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的男性形象

时间:2024-09-05 18:59:19 蔼媚 诗经 我要投稿

《诗经.国风》的男性形象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源头,通过周代男子在事业上的表现还原当时最真实的周朝男子形象,使我们在纷繁的诗经研究中,对上古社会男性形象有较好的把握。

《诗经.国风》的男性形象

  《诗经.国风》的男性形象

  对于上古时代的男子来说,事业在他的生活中占据很大的比重。自古以来,事业是男子能力的体现,工作的成功能给他们带来成就感。所以,我们可以从男子在事业上的一系列表现挖掘他们在婚恋生活外的真实状况。

  一、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在朝

  在古代社会中,为官的男子在看似无限风光的朝廷生活背后有许多心酸和无奈,特别是随着政局混乱的加剧,他们对君主失望,对国家衰亡心痛,对自己生不逢时绝望,他们的无奈和悲痛感发人心。另外,被朝廷征去服兵役的男子,他们一方面保家卫国、英勇抗战,另一方面又渴望荣归故里。这种淡淡的哀愁充斥在激昂的基调中,使战士们的形象更加饱满,更富人性化色彩。

  (一)、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命不同:官吏 。周朝官吏在得不到君王重用的情况下,加之官员间的明争暗斗和不被家人理解,因此诞生了心里愁苦、感叹命运不公的男主人公形象。

  1、王事室我,政事一埤益我:苦闷抱怨。世道不公,官吏们得不到君主重用,心中的不满无处发泄,只好通过诗文表达对君主的不满。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邶风北门》

  诗中描写一个公务繁忙的小官吏,不被家人理解,反遭埋怨,表现他无可奈何的哀愁。诗的首章男子感慨自己“终窭且贫”,“窭”是指生存空间很小,处处受到压抑,“贫”看出他生活困顿。“王事室我,政事一埤益我”则强调他事务繁忙。他在皇宫里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回到家,家人的不理解更让他心寒。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把自己的悲惨命运归咎于老天,对宿命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三章的末尾都是无力改变天意的慨叹,带着浓郁的伤感色彩①。

  2、中之言,不可道也:政治讽刺。随着周朝政局混乱的加剧,官吏们内心的不满日益突显,他们不再保持儒雅风度,大胆在诗作中揭露朝政的种种罪行。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秦风黄鸟》

  诗以黄鸟起兴,控诉当时的殉葬制度。君主死后,许多无辜的人陪葬是古代社会的恶习。陪葬的不仅是奴隶,也有身边的亲人、妻妾、忠臣等。《史记秦本纪》记载过此事:“缪(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 (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②。”按《史记》记载,当时殉葬的总共是一百七十七人,但本诗只写了奄息、仲行、针虎这三位良人,由此我们知道其余的一百七十四个都是奴隶。虽然诗人只为“三良”的遭遇鸣不平,但这已经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因为他敢于指出这一残暴行为,并且清醒地认识到殉葬是极不人道的行为。 “临其穴,惴惴其”描述的是秦人目睹活埋惨象惊恐、害怕的场景,诗人因此喊出“歼我良人”,这不仅是对君主的质问,更是对那个时代的质问。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社会不良现象敢于批判的勇敢者形象。

  (二)我徂东山,不归:士兵 。“行役”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社会现象,士兵们的各种行役心境在《诗经国风》中也都有所反映。

  1、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英勇作战。保卫祖国出征打战,是战士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一个国家不被灭亡的根本。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秦风无衣》

  《秦风无衣》是一首慷慨激扬的请战书。诗共三章,采取重叠复沓的形式,每章的字数相同,结构相同,但这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是不断递进的,“同袍”、“同泽”、“同裳”展现战士们互帮互助的团结精神,“同仇”、“偕作”、“偕行”,从共同的仇视敌人,到奔赴战场,突显誓死保卫领土的豪迈之情。整首诗十分有气势,高度表现士兵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精神。

  2、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思乡念家。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战争诗的主音符,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主题。在不少诗篇中,激昂的爱国情怀与淡淡的思家恋乡相交织,形成战争诗阴柔的那一面,也塑造了许多牵挂亲人渴望回家的士兵形象。荣归故里,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邶风击鼓》

