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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
劝谏文化兴起于先秦时代，它不但对于中国的政治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同样影响巨大。
《诗经》里劝谏作品的出现，以及汉代《诗经》学“美刺讽喻说”的形成，乃至中国诗歌讽喻传统的最终形成，都与劝谏文化息息相关。要了解中国文学里的讽喻传统，就不能不了解劝谏文化。
一、先秦世卿制与《诗经》的劝谏诗
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一定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为前提的。这两者一经一纬，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框架。但是，它们在早期人类社会构成中所占的比重，在各个民族里却是不一样的。如古希腊的每个城邦，作为一个地域组织，有着共同的利益，人们对这种地域组织的重视大于对家庭血缘组织的重视，由之产生了古老的民主制度。而我国的情况则不一样。“在我国早期社会历史中血缘组织的家庭、宗族非常发达，而地缘组织社区相对较弱。因此，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血缘气氛浓厚，血缘组织对国家制度与政治思想影响之深是世所罕见的。”
夏、商两代，文献不足，情况不是特别明了，但是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在这两个朝代里，血缘性的宗族集团一直是社会组织的主体，而且其主体地位不断加强。族权逐渐与王权结合，构成家国一体的国家形态。?而到了西周的时候，则形成了完全成熟的宗法制度。周人的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比商代更加紧密，周王和各国诸侯都是集君统与宗统于一身，家天下的特征更加明显了。一个君主，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一族之长;既承担着治理国家的任务，又承担着“纠合宗族”的义务。“君统”与“宗统，’二者之中，前者虽然是从后者发展而来的，但是地位却己经更加重要了。也就是说，宗统应该服从于君统。《礼记大传》“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谷梁传?隐公七年》“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属通。”国君与和他同姓的贵族之间，首先是君臣关系，然后才是亲戚关系。同姓贵族不得以亲情来影响或妨碍国君对政治权力的施展。这样，当氏族解体，国家的利益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原本混于一体的“宗统”与“君统”，开始分化为两个既各司其职又联系紧密的系统，以君统为主干，以宗统为枝叶，使得血缘组织国家化，国家组织血缘化。
在君主制度下，权力的集中，使国家政令比较容易统一，但是“天下系之于一身”，国家的治乱兴衰却更多地寄托于君王的英明与否。一般说来，仅凭君主一人之精力、智力和人格修养，是很少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正确有效地对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治理的。所以君主制度也需要一种集思广益的调剂，使国家政治机器有效地运转。于是，臣下对君主的进言、献策、劝谏就成为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这一点也有体现。
《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在这里，辅弼、师保的功能中，突出了“举过”一项。而我们知道，所谓师保，就是太师、太傅、太保，是负责教导君王的官员。如果君主尚未成年，他们就是幼君的监护人;如果君主巳经成年，他们仍然担任教育督导之责。在西周初年，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不但是周王的老师，而且更是掌握国家重权的大臣。《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毛传》“师，太师，周之三公也。”可见太师在西周国家政治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比自己年轻的周王，太师太保是有教诲、督责的义务的。《尚书》里的《召诰》《《无逸》，就记录了召公、周公对成王的教诲、告诫。如果周王做错了事情，太师太保是可以指出并敦促其改正的。有的时候，这种教诲、纠正，甚至是可以用比较严厉的口吻说出来的。因为他们和周王之间，不仅仅是君臣关系，还有着血亲的关系，国与家的利益在他们的身上都是统一的。虽然“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但是当国君行为失当，做出了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亦即宗族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太师太保对他的劝谏，又很自然地带有同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老对不肖晚辈进行训诫的色彩，并因此而具有了一种威严的力量。
周代礼制，对于君统和宗统都是非常重视的。《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礼记?大传》:“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对于君王最高政治地位的尊重，属于“尊尊”的范畴;而对于同一宗族中人的亲情的重视，属于“亲亲”的范畴;而对于年长的人的尊重，则叫做“长长”。太师太保的身份，与礼制的“亲亲”和“长长”相合，这对于君王的“尊尊”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制衡力量。在周代独特的政治结构中，亲族的辅弼和监督，对君王的至尊权利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实际上，以“亲亲”为口号的宗统，对于以“尊尊”为口号的君统，并不仅仅是一味地服从，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复杂局面。
