段起诉离婚案件中90%至少有一方是再婚者。
5.离婚理由趋于多元化。男性作为原告起诉离婚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女方离家出走、第三者插足、拆迁利益等方面，但女性起诉离婚的理由却呈现出复杂和多元化。
家庭暴力已成为危害婚姻稳定的重要因素。不仅有女性以此为由起诉离婚，也有男性以家暴为由诉至法院，并逐渐成为现代离婚诉讼的主要原因。①
6.调解离婚与判决驳回的案件比例较高，调解和好的案件比例最低。前者占比57.83%，后者占比3.33%。
（二）问题探源
1.父母不良婚嫁观导致儿女婚姻不幸福。据了解，我县农村地区基本上采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方式。有些父母光看对方家境很少考虑对象的人品与修养，只让儿女双方见上一两面就谈婚论嫁，加之涉及到礼金等经济因素，多数在短时间内就闹离婚。这些不和谐因素势必会带来婚姻风气不正、离婚人群年轻化、法院调解率降低等一系列弊端。
2.年轻人的婚姻观易受外界干扰。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类物质诱惑充斥着年轻人的生活，离婚已成为时尚。脆弱的包容心与忍耐力被打破后，往往说离就离。
3.离婚案件中当事人文化程度相对不高。文化知识的匮乏会导致其法律意识淡薄，从而走上悲剧的婚姻历程。许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只是感到迷惘与不知所措，并未寻求法律救济。对法律的一知半解，既不利于民事审判工作的开展也不利于当事人之间矛盾的化解。
4.举证难既不利于法官断案，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和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在现实审判中，家庭暴力、与他人同居之类的情形当事人基本无法证明，只要分居时间未到法定条件，法官基本上只能以驳回诉请结案。认定感情破裂已成为离婚案件的棘手问题。
5.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成为离婚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对子女的抚养权，以当事人协商为前提，若协商不成法院则从有利于子女的方面作出判决。另一方面，目前夫妻财产分割主要是涉及到不动产，农村房屋并非夫妻双方共有而是家庭成员共同共有，该问题法院一般不在离婚案件中作出处理，而是让当事人另案解决，但财产问题处理不好，离婚事宜也随之搁浅。
三、处理离婚案件的建议和对策
（一）立法的角度——制定专门的家事审判程序
制定专门的审判程序。当前的法庭模式并不利于婚姻纠纷的解决。首先，法庭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当事人不能自行解决争议时，通过威慑力及强制性控制双方激烈争端，但是婚姻纠纷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控制”而是一种“治愈”。第二，法官在处理纠纷时，一般应该严格的按照法律适用三段论的模式做出裁判，这种刚性解决方式并不适用于婚姻纠纷。第三，法官为了保持中立的'形象，在法庭上的严肃感某种程度上会给当事人带来压力。而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也不能很好地适应婚姻家庭案件审理的现实需求，有必要针对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情况，设定专门的审判程序。
建立专门的婚姻法庭。各地法院可根据当地的习俗设计不同的样式，尽可能形成融洽、易于和解的氛围，给当事人一种亲切、温馨的感觉。法官可以跟当事人平等地坐在一起并非高高在上，让当事人到了法庭能够感受到温暖。婚姻法庭的组成人员除了法官外需要调查员、社区工作人员和适当比例女性的加入，以利于纠纷的解决。
引入处理婚姻纠纷调查制度。由社区工作者与法官组成调
案件调查报告13
近两年， DVD专利纠纷硝烟弥漫。由于国内企业不掌控 DVD机的任何一项核心专利技术，一台均价 500元的 DVD，有 12家外资企业伸手要钱，总共每台需要交纳各项专利费用 20美元。国内各大 DVD生产商在巨额专利费的压榨下，已普遍停止传统 DVD的出口，大批传统 DVD的生产企业也纷纷倒闭。 DVD专利战还未平息，日前又传来中国 MP3企业在海外遭收专利费的消息，还未掌握 MP3核心技术的中国企业正受到知识产权和技术壁垒的双面夹击。类似的遭遇对于国内企业并不陌生，说来说去都是“知识产权惹的祸”。
保护和发展成为一对矛盾
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说，目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已经十分重要和紧迫，知识产权是创造成果的重要资本。保护知识产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体现。通过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推进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是体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介绍，当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把知识产权作为资本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例如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一重要问题上，美国和欧盟都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列为重要障碍问题。在国内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同样突出，有的已经严重威胁到某些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损害了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形象，进而对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国民素质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据了解，本市去年申请专利数超过了 8000件，今年申请量在全国排在第九，应该说，有了很大的发展。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实际是地区发展的一个标志。
