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王安石该如何拯救
引导语:王安石是宋朝最为聪明的人之一,如果到了2016年中国,一定也是了不起的改革家,王安石真的能拯救2016年中国经济,我们一起来了解下文是如何解读的?
至宋神宗赵顼上位,大宋朝立国近百年,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英宗在位日短,神宗算得上真正第五代,宋朝承平日久表面繁华,但积弊深重危机四伏,贪腐横行,官僚习气严重,民间日益困苦,贫富分化严重,货币持续贬值……神宗知道祖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以富国强兵愿望非常迫切,上台后立马起用王安石推行变法。
一位是雄姿英发的世袭皇族,一位是口碑极好的能臣干吏,本以为携手合力能一改大宋衰颓之相,但两位在推动改革过程中,却遭遇强大反对,而这些反动派很多还是王原来的朋友,教科书上说熙宁变法失败因为是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联合反对新法,从而导致改革失败。但我们看看保守派名单:韩琦(名望极高前宰相),富弼(老成持重,抵御西夏守护西北能臣),司马光(著名史学家,一代名臣),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具宰相之才),还有苏轼苏辙兄弟,神宗时代精英几乎都赫然在列,这么牛逼的“反动派”竟然不约而同地都成了新法反对者,仅仅用“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异见者”来定义肯定没有说服力,因为这些人不仅是时代精英,品格也光照千秋,更加重要的是,那时候可没有人移民大辽或者西夏,他们一定希望大宋国富民强。
纵观“赵王新政(赵顼与王安石)”,之所以未能成功,除了赵顼这位左派愤青急功近利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改革不配套,经济政策不可行,企业活力下降,用人唯亲小人当道,权力集中独裁,容(http://zuowen.c321.cn/wenxue/)不下不同声音,外交四处树敌,民粹日益横行……表面看来,王相的确以自身才干为大宋王朝赢得了治标时间,但宋神宗和整个内阁却没有找到治本方法。打着改革口号,但却没有去真正深化改革,而是打着右灯向左转,用计划手段去解决市场问题,和真宗时代自由经济相比,神宗走的是左派经济学老路,最后将大宋王朝推到悬崖边。
看看今天的经济形态,与当年宋朝何其相似,货币贬值、官场腐朽、佞臣当道、冗官冗军、内部企业倒闭、外交四面楚歌,如果能穿越时空,失败过一次的神宗和王安石应该这样拯救2016年的中国经济。
一控制货币发行,发展实体经济
北宋中期财富增长速度变慢,唯一加速的是国家的印钞机。但由于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跟不上虚拟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经济有了巨大泡沫。有一个数字可以看出熙宁变法导致的通货膨胀,变法前北宋米价为700文一石,变法后暴涨到2500文至3000文一石,通货膨胀4倍。为了实现表面上的“国富”,宋神宗朝“印钞机”加大马力,2年就铸造1000万贯铜钱,超过了真宗朝代速度好几倍。这样做导致民间财富被迅速稀释,社会上流民无数,长江以北田地荒芜,使得实体经济反而严重萎缩。所以控制货币发行,保持币值稳定,也是王安石必须要做的事,不能因为追求GDP的增长而饮鸩止渴。
二解决宋朝财政赤字,首要解决冗官冗军问题
王安石之所以急急忙忙想着捞钱,是因为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财政捉襟见肘重要原因是宋朝的官僚机构非常臃肿,北宋官员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词人宋祁曾经说到宋朝“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臃肿是溃烂的开始,宋朝官场十分腐朽,效率很低,与人员臃肿也不无关系。先对整个官场进行裁员,再推行《保甲法》解决冗军问题,不干事的官员不仅自己不干事,还会影响其它官员的工作。在这一点上王安石应该接受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一直提倡朝庭要节约用度,称“救灾节用应从主上和朝中贵官近臣做起。”而王安石听了却说:“现在国家财力不足,并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财之故。”
三实行普遍性减税,重振大宋朝实体经济
神宗其间的中小企业(农户、手工业和商业)都有着繁重的赋税徭役。面对这样的事实,当时采用手段是推行“青苗法”,“青苗法”简单地说就像由政府成立一个“农业银行”,春种时农民有需要则借钱买种,秋收时还本付息,目的一是抑制土地兼并,二是为农民提供资金,三是政府创收,可以说神宗和王安石理想非常丰腴,经济理论造诣超越一个时代,但实际上在推广过程却是满满的骨感,各方面的顾忌和手续,让普通农户根本就拿不到钱,就像现在政府要求中小银行放贷给有需要的中小企业一样,实际上完全达不到效果,中小企业没有办法从银行获得资金。还不如直接进行普遍性减税,让所有中小企业可以直接享受政策红利,从而减轻企业压力,激活民间市场,重振整个大宋实体经济。
四外交不能以民粹为导向,避免四面树敌(http://zuowen.c321.cn/wenxue/)