因此，除了太师、太保这样的国家肱股重臣外，一般的卿大夫也有责任和义务匡谏君主的过失。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卿大夫，大多是与君主同姓的贵戚。可以说，周代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君臣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政治的运作方式，与后代是大不相同的。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劝谏文化，会呈现出与后代大为不同的格局。《孟子?万章下》：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在孟子的时代，异姓之卿己经比较多，所以孟子会把他们与传统的贵戚之卿作一对比。在这明显的对比中，不难看出贵戚之卿的家、国一体的立场。当君主昏庸暴虐，屡谏不听，严重损害家国利益时，贵戚之卿甚至可以采取极端手段将之废黜，以维护本家族的统治。宗族的利益是高于任何个人的利益的，连君主也不能例外。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先秦时代贵族的进谏心态了。《诗经》的二《雅》中，有许多贵族作品，其中颇有不少是用来对君王进行劝谏的：
《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大雅?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大雅?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丨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
《毛诗序》:“《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板》凡伯刺厉王也。”《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从诗的文本中我们也看到，这些诗篇的语气，完全是长辈对犯了过错的晚辈谆谆教诲的语气，《抑》尤其表现得疾言厉色。在这种情况下，“谏”和“教”就很难分得非常清楚了。这是进谏在周代宗法制社会里的独特现象。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教训周王的篇什外，二《雅》中还有一些评论时政的作品，表现了贵族们对衰乱时局的忧虑和痛心。如《大雅?召旻》忧心忡忡地写道:“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小雅》里的《雨无正》、《十月之交》等诗作，都直接指斥了败坏国家纲纪的庸官佞臣，对他们的罪行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这些诗如果是用来进谏的，其方式笔者以为都并不委婉曲折，不是后来《毛诗大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而是正谏。
另有一些贵族卿大夫的作品，如《小雅》中的《正月》、《四月》、《北山》、《无将大车》、《小明》、《何草不黄》等诗，或感时伤乱，或痛恨劳逸不均，或述说行役之苦，或抒发对命运的忧惧，都在个人的感怀中表达出对社会政治的见解，又没有直斥君主的过失。如果用它们来作谏书，那么若称之为“谲谏”，是应该能够成立的。但是这种作品在怨刺诗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知道，《诗经》作为先秦时代的重要典籍，与当时的政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其中的部分篇章，是可以用来劝谏君主的。这是当时的一种政治传统，也就是“献诗”。关于献诗说的记载，最有名的要数《国语?周语上》中“邵公谏厉王弭镑”一节里的那段话了：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晋语六》里也说“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另外，《楚语上》里楚左史倚相追述卫武公故事一节和《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说的话里，也有与上引两段相似的记载。它们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史实：周代的贵族卿大夫有义务以献诗的方式来对君主进行劝诫，使他能够更加英明地处理政事。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劝谏在《诗经》中并不是无处不在的。《诗经》中的精华部分一160首“国风”，大多是民间的歌唱，难与政治劝谏拉上多少关系。正如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指出的“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朱熹《诗集传序》也说《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在人民的生活中，当然也会受到阶级压迫和无道政治、战乱等带来的苦难，所以他们的歌咏当中也就自然有一部分怨刺上政的篇什了。《唐风?秋杜》、《王风?兔爰》、《小雅?苕之华》等诗是下层人民在荒乱年月中的痛苦呻吟，决非为劝谏而写作。而《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魏风?硕鼠》等诗，则是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嘴脸。《鄘风?