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的文学革新观念

王勃的文学革新观念

　　导语：王勃的文学革新步伐领先于陈子昂,并为陈子昂的变革起到了一定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对于唐代文学的变革,人们普遍把第一份功劳记在陈子昂的名下,而“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常常被视为陈子昂的对立面,多遭排拒之意。南宋刘克庄(1187―1269)在《诗话前集》(《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中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澹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从创作实践上看,这种说法是有一些道理。如果从文学观念上看,则实不其然。王勃与陈子昂的文学观念极其相似,甚至可以说同出一辙。本文就王勃的文学革新观念做进一步的探讨,祈教于方家。

　　一、文学史对唐代文学革新的普遍认识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博大雄浑、刚健质朴的盛唐文风与唐代强大的国力相表里。唐代文学经过众多作家们的努力,才一步一步走向“崇雅黜浮,气益雄浑”的。唐代文学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革新精神。在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文学群体中,人们总爱把陈子昂看作是唐代文学改革的先驱。这种观念占有主导地位,长期左右着人们对唐代文学史的认识。

　　一种文学史观的形成,除了凭借一定的历史事实之外,更主要的是文学史家们的认识对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陈子昂作为唐代文学革新的先驱,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及后世一些评论家们的观念对文学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推崇陈子昂的人很多,如李华《萧颖士文集序》说:“君以为……今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以此而言,见君之述作矣。”(《全唐文》三一五)李舟《独孤常州集序》:“天后朝,广汉陈子昂独溯颓波,以趣清源,自兹作者,稍稍而出。”(同上四四三)梁肃补阙《李君(翰)前集序》:“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同上五一八)前三种唐人文集序都述及陈子昂在文学变革方面具有开创之功。但这并不足以产生统摄文学史观的强大惯性,真正使这一观念为人所知的是文学史上的大家。如韩愈《荐士诗》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宋代欧阳修也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和欧阳修,以其在唐宋文学界的突出地位,对后世的文学史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从创作成果来看,陈子昂在改变唐代文风方面确实做出很大的贡献,他以“复古”为创新,力倡“汉魏风骨”。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倡五言古诗和古代散文,文风古朴,少藻饰,罕用典,具有雄辩之气势。高步瀛先生云:“气体朴厚,语意挚,犹存西汉风格。”(《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但就文学观念来看,他和王勃确实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极力主张改革初唐以来奢靡浮华的文风。文学史家对陈子昂的文学革新观念常常大加赞赏,而对王勃的文学革新思想未尝给予充分的肯定。

　　二、王勃的文学革新观念

　　王勃对于初唐以来所弥漫的六朝文风的不满,与陈子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初唐文坛所具有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毫不逊色于陈子昂。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

　　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宗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圃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于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径逝。潜夫昌言之论作之,而有逆于时;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

　　王勃的文学革新观念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六朝以来日渐昌炽的骄奢淫逸、绮丽靡弱文风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对初唐文坛的批判态度旗帜鲜明。“天下之文,靡不坏矣。”这句话是王勃对当时文学现状的基本评判,充分反映出当时文学的沉沦和堕落已经到了不能不改的地步。一个“坏”的文学必将激励王勃为“好”的文学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事实上这既显示了王勃对“坏”文学改革的愿望,同时也暗示了他对“好”文学的期待与创建。陈子昂在《与东方公书》中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初唐文学的看法,他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道弊”五百年的文章已经宣告它必然是“坏”的,这种“坏”的程度和范围虽然我们无法准确估计,但它与前边王勃所陈述的“天下之文”的腐朽是十分接近,甚至可以说是大体相同。从语气上看,王勃用了一个双重否定句“靡不坏矣”,可以说他比陈子昂一个肯定句更有杀伤力,由此我们似乎觉得王勃对文学改革的态度比陈子昂还要坚决和果断,他敢于直面惨淡的文学,批判得十分干脆彻底。另一方面对汉代文学的推崇和儒家思想的向往,使王勃在否定“坏”文学的同时,提出“好”文学的基本标准。王勃所言的“潜夫昌言之论”,实是指东汉末年的王符和仲长统的著作,他们批判和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有感而发。“周公孔氏之教”同时表达了王勃对儒家文艺思想的汲取和强化,希望用儒家精神重建一个重内容、重风雅、符合时代审美要求的新文学、好文学。陈子昂对“道弊”的文章也提出了改革的标准,他说:“汉魏风骨,晋宋英传。……思故人常恐逦逶颓靡,风雅之作,以耿耿也。”他明确把“汉魏风骨”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一点比王勃更为直截了当。如果我们以文献为依据,对王勃的文学革新观念进行辨析的话,王勃对“坏”的文学的批判程度似有过于陈子昂之处,但在建立一个“好”文学的目标上,虽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口号没有陈子昂清晰响亮,至少不如陈子昂具体,这也使王勃在建立“好”文学的创作实践上,成绩没有陈子昂突出和显著,致使一部分人误以为他在唐代文学的改革上不如陈子昂激进。

　　三、王勃文学革新观念的历史贡献

　　尽管王勃的文学改革目标和口号不是特别明晰,但我们还是通过他的《上吏部裴侍郎启》揣摩到他的思想动向。“潜夫昌言之论”虽不能完全等同于“汉魏风骨”,但是至少可以推定他是推崇两汉文学的,推崇有社会现实内容和刚健清新的文学作品。王勃对初唐文坛所充斥的绮丽柔靡文风满怀愤慨,他的文学观念表现出了强烈的革新意识。王勃的文学革新观念使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与当时上层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官僚文人主动地拉开了距离,表现出迥异于时人的审美取向。

　　王勃在诗文的形式方面讲究声律,他与同样讲究声律的沈 期、宋之问有某些相同的旨趣。《新唐书・文苑・宋之问传》说:“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 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宗’。”王勃在诗文的声韵和对偶方面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在五言律诗的定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一说:“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正是缘于王勃在唐诗声律方面的突出表现,使他染上六朝遗风,带上了守旧的色彩,与陈子昂所倡导的古体诗和古代散文似乎形成巨大的反差,因此受到一些文学史家的驳议。清代的刘熙载即持此观点。他说:“唐初四子治陈、隋之旧,故虽才力迥绝,不免致人异议。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诗概》)事实上王勃虽然在五言诗、骈文方面非常讲究声律,但他对七言古诗的创作,“可谓独步”(明张逊业《校正王勃集序》)。由此看来,王勃在古体诗的写作上也是不甘心谦让陈子昂的。

　　王勃的文学革新观念反映在创作上,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其一在内容上,王勃极大地开拓了文学题材,他把目光从宫廷移到江山,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使自己的诗文从“宫体”、“艳情”的圈子里跳出来,扩大了诗篇的内容,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性,开始面对各种社会问题,书写自己的情思。其二在风格上,王勃表现出雄浑刚健的格调。王勃曾对龙朔(661―664)初年的文坛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

　　王勃的文学观念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初唐龙朔文坛“思革其弊”,他要把“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靡弱文风一扫而尽。他的文学革新观念使他的文学创作具有刚健宏博的气格。杨炯对王勃的文学改革的成就作了这样的说明:“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辞林增峻,反诸宏博,君(指王勃)之力焉。”

　　纵观唐代的文学革新运动,人们把赞赏的目光更多地投向陈子昂。事实上,王勃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王勃的文学革新步伐领先于陈子昂,并为陈子昂的变革起到了一定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他们二人在文学革新方面思想大体一致,他们都为“盛唐气象”的到来建立了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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