宋朝在自由派经济学家真宗的领导下,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实体经济快速增长,北宋的货币一直非常坚挺,澶渊之盟后辽国获得北宋的“岁币”后,其财力增强,对内采取轻税收政策,宋辽两国进入了颠峰时期,成为当时两个超级大国,宋辽关系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共同的“市场关系”。但神宗上台上却不顾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一味强势,没有利用好西夏和辽国之间的.纷争,将澶渊之盟视为宋朝百年之辱,一味迎合甚至推动民粹思维,却不知道外交是文武之道,需要一张一弛。先解决好宋朝自己的问题,各方面准备好了再与这些草原部落翻脸,自己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却一味的强硬,搞得西夏和大辽直接与宋为敌,最后导致《保甲法》都不能真正推行。
五佞臣当道,没有笼络士大夫之心
在“熙宁变法”变法派队伍之中,除了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之外,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曾布、章惇、蔡京、李定、邓绾、舒亶、薛向等人名声不好,蔡京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史称“六贼之首”。吕惠卿、李定、舒亶也都是屑小之辈,却都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这些人私心甚重,除了一味的鼓吹“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和叫嚣爱国主义外,并没有在经世致用方面有杰出表现。最可怕的是造成一种不好的舆论导向,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宋神宗喜欢的,就是“小花瓶中插芬芳”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想为国分忧的士子。治国理政,不能只听那些好听的话,任用那些能干任事,例如司马光这样的新法反对者是很有必要的。
六倡导言论自由,重审乌台诗案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表面上言论自由与经济没有关系,事实上关系极大。乌台诗案发生于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有颠覆国家罪的嫌疑,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史为“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发生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的后果是导致炎黄子孙万马齐喑,春秋笔法从此不再,拥有不同意见的官员都被赶出朝堂,使得有识之士不敢进言。金庸在《天龙八部》里描写太皇太后与哲宗赵煦的对话就是:“你父亲听不得一句逆耳之言,旁人只有歌功颂德,说他是圣明天子,他才喜欢,倘若说他举措不当,劝谏几句,他便要大发脾气,罢官的罢官,放逐的放逐,这样一来,还有谁敢向他直言进谏呢”,难以想像,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宋朝怎么可能健康发展。
七奉行“国退民进”的施政方针,让市场的归市场
整个“熙宁变法”是围绕①青苗法②募役法③市易法来进行,虽然政府的进入限制了大地方、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抑制了土地兼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整个变法核心实际上让政府进入市场,通过一系列经济干预政策,加快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增加社会财富,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初期可能会取一定成效,但最终由“国家垄断”取代了“企业垄断”,打压整个市场活力。
宋神宗和王安石最初的本意是“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并不愿让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损失。但事实上,如果不尊重市场本身,变法最终毫不意外变成了“与民争利”,如果不是将民生问题作为最终目标,而是将集中权力视为最高目的,那么所谓“赵李新政”毫无意义。更可怕的是,熙宁三年朝野已经普遍认定“赵李新政”向左转,很多官员开始迎合上意,这些人没有任何政治追求,他们唯一目标就是获得权利,蔡京童贯等就是典型代表。他们最后也成为变法过程中的获利者,直至北宋政坛走向末日,掀起更多腥风血雨。
回溯历史
王安石是那个时代最为聪明的人之一,就算到了2016年中国,一定也是了不起的改革家,但因为权力在握后刚愎自用,在众小人吹捧中有走向个人崇拜的嫌疑。历史已矣,如果赵顼王安石能再来一次,一定会在政治上追求与保守派司马光的合作,经济上侧重民间活力而不是国家收购,财政上实行普遍降税而不是单项补贴,文化上追求思想多元而不是言论专制,人才上能够接受苏轼这样的时代精英,外交上能对西夏和大辽各个击破而不是一味强硬,货币能够保持稳定……这样的“熙宁变法”会让这个东方强国变成唯一的超强大国,也为2016年中国经济提供一面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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