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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之张爱玲-矛盾的传奇女子
张爱玲，一个从未消失于大众视野的名字，人们对她的争议也从未断过 。张爱玲是个什么人?有人知道，也有人不太知道。我说的不是不知道她这个人，而是不了解她这个人。而我对于这样一个传奇的女子，也只能用“矛盾”一词来形容对她的情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人物评价之张爱玲-矛盾的传奇女子，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张爱玲简介
张爱玲生于1920年9月30日，卒于1995年(终年75岁)，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原名张英。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她的祖母则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可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3岁时张爱玲跟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因此，张爱玲后来在文学创作中总是以"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作为文化背景。
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儿童，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如果说第一篇小说写一个家庭悲剧，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对她的影响，那么第二篇小说写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则充分显示了她的文学创造力。此外，她还写过一篇名为《快乐村》的类似乌托邦式的小说，寄托了她对未来的幻想。她曾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了婚。不幸的是，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两年。
然而，张爱玲的辉煌转瞬即逝。抗战胜利后，因与汉奸胡兰成的关系而消沉，很少有作品问世。张爱玲在晚年长期闭门谢客，过着寂寞的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孤独地死于洛杉矶家中。
有人评价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
那么，对于这样的她，我想从性格，情结及人性出发，对她进一步做出我的评价。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她的各种所谓的情结。
她的第一种情结——上海
我们知道，张爱玲最主要的作品是在23岁到25岁之间完成的，在以后她虽然不断地在书写，但是所有的文学成就，都比不上她这三年，她所有的写作，她的经验就是她前二十年：她的前生。她以后的书写，她的作品，只是在不断地咀嚼、涂抹，反复地利用她的这个前生。张爱玲她写作的原乡，她生命的原乡就是上海，甚至于可以说就是上海她居住过的老房子。她离开了上海，她离开了她曾经居住过的上海的这些老房子，她的生命好像是断了水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她在美国是写过很多文章，但那些文章，都是她作品的稀薄影子，越写越淡了，因为她远离了上海，她的生命源被切断了。
张爱玲在这儿出生，在这儿度过了她的童年，并且最后又把她的豆蔻年华埋葬在这里的。所以我们说张爱玲前二十年她全部的生活经历是她创作的一个生命的原乡，是她的前生，她日后所有的书写其实都是为了宣泄恋父情结的得不到回报，都是对自己自恋的那种特殊人格的一种自我安慰。
她的第二种情结——恋父，及对她的影响
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就是汉奸胡兰成。当时张爱玲认识这个汉奸胡兰成的时候，胡兰成还是有婚约在身的，那个时候张爱玲是23岁，胡兰成是38岁，非常符合只能和中年男子、只能和成熟男子交往的这样一个恋父情结的女性特征。而张爱玲渴望在胡兰成身上得到父爱，而胡兰成这个人虽然是一个中年男子，但是他没有父爱的情怀，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那就注定了张爱玲悲剧的人生，所以我们说悲凉、苍凉、残酷是张爱玲生命的底色，也是从头到尾她作品的底色。这是张爱玲的第一段婚姻。
张爱玲的第二段婚姻。因为她没有办法和胡兰成好下去，她就离开香港，去了美国。她到美国以后，她就在美国文艺营里面认识了赖雅，张爱玲遇到赖雅的时候是36岁，但是赖雅已经是60多岁了。像这样永远走不脱自己恋父情结的女人，她总是无可奈何地爱上中年男人，或者就是当她到中年的时候，她只能爱上老年男人。所以由于张爱玲的这种没有办法摆脱的恋父情结，既造就了她那种诡异的令后人不断地去改编的那些经典小说，也造就了她悲凉的，凄惨的人生。
她的第三种情结——自恋
张爱玲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她们两个人要好得真是无话不说，并且总是同吃、同穿、同住的，但是有一次朋友就跟张爱玲说，你陪我回家，张爱玲就说，可以，我陪你回家，但是我回来的路费，你是要为我付的。这个听起来是很公平的，我陪你回家，对不对，我回来的时候，我的路费当然应该是你付了，听起来很公平，但是我们有没有在这样的公平里面，听到一种冷?