相鼠》则更进一步，痛斥丧尽廉耻的卫国统治者:“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就与相传是夏桀时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在这些诗篇中倾泻而出的，是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怨恨和诅咒，截然不同于献诗的公卿大夫的忧虑和痛心。这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上述这些作品本身的创作意图，绝不是为了劝谏。如果说它们在客观上能够起到劝谏的作用的话，那也是被采集到朝廷以后，作为“观民风”的材料而引起统治者的戒鉴了。这就和周代的另外一个传统一“采诗”相关了②据说周代设有“行人”一官，专门负责去各地采诗。《汉书?食货志》也说“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写道“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统治者通过这些采集上来的诗观察民情，考正政治得失?。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信息反馈的方式。瞽、瞍、乐工们拿着这些诗篇，在君主身边经常诵读或歌唱，希望他们能够从中了解下情，从而在施政时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种关系。这就是所谓“讽诵”。
“讽”字的本意就是朗读、背诵。《说文》：“讽，诵也。从言，风声。”段玉裁注“《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周礼经》注析言之，讽、诵是二;许统言之，讽、诵是一也。”瞽、瞍们讽诵的诗篇，有采来的，也有献上的;有风诗，也有雅诗;有本来就是为劝谏而作的诗，也有并无政教目的的诗。诵读前人作的劝谏诗，巳经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进谏了，而讽诵民间采来的风诗，就更只是提供给君主一个“斟酌”的材料罢了。即使这些风诗在讽诵的过程中对统治者产生了警戒的作用，这作用与诗人最初的本意也是脱钩的。所以，“讽”、“谏”最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谏”的本意是“直言规劝”，就诗来说，它是一部分献上的诗的创作目的，而“讽”只是一种用诗的方式。由于讽这种方式比较幽隐，比谏更为委婉，不伤君臣间和气，所以逐渐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在汉代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帝王的尊严不容冒犯，讽就更得到了推崇。与此同时，“谏”的外延不断扩大，讽最终就被当成了谏的一种，其字义也发生了转移，接近于《诗大序》所谓的“谲谏”了。于是汉代就出现了“讽谏”这个词。
下面我们就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看“讽谏”是怎样一步步得到提倡的。
二、进谏方式的改变
在比较早的时候，进谏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也就是“谏”字的的本义。我们来看看古代典籍中对“谏”字的解释：
《说文?言部》“谏，证也。”
《广雅?释诂一》“谏，正也。”
《广韵?谏韵》“谏，直言以悟人也。”
《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郑玄注“谏者，以礼义正之。，’
从这些解释中可以得知，“谏”字最初的意思就是以直言教正别人，教正的对象也是比较普遍的，没有特别的规定。直言相谏，是原始初民劝谏活动的基本形态。后来，“谏”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向，主要指地位低的人劝谏地位高的人，尤其指臣谏君或子谏父。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正言直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进谏方式。一方面，它不一定能够取得最佳效果;另一方面，它甚至会使进谏者陷于危险之中。毕竟，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没有几个人是愿意听揭自己短处的话的，从小便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君王，更是如此。如果这位君王德行、脾气好一点的话，即使不接受意见，也不会报复进谏的人;但如果碰上了暴虐无道之君，那么进谏的人就危险了。关龙逢直谏夏桀，比干极谏商纣王，春秋时期泄冶谏陈灵公，伍子胥谏吴王夫差，都惨遭杀害。所以忠臣并不是好做的。在道与势的直接对抗中，以执持道义一方的悲壮失败而告终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理想、道义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剧烈的落差，这促使人们深入思索处世之道。在对政治的热情、对国家的责任心与对自身生命的珍惜之间，怎样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多人都在考虑的问题。《论语?子张》记子夏曰“君子……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镑己也。”主张劝谏的深入程度要与君主对进谏人的信赖程度相适应。荀子则对这个问题有更细致的论述。他在《荀子?臣道》中，一边极力阐说谏、争、辅、拂之臣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但同时又主张大臣在侍奉不同的君主的时候，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
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
这里，就不仅仅是对道义的执守，也有着权宜保身的策略了。