港口经济凸显知识产权重要
据了解，近 10年来，全市法院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 20xx件，积累了较丰富的审判经验。其中“雅马哈”商标侵权案、非法使用天津开发区“ TADA”区域形象标识侵权案，“泥人张”、“十八街麻花”、“陈林”等老字号使用权纠纷案，电子部十八所锂电池技术秘密保护案，“背背佳”专利侵权案，河南拓普公司诉天津冶金规划设计院专利侵权案等典型案例，国内外主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体现了我市法院审判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能力的提高。
目前，我市法院依法受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范围，已经基本覆盖了 WTO知识产权协议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确定的知识产权范畴所属的全部领域。
20xx年上半年全国地方法院一审新收知识产权案件增幅在 30%左右，其中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三大类案件均呈明显上升势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持续增长的态势不会改变。
高院民三庭负责人介绍，我市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去年受理情况与全国的情况和趋势是基本一致的。至去年 10月，我市各级法院受理一、二审的知识产权案件共计 263件，比前年同比约增加 25%；其中专利纠纷 69件，商标纠纷 32件，不正当竞争 5件，著作权纠纷 142件，技术合同 13件，其他 2件。全市共审结 249件。
截至目前，我市知识产权案件总结起来主要有 6个特点：首先是，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侵权案件明显上升，约占案件总量的 54%。其二，案件类型相对集中，著作权及相关权利案约 90%集中于广告侵权、盗版光盘、出版侵权这三类案件。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占较大比例，约为 60%。其三，侵权诉讼请求赔偿数额增大。有的请求接近千万元。其四，出现了大规模起诉维权案件，有的权利人连续起诉几十件案件。第五、出现了一些新类型案件，如请求确认驰名商标案件、娱乐场所、酒店业务播放 MTV和背景音乐侵权案。这些案件影响较大，涉及面广。最后，当事人往往涉及知名企业、科技人员、文化名人等，案件社会影响大。
问题暴露引发知识产权维权高潮
我市知识产权数量和类型虽总体上升，但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相比，案件类型和数量均较少。这在不同角度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特点和经济秩序情况。
通过案件分析和调查，我市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少数优秀企业因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受损，而相当一部分企业因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从中受益，只有
少数优秀企业积极维权。第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特别是刑事保护方面，打击力度还有差距。知识产权侵权所获暴利和其他商业利益，引诱屡屡发生侵权案件。如在著作权保护领域，盗版侵权书籍、盗版光盘问题突出；在商标权保护领域，销售冒牌商品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使百姓购物缺乏安全感。第三，由于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宣传普及不够，一些企业分不清合法竞争与非法竞争的界限。某些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甚至成为商业经验传播。第四，在市场经济信用机制尚未健全，商业信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许多实际利益问题，淡化了企业维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意识，减弱了维权信心。
高院民三庭负责人介绍，为配合全国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维护我市良好的法制环境，日前，我市法院对侵权纠纷案件的打击力度加强了，例如公布一批侵犯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加大了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力度、定期开展诉讼服务和法律咨询，支持知识产权权利人积极维权等多项工作。
案件调查报告14
按照《关于开展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情况的函》（商市运函【20xx】28号）文件要求，现将印江自治县商务局对全县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情况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生活必需品储备制度建设情况
（一）我县生活必需品储备包括：粮食、食用油、食盐、肉类、蔬菜、应急必需品等6大类。由工贸局负责管理粮食、食用油2种商品；由盐务公司负责管理食盐储备；由商务局负责管理肉类、蔬菜、应急必需品类3种商品。
（二）目前我县各储备商品计划储备与实际储备：计划储备食用油58吨、小包装面粉26吨、小包装大米46吨、食盐27吨，肉类商品170吨，蔬菜18吨。截止20xx年12月底实际在库规模为食用油40吨、小包装面粉16吨、小包装大米30吨，食盐20吨。猪肉140吨，蔬菜8吨。
（三）各商品品种以政府储备形式开展储备。