张爱玲她们的家族本身就遗传给她这种冷。她日后养成的那种自恋情结，使得她更加的自私，使得她更加的冷，因为她觉得自己一直被伤害，一直被抛弃，所以她总是用一种非常坚硬的，过分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样一个小女子，一个弱女子，为什么会有这样极端的行为，还是要归到刚才说的她的心理情结，她的自恋情结是一种过度的自我保护。
主要成就
张爱玲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创作，另外在学术与翻译外国作品上也有一定成就。
小说创作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她一生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张爱玲小说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她的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她的小说无论是超越雅俗，还是对边缘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写，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无法比拟的。因此她的小说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小说流派，而是个独特的存在，为中国小说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张爱玲贡献了一批文学精品，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在中国小说史具有坐标的价值。其小说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
张爱玲的小说，与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远离抗日救国的主流话语，把眼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其小说集《传奇》刻画了一大群真实地生存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一样，从女性本体出发，怀着对经济和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孜孜于女性悲惨命运的写作，通过对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既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及习俗对女性的摧残，更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从女人原罪意识出发，对女性自身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思索与批判，开启女性批判立场。
张爱玲小说摒弃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对男权社会单一的控诉，而是“让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绎，呈现其矛盾、压抑、自我冲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层面貌”。小说叙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其小说中的女人居住在上海或香港，有知识的女性如白流苏、敦凤等，无知识的如曹七巧、霓喜等。她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几乎都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职业和获取金钱、物质的筹码，全然没有女性的自我尊严和独立人格，甚至不自觉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着施害于人的角色。张爱玲认为，外在的社会因素对女性的禁锢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私、软弱和奴性意识。人的悲剧性命运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更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人类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这就使张爱玲小说由对女性悲剧命运成因的剖析，而上升到了对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人生、命运、历史的感悟与思考。
张爱玲小说对女性内心阴暗面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但其批判又留有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说：“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女人地母般根芽”的伟大使她能够宽恕女人的一切。这就避免了对女性进行一般化的描写，而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层面，使女性心理批判创作达到一个新高峰，从而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张爱玲还能站在凡俗女性的角度来审视女性问题，这一独特观察视角的选取，使女性写作文本空间中的文化意蕴得以彰显，为中国女性文学打开了一方新的天地，并对后来的女性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 [14] [15] [16] [17]
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度
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主要是20世纪的40年代，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特定的时代，形成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并存的局面。在“孤岛”上海，作家们面临着“言”与“不言”的双重压力，于是在政治和风月之外，将目光转向写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张爱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突兀而出，她摆脱主流文学的影响，用自己的传奇故事营造出一个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关怀的焦点放在普通人身上。于是，张爱玲非常重视继承写实小说的传统，摒弃了写实小说中常见的因果报应和教化宣传对小说形式的禁锢，以平淡、自然、真实的笔触摹画生活。