荀子论述的，是比较笼统的与国君相处的臣道，而探讨具体进言方式的，则以韩非子为最有心得了。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说难》，以明谏说君王的困难。他列举了谏说中种种表面的和潜在的危险，认为必须先小心谨慎地获得君主的信任，然后才能畅所欲言。“有爱於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韩非子最后还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韩非的论说虽然极为精辟，但他自己最后却被谗死在秦国狱中。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叹息说“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洪迈《容斋随笔》也写道:“韩非作《说难》而死于说难，盖谏说之难，自古以然。”韩非的个人悲剧，是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的。
鉴于人主的“逆鳞”不能触动，那么人臣在进谏的时候，必须寻求比直谏更好的方式。怎样揣摩君主的心意，既不伤害他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不触怒他，又达到劝谏的效果，是很多人曾经致力探讨的问题。在很早的时候，这样的尝试就巳经开始了。春秋时期，就有很多机智的大臣用委婉含蓄的语言，来对君主进行劝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语?晋语八》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平公射鴒，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鴒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乃趣赦之。
叔向正话反说，表面上赞成晋平公的荒谬行为，
实际上却讽刺他自己无能而迁怒竖襄。晋平公也感到很惭愧，只好放了无辜的竖襄。在先秦时代，像这样精彩进谏的例子很多，从中体现出的进谏方法也很多样，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春秋晚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传统的宗法血缘制度开始松散，官僚政治的客卿制开始逐渐取代世卿制。秦并六国之后，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封建帝国。秦始皇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使中国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君主专制制度完全建立起来，皇帝的威严远逾前代任何君王。秦始皇纯用法家思想，钳制舆论，焚书坑儒，断绝言路，奋其私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下情不能上达，使得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秦朝很快就灭亡在农民战争的熊熊烽火之中。
代之而起的汉王朝，在革除了秦之弊政后，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代的那一套官僚政治体系。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使皇帝更加高高在上，不可冒犯。而且，此时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周代宗法制下君臣之间的亲戚关系，在秦汉时代巳经不复存在。“亲亲”对于“尊尊”的制约作用，也基本上消失了。在西汉前期，纯用文法吏，战国时代新兴起的“士”在政治上完全不被重视，地位非常之低。随着强大的诸侯国势力被逐一消灭，四海归一，诸侯-游士时代在景武之际彻底终结，士人不再像先秦时代那样能够自由地奔逐于各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而是只能依附于中央王朝，除此别无出路。④由于此时的情况巳经变为士人对皇帝的单方面依附，所以在先秦时代士人与君主之间那种师友的关系很难看见了，基本上只剩下了上尊下卑的君臣关系。古老的师道，在汉代也大打了一个折扣。在汉朝，虽然进谏不如在秦朝那样危险，但是比之先秦时代，是要危险得多了。
在秦汉官僚体系中，出现了专司进谏的官员。⑤虽然正式的谏官出现了，但是他们在进谏时候的表现，并不比别的官员更好。虽然皇帝们多次下诏鼓励人臣进言，西汉的大臣中也颇有几个敢于直谏的人，如贾山、晁错、汲黯，但就整体来说，是不太愿意直谏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二：第一，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行，政治上，追求无为而治;个人生活上，讲究保养长生，不被刑戮。惠帝时，丞相曹参“择郡国吏长大，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汉书?曹参传》)景帝时丞相卫绾“醇谨无他”，“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万石君石奋一家更是“恭谨无与比”。石庆于武帝元鼎五年拜丞相后，“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巳。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虽然也有不少人以“直谏”自我标榜，但是真正敢于冒死为国，匡正君过的人，少之又少。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被下狱处以腐刑，残缺身体，遭遇不幸，结果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反而“重为天下观笑”、“重为乡党戮笑”司马迁《报任安书》)。