（四）各商品品种储备以实物储备形式开展。
二、市场调控机制建设情况。
（一）我县针对肉类、食盐、蔬菜、粮油等重要生活必需品，采取政府委托，企业运作，政府适当补贴的储备方式。政府部门宏观指导，承储企业市场运营的方式，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发挥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科学、合理的完成各商品储备工作。对肉类、蔬菜、粮油、禽蛋等重要生活必需品重点联系企业，商务局采取优惠扶持政策优先考虑的办法，对于社会责任意识较强，勇于主动承担社会政治任务的企业，在分配各项优惠扶持政策时优先考虑。
（二）应急商品数据库重点联系企业能够支持配合政府工作，及时准确填报信息。目前我县应急商品数据库系统样本企业总数已达3家。
（三）应急投放网络健全，科学选定3个供应点用以储备商品的应急投放，明确了商品运送车辆的调集和使用内容，确保了突发事件发生后运送及时、投放到位。全县目前已建立应急商品投放网络的有22个，乡镇覆盖率为100%。
（四）建立了由商务、发改、交通、财政、公安等单位组成的市场异常波动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发生时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储备、调运和投放工作。各相关部门建立了完善的.市场应急响应机制，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紧密，协同配合以确保机制运转协调、通畅。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困难及建议。
我县在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中的问题困难和建议
（一）由于地方财政预算紧张，此项工作在我县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储备资金短缺和市场调控基金不足；二是各乡镇均未建立重要生活必需品储备制度；三是商业储备制度建设尚未起步，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多为租赁经营，销售商品采取短期备货形式，而对于重要生活必需品中生鲜类或者保质期相对较短的商品，一般采取随时配送方式。
（二）需要财政部门在储备工作管理、市场调控基金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同时税务部门在承储企业税收方面适当有所减免，金融部门在承储企业信贷方面给予一定扶持。
（三）希望能够争取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更大力度的支持和扶持，使我县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协调发展，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有效的保障我市市场供应、维护市场正常运行。
案件调查报告15
《药品管理法》赋予食品药品监督部门依法进行药品监督执法的职责，这既是政府赋予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的责任。在药品行政处罚案件的处理中，稍有不慎或失误，就可能引发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甚至造成国家赔偿的严重后果，因此即使是一些小问题也不容忽视。本文结合工作实际，就如何降低药品行政处罚案件执法风险谈几点粗浅的体会。
一、行政执法现状
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药品监管和行政执法整体形势逐年好转，执法案件质量也有较大提高。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用法律错误
1、方法A要用，方法B要用。
如药店未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执法人员适用《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第四十七条，对药店处以500元罚款。本案中，药店的行为既违反了《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八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十五条处罚。但《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是部门规章，效力低于上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根据法理学的理论，适用法律时，上位法比下位法更有效，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应适用上位法。因此，本案应当适用《药品管理法》进行处罚。
2、适用法律和法规中的错误，包括适用法律和付款中的错误。例如，执法人员查封了一家销售国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禁止药品的药店，认定该药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因为这一条包含三个内容，不能说是一般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而应该说是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一）项，逻辑严密。
（二）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的
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诉讼法，我国药品监督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应当遵循的程序法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在药品监督工作中，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管理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上级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可以责令或者判决该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程序公正合法是非常重要的。有几起药品监管程序违法的案例。