张爱玲早期的小说集《传奇》皆有所本，后来的小说更是尊重真人实事。其小说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写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反映大都市的民间习俗为特色，以对两性关系、婚恋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讲述为叙事重点，并注重传达出苍凉的生命体验，展示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上海普通市民阶层的风俗画。小说所表现的人物突出为两类市民形象：一类是生活在大宅院里，在赌博、玩歌女的生活中静待历史淘汰的遗老遗少；另一类是生长在街头里巷，在繁琐的世俗生活中寻求安稳却屡遭磨难的小奸小坏的小市民。他们是软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但却是这个时代最广大的负荷者，在他们日常平庸的生活中，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学真实可信的基础。
张爱玲认为，真实是一切艺术创造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在张爱玲看来，作者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应该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逻辑和心理轨迹去创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违背生活的真实。香港之战虽然使白流苏和范柳原多少有了些变化，但如果硬要给他们戴上“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成了艺术创作上的败笔。 [14] [15] [16] [17]
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一位批评家说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风格的卓尔不群的存在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说明。而以作者的名字名其风格，更是一种难得的殊荣。张爱玲拥有这样的荣誉，她的作品被人们称为‘张爱玲体’。”的确，张爱玲的成功，不仅在于她笔下独特的“传奇”故事，还在于她独特的小说艺术。
张爱玲是人物刻画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变态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对两性心理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进展，体现了作者对人物丰富复杂内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小说的叙事方式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并利用反讽和参差对照的写法构成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在时空设置、故事情节、人物活动等方面的结构安排上独具匠心，使小说呈现出色彩纷繁的面目和悲悯苍凉的美学基调，将读者一步步引进作者营造的苍凉世界里去。小说意象的营造丰富而传神，她善于将声音、气味、色彩等感官调动起来，具有鲜明的视角性和立体感。小说的语言风格也别具一格，词语既典雅又通俗，既艳丽又灵透，造语新奇，“通感”手法运用得当，艺术感觉异常敏锐精微。张爱玲用古典小说的外壳表现现代的主题，能把现代派小说与传统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做到了融通雅俗，沟通中外，既提高了现代通俗文学的品位，又缩短了现代小说与世界文学的距离。种种创作技巧使张爱玲的小说深受读者欢迎。
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以其《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在那个“低气压的时代”的上海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可以不把她称之为文学大师，但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小说继承传统又能超越传统，在小说表现技巧的运用上大胆创新，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突破，形成了“说书人的构思、冷静的叙述心态、参差对照的写实手法、感觉外化的心理描写、突出的个性化的直觉意象以及苍凉的美学意境共同组成了独一无二的张爱玲文体”。这一文体对人们的创作起着一定的文本示范作用，这是她对现代小说的最大贡献。
张爱玲信奉经典作家的“文学是人学”的创作理念，并不断实践。当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关注被很多人忽略的时候，张爱玲的小说却充分展现了日常生活中人的欲望和生存困境。也许正因如此，张爱玲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散文成就
张爱玲的散文成就也很突出。在张爱玲的散文里，她成功地将感性与理性，具体的当下的人生体验与深刻的哲理思考融于一体。一方面，她的散文讲究世俗情趣，实实在在而又心怀憧憬地透视现实人生，谈自己的经历，所见所闻，如童年生活、都市生活、男女饮食、生活起居等等，但张爱玲并不过多地迷醉在生活的浅表层面，而是对生活做更深一层的挖掘，对上述的生活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细致的感悟、思考，进而阐释自己对人生的深刻见解，从而使她的散文在情趣之中又带上了理性思辨色彩。
事实上，张爱玲如此不厌其烦地描写人间生活的琐琐碎碎的人生体验，点点滴滴的人间快乐，正是因为这一切具体的物质生活才是“安稳的人生”的本质，它使生活显得更为真实。张爱玲清醒地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因而她把世俗的生活写得情趣盎然。
剖析战乱中的人性是张爱玲散文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张爱玲对人性的看法是偏向于恶的，她更多地描写了现世生活中鲜活的人性世界和人性体验，并毫不隐瞒地坦露了自己的冷漠无情。对张爱玲而言，她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从小失去了正常的家庭与温暖，所以她总有无家可归之感。她把这种感觉以理性观念的方式直接注入到自己的散文文本之中，然而张爱玲并没有大肆的直接描写这种精神上的荒凉之感，而是更多地或热情或冷峻地描写了她所体的种种感性的家，借此给读者意味深长的启示。在张爱玲看似随意的散文艺术世界里，不断地有她对那个时代的人生、人性、文明的真知灼见闪现出来，于是，情、趣、理三者的水乳交融构成了张爱玲散文的艺术境界。
张爱玲散文所体现出的情、趣、理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同她在散文中所运用的独特艺术手段分不开。首先，在文体上，她采用了议论小品文的文体。其次，在语言的运用上，她采用的是形象的叙事语言和精警的议论语言交替的使用。在散文中，她常用的一个艺术手段就是采用一些物化的意象将人物、景物或心情传达得精致、细腻、形象可爱，充满着艺术的韵味和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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