所以，与此相关的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亡秦暴政给人留下的可怕回忆，一直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至尊的皇帝对进言者的迫害，也始终没有从汉代的现实政治中消失。晁错建议景帝削夺诸侯封地，吴楚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之名反，景帝乃将晁错腰斩于市。晁错死后，七国并未收兵，与中央军激战后，才被消灭。这件事情成为那些想要为朝廷进献忠言的大臣的一个前车之鉴，使得“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其不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武帝的刻薄寡恩是史上有名的。《汉书?公孙贺传》“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自公孙弘后，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而大农颜异竟被张汤奏以“腹诽”之罪而诛死丨“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宣帝的时候，情况也没有好多少。“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汉书?元帝纪》)
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小心戒惧，人人自危，为了保全禄位和性命，也只能“谄谀取容”了。如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像他们这样的谄谀之臣，却极被武帝重用，则当时臣道可知矣。东方朔在《非有先生论》里，借非有先生之口来论当时直言之难：
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王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镑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
在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生开始在朝中有了势力。然而儒生们的表现并不比汉初的重黄老的大臣们更勇敢。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赞》：
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蕴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笑。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对于最后两句，如淳注曰“迹谓既明且哲也。绳谓抨弹之也。”颜师古注曰“古人之迹，谓直道以事人也。”班固认为，那些只会阿谀奉承而持禄保位的儒臣，是远远不能和敢于直谏的古人相比的。诚为一针见血之论。
这种风气在学术上也有反映。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将周代的以民为本改成了“屈民以伸君”，认为臣民应该绝对顺从君主，而只有不可知的天，才能通过谴告的方式制约君主。《春秋繁露?竹林》又说“忠臣不显谏。”这句话，在汉代影响非常大，被引用的频率很高。这种柔靡的士风，一直延续到了东汉，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才由于士大夫对衰颓政治的挽救运动而有了转折性的改变。
三、“讽谏”的提倡与《诗经》学美剌讽喻说的形成
所以，汉代人不强调直谏，而鼓吹讽谏。所谓讽谏，就是用微言婉语来进谏。从流传至今的文献来考察，“讽谏”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共出现了三次。两次出现在《滑稽列传》中，分别用在淳于髡和优孟身上：
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丨其说可得闻乎?”髡曰“……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
还有一次出现在《太史公自序》，用于屈原和《离骚》：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另外，讽谏也可以写为“风谏”。这个词在《史记》中也出现了三次，都与司马相如作赋有关。在《史记》及其后的文献中，有的时候，讽谏还可以简称为“讽”或“风”。汉代对进谏之道有了比先秦时代更为深刻的研究，出现了五谏之说，把“谏”分为五种，但是这五种的具体分类，各家则有些出入：刘向《说苑?正谏》：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班固《白虎通?谏浄》：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庄公二十四年》：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说直谏，四曰争谏，五曰戆谏。《孔子家语?辨政篇》：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应劭《风俗通?过誉篇》：《礼》谏有五，风为上。《后汉书?李云传论》：《礼》谏有五，风为上。李贤注:“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也。讽谏者，知祸患之萌而讽告也。顺谏者，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也。窥谏者，视君颜色而谏也。指谏者，质指其事而谏也。陷谏者，言国之害忘生为君也。见《大戴礼》。，”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可以知道，虽然各家对五谏的分类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共通的。那就是，在所有劝谏方法当中，讽谏是最被推崇的。在各家论述中，班固是论得最具体的。其《白虎通?谏浄》一篇中，专门用了一小节来阐述五谏的问题。他用声训来释“谏”字，并将五谏分别比附于仁、义、礼、智、信：
谏者何?谏者，间也，更也。是非相间，革其行也。
