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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以晋朝遗民自居吗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名陶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陶渊明以晋朝遗民自居吗，欢迎大家阅读。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说“请息交以绝游”，又说“世与我而相违”，然而渊明出世，却不曾忘世。用韩愈的话说，就是他的心到底不能完全平静。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拿阮籍、陶潜和颜回进行了一下比较：
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若颜氏之子操瓢与箪，曾参歌声若出金石，彼得圣人而师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托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为悲醉乡之徒不遇也。(《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三)
韩愈认为，颜回、曾参是真的在隐居的生活中得了内心的宁静，并且有幸能有孔子这样的圣人为师，努力学习尚且还觉得来不及呢，哪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世俗之事呢?而渊明、阮籍是一类人，就是虽然看不上世俗之人，但是到底心中忘不了世事，所以时常会流露出一些激愤。所以他们经常借酒浇愁，不过是落得个暂时的忘却罢了。渊明的《杂诗十二首》的第二首，就很能表现出宁静的表面之下那汹涌的暗流：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
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是一首写秋夜之景与凄凉的感思的作品。前四句清景无限，然而从第六句“枕席冷”开始，那种孤独悲凉以及内心的不平静就跃然纸上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人一天老似一天，但是自己的志向确实永远不能得到施展。这种情怀以致让诗人彻夜失眠。可见这份“志向”在内心的分量了。然而渊明究竟是为了什么“志”而“怀悲凄”呢?这首诗中有一句：“气变悟时易。”这句表面是说，秋天来了，气候变化了，我感悟到了时令的转换。但是忘深层说，“时”在古代常常暗指“时代”。因此说，渊明在暗中感慨时代更迭，晋之倾覆，也并不为过的。
过去有很多人认为渊明是晋之遗民，在写诗时，晋未亡之前，诗的题目序言中都用晋的年号，晋亡后凡遇要写时间的，只写干支纪年，也就是古人说的“唯云甲子而已”。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就提到了这一观点：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义熙(405年-418年)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其后是元熙(419年—420年六月)，是东晋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的年号，共计两年，这也是东晋最后一个年号。元熙二年六月晋恭帝被迫禅位给刘裕，东晋灭亡。刘裕建立刘宋政权，改元永初。陶渊明“唯云甲子”这一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但是宋代思悦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渊明这些写干支纪年的作品，有些是很早的作品，根本没有到晋亡。所以“唯云甲子”不过是世之好事者的观点，不是渊明的本意：
思悦考渊明诗有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中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此年秋乃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即解印绶，赋《归去来辞》。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岂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以自取异者?矧诗中又无标晋年号者，其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耳。后人类而次之，亦非渊明本意。世之好事者，多尚旧说，今故著于三卷之首，以明五臣之失，且祛来者之惑焉。(清陶澍集《靖节先生集》卷三)
明代宋濂《题渊明小像卷后》也认为这是沈约的一种错误观点：
若《九日闲居》诗，有“空视时运倾”之句，《拟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语，虽未敢定为何年，必宋受晋禅后所作，不知何故反不书以甲子耶?其说盖起于沈约《宋书》之误……呜呼!渊明之清节，其亦待书甲子而后始见耶?(《宋学士全集》卷十三)
他认为像渊明影射朝代更迭的《九日闲居》《拟古》诸诗，都没有写甲子(当然也没有写年号)，所以沈约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他认为渊明清高的节操，根本不需要“唯云甲子”这种行为才能为世人所敬仰。
但是我认为，渊明的价值不在“甲子”一事，当然是没有疑问的。不过以晋宋改朝换代为界限，在这之前，渊明的诗写年号也罢，也甲子也罢，都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一种正常的生活;但在这之后，渊明的诗无论是写甲子，还是什么都不写，但他确实是没写过宋代的年号。可见渊明在晋亡之前，写诗记时间是比较随意的，什么记法都可能有;但晋亡宋兴，则有意识避免用宋之年号，这个还是肯定的。沈约也没有说渊明在晋时只写年号不写甲子，因此要想推翻沈约之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陶渊明诗中找出一篇写了刘宋年号的诗文来。不过，确实没有这样的作品。