1、表明身份程序违法。有些执法人员只说我们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他们来检查，但没有出示执法证件，或者没有及时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是调查取证的大前提，也是所有行政检查程序的最低要求。作为行政处罚程序，它至少有三层含义：
（1）尊重当事人，树立公务员形象；
（2）注明法定处罚主体或资格；
（3）在处罚违法或当事人不服处罚时，表明身份程序有利于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
2、应避而不避。撤诉的情形主要有三种：
（一）案件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三）与案件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如果我们的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时知道自己的亲友，就应该主动向单位负责人申请回避，而不能只是把回避的理解变成对某人的仇杀，要求当事人回避。从我们的实践来看，回避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很少有执法人员主动提出回避。
3、说明理由。该程序是非法的。主要表现在管理相对人被给予行政处理时，没有向相对人说明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忽视告知义务的履行，主要表现为在提前送达《行政处罚通知书》和《听证通知书》的同时，不给予当事人充分行使辩护权的机会，并强制当事人签署“对通知书内容无异议，放弃陈述和辩护”等相关法律文书。在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上，没有理由从轻或者从重处罚，不能说服人。
4、应适用一般程序，但适用简易程序。这是实践中常见的情况，如对超过《行政处罚法》规定数额的罚款适用简易程序（公民处以50元以下罚款，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没收非法收入和财产应适用简易程序。
5、违反规定当场收缴罚款。有些情况下，罚款不当场收缴的，应当当场收缴。根据《行政处罚法》，当场收缴罚款的情况主要是：（一）依法给予20元以下罚款；（2）未当场收缴后难以执行的；（三）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向指定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的。经当事人提议，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3）部分案件事实不够清楚，证据不足
个别案件的违法事实缺少违法时间和涉及的数量、价值和违法所得；有的执法人员重视对当事人的`调查询问，忽视对原始书证、物证的收集和固定；部分案件当事人身份不明，反映当事人情况的身份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营业执照未收集成证据的；收集的证据和非法事实之间缺乏相关性。
（4）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
从目前的行政处罚案件来看，事实上、证据上、程序上的问题都是个别的，最重要的是法律文书的制作，这也是执法人员最容易忽视的。常见的主要问题有：
1、被处罚单位（人）、地址（住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执法文书。括号内的内容不根据情况做取舍，需要划掉的不划掉。
2、无销毁假劣药品记录，无罚没物品处置记录等。
3、备案时间不准确，如下午4：00申报时间，下午4：00备案时间，下午16：00或4：00备案时间准确，不会导致败诉，但我局在诉讼过程中遇到了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4、个别案件笔录的当事人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签署意见。
5、先登记保存项目审批表，保存项目只填写“药品”，不指定药品名称。“监督检查类”记录不准确，如日常监管、药品等。
6、在撰写个案文书时，混淆了“劣药”与“按劣药处罚”的定义。
二、降低执法风险的思考
作为药品监督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行政处罚案件中，要想降低执法风险或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努力把每一个行政处罚案件办成“铁案”。对此，要认真把握以下几点。
一、证据确凿，收集完整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相的所有事实。其类型有①书证；②物证；③视听资料；④证人证言；⑤当事人陈述；⑥鉴定结论；⑦检查记录和现场笔录。确凿证据不仅是行政机关认定当事人违法事实、实施行政处罚的重要保证，也是降低行政机关执法风险的关键因素。证据不确凿的，行政处罚必然存在风险。证据一般分为：①常规类型，如现场检查笔录；2核心类，如从非法渠道采购药品的“渠道”资质证书，如假劣药品检验报告；③支持证据，如证人证言、发票账户等。在收集证据时，必须重视和把握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合理性和证明力。第一，证据的合法性。首先要注意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不能非法取证，不能以网站、报刊文章和非法数据为依据或证据。第二，要注意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一方面，对于提前登记保存的项目，信息既要注意法定时限，也要注意内部的事先审批和时限。另一方面，进入司法程序后，不能擅自取证、补充证据。第三，要注意数据采集的合法性。勘验笔录（现场勘验笔录）、证人证言（调查笔录）、书证（发票、帐目等）。）应当由当事人签名、盖章、捺指印，并由两名具有行政处罚资格的执法人员签名。第二，证据的关联性。第一，证据必须有关联性，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据链。第二，所有证据都必须经得起逻辑推理，尤其是证词不能出现矛盾或不同的结论。