  本诗描写士兵在外打战,渴望回家和亲人团聚的苦闷心情。开篇交代南征的背景和原因,诗的开头两句十分有特色,诗人用“击鼓其镗”先声夺人,营造出一种紧张急迫的心情,接着交代“击鼓”的原因――“踊跃用兵” ,因为国家有事,所以才镗镗其鼓,准备开战 。接下来“独”字突显他的不平之气 ,把自己的遭遇与众人作比较,自己不幸被选中南征,而其他人继续留在没有危险的地方或者被遣散回家 ,突显自己的命运悲惨。

  二、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在野

  田猎和农事是我国古代早期最主要的生产方式。田猎是上古时代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之一,现存最古老的猎歌――《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穴。”短短八个字,生动写出用弹弓狩猎的情景。同时,“民以食为天”,失去物质基础的支撑,一切上层建筑都只是空中楼阁,所以统治者历来重视农业,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

  《诗经.国风》的田猎诗和农事诗向我们展示了周代男性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画面及他们的精神世界。

  (一)、叔于田,乘乘马:田猎 。与农事诗的平和之美比较,狩猎诗则更多地展现男性的热烈和张扬,突显周代人们对力与美的深刻认识。

  肃肃兔,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周南兔》 诗以“肃肃兔置”起兴,英勇的猎手们布下捕兔网,防止猎物逃脱,可见他们沉着冷静、同时又渴望捕获猎物的心情。而“之丁丁”、“施于中逵”、“施于中林”是对猎人张网捕猎进行更为细致的描写,“赳赳武夫”则是不加掩饰地对猎手表示赞美,而只有“赳赳武夫”才有可能成为“公侯干城”、“公侯好仇”、“公侯腹心”。全诗层层递进,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英勇威武的猎人形象。

  (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农民 。周代的农耕生产已经十分发达,农业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那个时代人们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彼南亩,田至喜。

  《豳风七月》

  这首广为流传的诗展现了当时农耕社会方方面面的生活场景,是农事诗的典范, 全诗以“七月”、“九月”、“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等时间变化为经线,以田间、桑林、织房、染房、谷场、果园等空间转移为纬线,交织成一幅全景式的农耕生产生活画卷, 表现了劳动者在经济、政治、人身等方面遭受的剥削以及内心的悲伤。全诗从年初写到年末,从种田养蚕写到凿冰打猎,由此可以看出劳动者们高强度的工作。诗中还运用许多对比来揭示阶级压迫,劳动者们在辛苦劳作,而“田至喜”;劳动者为主人修宫室,自己在草屋过年 ;稻谷酣酒要献给主人,自己却吃葫芦和苦菜;劳动者要凿冰上窖,贮备祭祀贡品,还要祝安享其成的主人万寿无疆。读到这,仿佛看到在田里努力卖命干活自己却只能得到其中小部分成果的劳动者无助的身影 。

  三、结语

  《诗经.国风》塑造了一群生动、鲜活、富有生命力的男性。他们英勇抗战保家卫国,他们高大威武身手敏捷,他们偶尔抱怨君主不公,他们爱护家人,这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男子。通过这些,使我们在纷繁的诗经研究中,对上古社会男性形象有较好的把握。

  《诗经.国风》介绍

  《国风》是收集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周代民歌。包括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国风》以简朴的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国风”中有很好的体现,并且成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

  《诗经.国风》鉴赏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在《七月》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指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国风”中有一些反映兵役、徭役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思妇的诗,如《殷其雷》、《伯兮》、《君子于役》等就是这一类诗篇的代表作。“国风”中还有数量不少的爱情诗。反映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表达青年男女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这类爱情诗的重要主题。《氓》、《谷风》等篇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生活画面。而《柏舟》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抗意识。基调健康、乐观的恋歌(如《静女》、《木瓜》等),更给爱情诗增添了一种和谐、喜悦的情愫。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

  “国风”中还有不少民歌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予以有力的讽刺和鞭笞,如《新台》、《南山》、《株林》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

  在形象塑造上,“国风”也具有 现实主义艺术特色。作者们能通过抒情主人公的内心倾诉,表现他们的欢乐与悲哀,刻画主人公的行动及其性格特征。“国风”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也不是千篇一律。它常冲破四言的规定,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如《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这些随着情感的波动而富于变化的诗句,读起来节奏分明,极富音乐性,“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精确恰当地使 用双声、叠韵、叠字,更增加了艺术魅力。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国风”大大增强了表现力。

  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无法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的“国风”相比,但由于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因此,也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诗经》是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诗经》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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