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诗经》
《诗经》是统治阶级依其政治实用目的制作和采集的。鲁迅是人如何赏析《诗经》?
鲁迅处身于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现代历史语境中，适逢旧价值体系以摧枯拉朽之势坍塌，新价值体系步履维艰的关键时期，时代要求新的结构性的重组与转换。因而，生存其间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将探寻中华民族的“新生”之路视为他们孜孜以求的最大的人生目标。鲁迅更终其一生在命运的起承转合中寻找着中华民族得以真正崛起的内因外力。《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民间诗歌总集，不仅确当地反映了特殊时代的思想文化现实，而且还传达了天真无邪的初民的人性本真，在诗歌简短的语言中深藏着他们平凡而又真实的真切生命体验。鲁迅在关注《诗经》的同时也完成了他批判现实、自我构建的历史任务。本文立足于鲁迅文本，对见之于文本的关于《诗经》的论述进行深度解读，廓清鲁迅在《诗经》朴实的文字中所体会到的民族“新生”的内在动因。
《诗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位置。鲁迅将对其的关注与运用挥洒进浩瀚文本中，他不仅追溯了《诗经》的诞生，评述了《诗经》研究史上的一直未有定论的删诗问题，而且作为文学家，还对《诗经》的特有的艺术风格做出了精到的阐解。
鲁迅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对《诗经》的来源进行了探源。人类先在集体生活中产生语言，又在劳动中孕育艺术，乃至文学。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认为，群居生活催生了语言的出现，也自然而然地孕育了语言的艺术――文学[1]。当最初人类在共同生活中产生交流的需要，不仅借助于姿态而且依赖于声音，声音的演变促成人类语言的形成。语言一步步成熟，有朴实到华美，由直白到含蓄，在不同程度上表达着人类纯朴简单的内心世界。进而，生活的复杂使内心情感郁结直至任情而歌，其中需要更为贴切自然的语言来传达，于是一步步产生了可以歌的.“文学”。《诗经》的出现便顺应了这一类发展的趋势，是周初劳动者任情而歌的结晶，不但传达周人注重文德，讲求“作新民”，以观民观素俗、风化天下、慎思审视的思想笼盖天下的自觉意识，而且也是统治者统治思想的生动体现，是统治思想化为社会自觉意识的必然结果，内蕴着春秋尊玉攮夷、崇尚一统的时代精神。
不仅如此，鲁迅还进一步挖掘了《诗经》的内部结构及美学风格。《诗经》承载了周人的基本思想观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周人文化观念日益深化与自觉地产物。因而，《诗经》的内部结构也虽然与之相适应，将形式与内容完善地统一在周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题之下，成为周人文德之治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在“《书》与《诗》”一节中对其内部结构作了细致而简要的分析：
《书》有六体，《诗》则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赋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是为《诗》之三纬。风以《关睢》始，雅有大小，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王文》始;颂以《清庙》始，是为四始。[2]
这也就是说，鲁迅承继前代研究者的观点，认为《诗经》有三经、三纬、四始。其一，《诗经》的三经，即风、雅、颂。《毛诗大序》认为，《风》是个人“发乎情，止乎礼义”反映了一国有政治与风俗习惯;《雅》则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言王政之所由废兴”，反映国家的治乱兴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为“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简言之，也就是风是最贴近下层劳动者的现实生活的诗，雅则是传达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颂则是配以音乐舞蹈的祝祷之辞。其二，《诗经》的三纬，即赋、比、兴。关于《诗经》“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经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经集传》)。原始文字由记事祭神变而为抒情、说理的产物，并以艺术的方式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理性精神。其三，《诗经》的四始，即风以《关睢》始，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文王》始，颂以《清庙》始。《毛诗》认为风、小雅、大雅、颂“是为四始，诗之至也”，郑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这说明汉代学人对《诗经》内在结构的理解，他们无疑准确把握了《诗经》编排的实际用意。乃至于一直流产后世，得到万世学者的承继与赞赏。
《诗经》中的充满人类勃发向上积极因素，传达出的生命的鲜活，这无疑吸引了自小受古典文学熏陶的鲁迅，从他对《诗经》的深层解读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诗经》在精神上的向往。
历史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时常出现相似的图景，但从来都不是简单地重复，鲁迅总能在复杂的现实中，挖掘出更为深层的内在原因，并在古今杂糅的评述中，传达出批判的倾向。鲁迅《二心集・序言》中写到：
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来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切未必“外御其侮”。[3]
鲁迅针对麻木蒙昧的民众颇多感慨，然而其中的洞穿世事，深邃精辟却成为鲁迅个人的独特色彩。《诗经・小雅・常棣》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蒸也无戎”。就是指，兄弟们在自家的墙内争诉，有外侮时则共同对付，这时就是良朋，来之虽久也无相助。然而处于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远没有祖先那么顾全大局，最终也未必“外御其侮”。军阀的混战，革命营垒内部的告密、陷害，反复地陈述着这种为人不齿的行为，使“兄弟阋于墙”的历史反复上演。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深蕴着叛逆性的传统，这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启蒙可资借鉴的成分，鲁迅在分析《诗经》创作的同时，探索着中华民族的“新生”之路。鲁迅批判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常态下否定觉醒的人格，维持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在《门外文谈》中，鲁迅写到：“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4]
鲁迅常常用没被名教斧钺，未染旧文化的痼疾来解释大众百姓的天性或自然本性，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摆脱掉封建文化、思想的腐蚀，恢复人类最初的鲜活的生命形态，才能建立真正的“人国”。但是，这并不代表鲁迅提倡目不识丁，他虽然看到了朴实大众的闪光之点，但是也一再强调人只有识字，才能反省传统，才能通过读外国书，才能参与对旧文化的批判，接受和创造新文化。因此他提倡“将文字交给一切人”，让他们用自己的声音来记录各自的想法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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