因此，渊明就像萧统说的那样，“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萧统《陶渊明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苏东坡在《书渊明述史章后》说：“渊明作《述史》九章，《夷齐》、《箕子，盖有感而云，去之五百余载，吾犹知其意也。”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也说：“观《渊明读史九章》，其间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齐》、《箕子》、《鲁二儒》三篇。……由是观之，则渊明委身穷巷，甘黔娄之贫而不自悔者，岂非以耻事二姓而然耶?”他们列举的这些诗篇，都是渊明吟咏古代有节操的遗民的作品，渊明赞美他们，当然也是以他们为榜样，认同他们的行为，并且激励自己。
也正是这样，人们觉得渊明很多诗都隐约地表达了这种“志”(情怀)。甚至就连《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也有人解释得非常露骨：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后来元代的刘因以诗解诗，在《归去来图》中说：
渊明豪气昔未除，翱翔八表凌天衢。
归来荒径手自锄，草中恐生刘寄奴。
“草中恐生刘寄奴”这句，未免太坐实了。当渊明“归园田”之时，距离刘裕(小名寄奴)篡晋还有很多年呢，渊明不可能这样未卜先知。不过要把这句的“刘寄奴”解释为“刘寄奴这类日后颠覆晋朝的人”，倒也不是说不通的。然而这也是一种很“危险”的解释诗歌的方法，很容易就陷入了穿凿傅会的误区。因此陈沆《诗比兴笺》中说：
案读陶诗者有二蔽：一则惟知《归园》、《移居》及田间诗十数首，景物堪玩，意趣易明，至若《饮酒》、《贫士》，便已罕寻，《拟古》、《杂诗》，意更难测，徒以陶公为田舍之翁，闲适之祖，此一蔽也。二则闻渊明耻事二姓，高尚羲皇，遂乃逐景寻响，望文生义，稍涉长林之想，便谓采薇之吟，岂知考其甲子，多在强仕之年，宁有未到义熙，预兴易代之感，至于《述酒》、《述史》、《读山海经》，本寄愤悲，翻谓恒语，此二蔽也。宋王质、明潘璁均有《渊明年谱》，当并览之，俾知早岁肥遯，匪关激成;老阅沧桑，别又怀抱。庶资论世之胸，而无害志之凿矣。
这一段是解读陶诗非常公允的态度。陈沆认为，陶诗应该分期。早年那些单纯写隐居田园的诗为一类，后期寄托朝代更替悲愤之情的诗为一类。这两类要用不同的方法去阅读，不要弄混了。也就是说，诗人寄托了，我们就去解释寄托;诗人没有寄托，我们不能穿凿傅会，生硬地安排出许多寄托的意义来。但哪些诗有寄托，哪些诗无寄托呢?这就很复杂了。可以主要参考时代，但又不能一概而论。早年之诗，也未必没有寄托，但无论怎么解释，也不能解释出“改朝换代”那些很具体的事来。因为渊明即使很感觉敏锐，但毕竟不是先知。
扩展：陶渊明介绍
陶渊明，晚年更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死后由朋友刘宋著名诗人颜延之所谥)，出身于没落仕宦家庭，我国第一位杰出的山水田园诗人。晋世名渊明，入刘宋后改名潜。唐人避唐高祖讳，称陶深明或陶泉明。大约生于365年。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自做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有《陶渊明集》。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父名史不载，存疑。)
少年生活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其母是孟嘉的女儿，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日后，陶渊明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陶渊明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远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陶渊明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陶渊明做主簿，陶渊明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
主要作品
隆安五年冬天，陶渊明因丧母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皇帝的位置，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陶渊明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抗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停云 其四》)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退隐生活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固被人称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金山麓)失火，迁至栗里，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五)》已选入人教版八年级下语文书30课《诗五首》之一)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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