第三，证据要符合客观实际，从众多证据中筛选提取与案件有内在联系的主要证据和直接证据，而不是认为证据越多越好。第三，证据的证明力。第一，必须有满足处罚定性的核心证明。如处罚制售假劣药品的案件，必须写明药品检验机构的质量检验结果，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一）、（二）、（五）、（六）项规定的情形除外。二、证明案件客观事实的关键证据。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无论是证人证言、书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有必要围绕违法案件事实收集证据。
二、法定程序，严格遵守
在有充分证据证明违法事实存在的情况下，如果程序违法，行政处罚仍将无效，因此遵守法定程序是降低行政执法风险的重要因素。所谓“程序”，简而言之，就是事情的顺序。作为药品监督执法部门，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时，必须时刻牢记并自觉遵循《行政处罚法》和《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各项程序的要求。具体来说：第一，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为了正确适用和严格区分，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只能由简易程序处理，符合适用一般程序的必须由一般程序处理。这两个程序不能混淆和滥用。第二，听证程序。作出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处以较大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首先告知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第二，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严格按照听证程序的要求办理。第三，内部审批程序。从立案到结案的全过程，无论是领导还是执法人员，都要注意各种执法文书的审批和签字，不能掉以轻心，出现错误。
三、适用法律，准确规范
证据和法定程序是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适用法律规定的准确规范是行政处罚的重要保证，也是降低行政执法风险的重要因素。首先要客观全面地分析证据，做到定性准确。第一，在违法活动中一定要有分量，要准确；第二，案件定性条款要规范，符合引用法律中的“法律责任”或“相应的处罚项目条款”。二是要写法律条文全称，不能缩写或缩略，也不能擅自造字。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不能写成《药品法》，经不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第三，引用的法律条文要具体，项目和目的绝不限于条款和段落。第四，适用条款要全面。药品被污染的，应当直接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四项，并引用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生产、销售假药，才能以假药论处。
四、把握规模，加强审计
“尺度”是由法律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所体现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执法人员在查处违法案件时，要高度重视和注意掌握这一重要的动态因素，它与前三个要素形成了紧密的辩证统一关系。轻微的过失和错误，一是关系到我们公正、公正的执法形象，二是可能导致行政复议和诉讼，三是为司法机关提供了变更判决或决定败诉的把柄。因此，一方面要制定从重、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的规则。第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事求是，统一标准，互不关心。第三，要严格把握自由裁量权，在处罚标准上要平等对待性质相同的案件。另一方面，要从头到尾把握和坚持复习。一是要严格执行合议庭制度和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度，依靠集体智慧和力量防止自由裁量权滥用；二是要建立内部监督约束机制，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问责制度；第三，建立并实施由法律人员具体承担的案件审查和审计程序。
充分发挥法制机构职能，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加强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和行政执法检查。记录考评结果，作为单位目标考核和执法人员绩效考评的依据，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形成激励机制，推进依法行政。
五、文件规范，文字严谨
执法文书的制作水平直接反映了行政执法的质量，也是降低执法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任何违法和不当的执法都会在执法文书中得到体现。提高执法文书制作水平是保证执法、降低执法风险的重要措施。第一，事实描述要清晰准确。非法医疗器械的时间、地点、数量、金额、批号、产地等。对违法行为应当准确描述。二是告知当事人自己的权利必须在文书中明确记载，必要时可以当场向当事人宣读。第三，笔录中执法人员的签名应由两名执法人员签名，而不是由一名执法人员签名。
综上所述，药品监管行政处罚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一项长期工作。在认真实施《药品管理法》和实施行政执法的同时，也要认真研究降低行政执法风险的问题，确保行政执法的高质量、高效率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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