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顺谏者，仁也，出词逊顺，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窥谏者，礼也。
视君颜色不悦，且却，悦则复前，以礼进退。此礼之性也。指谏者，信也。指者，质也。质相其事而谏。此信之性也。陷谏者，义也。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励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此义之性也。孔子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故《曲礼》曰“为人臣，不显谏。”纤微未见于外，如《诗》所刺也。若过恶巳著，民蒙毒螫，天见灾变，事白异露，作诗以刺之，幸其觉悟也。
在班固所论列的五谏中，前三项讽谏、顺谏、窥谏是属于有艺术性的、比较柔和的进谏方法，而后两项指谏、陷谏则属于直谏一类。其他书中与此大同小异的各种名目，也大致可以归入这两类中。在《说苑》和《白虎通》中，都提到孔子也要“从讽谏”，这应该是假托。在孔子的时代，还并没有讽谏这个词，先秦典籍里也没有记载他说过这样的话。刘向或许是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有力量而假托孔子之言，班固则是从刘向那里继承了这个说法。
五谏的理论和讽谏的推崇，为汉代恭谨的臣道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和依据。这个理论属于汉代经学研究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来源与现实政治的考虑，更与汉代《诗经》学的方法论息息相关，互为因果，互为表里。
汉初，传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诗》是官学，属于今文学派;而毛《诗》是私学，属于古文学派。四家各有家法，对诗的解说各不相同，且有今、古文之分，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都用美刺说来解诗。清代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3]3)，近人朱东润也在《诗心论发凡》一文中指出:“四家以美刺论《诗》，大抵皆同。”[4](_由于齐、鲁、韩三家诗说在后来都先后亡佚，经过清代人的辑佚，也只留下了数量有限的残章断简，所以我们在接触美刺说这个问题时，也就只能主要依靠保存完整的毛《诗》学派的文献来进行研究了。
毛《诗》的每首诗之前都有一篇《序》，《毛传》都是依《序》来解诗。所以，《毛诗序》就成了我们理解毛《诗》阐释体系的关键。而《关雎》前的那一段长序则是其总纲，我们一般称之为《毛诗大序》。它解释“风”时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郑玄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所谓“风化”，也就是用诗歌对民众进行教化，它主要是与所谓“美诗”联系在一起的。所谓“风刺”，也就是“讽刺”，指的是用诗歌对君主进行讽谏、讽谕，它主要是与所谓“刺诗”联系在一起的。在《大序》中，用“谲谏，’来解释“风刺”，而《郑笺》对这两个词的解释也非常接近。孔颖达疏“谲者，权诈之名。托之乐歌，依违而谏，亦权诈之意，故谓之谲谏。”用今天的话来说，谲谏就是一种比较机智的进谏方法，用语委婉曲折，既能起到规劝的作用，又不至于引起君主的愤怒，使进谏者陷于险境。谲谏不仅仅是指用诗来作规谏，但用诗规谏却是谲谏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谲谏与讽谏意思是差不多的。
在这段话中，把“风”训为“讽”的意思，“讽”的政教色彩大大地扩张、强化，而它原有的诵读之意则逐渐缩小、弱化了。讽本来是一种用诗的方法讽诵)，但汉儒把它当作了诗人写诗的方法讽谏)，并使它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直接启发了汉儒从政治角度来解《诗》、并为其提供了历史依据的，就是先秦时代的献诗说。但汉儒把由这个角度解诗的范围扩大到整部《诗经》，就以偏概全了。这种思路一旦具备了方法论性质的指导意义，就构成了《诗经》的讽谕说，它必然要扭曲一些原本没有政教目的的诗篇的原意。即便是那些本来就有政教目的的诗篇，其意义也有很多在汉儒手中发生了转变。按汉人的解释，它们都是用“咏歌依违”、“譬喻不斥言”的方法来写的，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前面己经分析过，《诗经》里有许多作品是耳提面命的直谏诗的。
上述《大序》中的这一段名言，表面上是解释“风”的，但实际上，它是对整个《诗经》六义所作的集中概括。孔颖达疏“此六义之下而解名风之意，则六义皆名为风，以风是政教之初，六义风居其首，故六义总名为风，六义随事生称耳。”这几句话告诉我们，汉儒论诗，主要是从政教的角度着眼的，所谓六义，所谓美刺讽谕，都是由此生发开去。
《毛传》“《毛诗序》和《郑笺》用美刺讽谕说来对每首诗进行解说，郑玄《诗谱序》更在理论上对这种学说作了进一步概括:“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美刺”和“讽谕”是密不可分的，美刺是手段，教化讽谕是目的，二者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诗说体系。但是汉儒过分追求体系的统一，将内容多样、风格各异的鲜活的诗歌创作统统附会于历史，附会于政治，就难免会造成对诗歌的曲解，从而掩盖了许多诗篇的本来意义。例如《郑风?子衿》是一首女子思念恋人的诗，写得十分优美缠绵，而《毛序》却根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与子产论毁乡校的记载，说此诗是“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但就从诗歌的文本来看，我们怎么也找不出跟废学校有什么关系。《陈风?月出》是一首月下怀人的抒情诗，却也被《毛序》附会到了政治上去:“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
以美刺论诗，并不仅仅局限于《毛序》直接标明“美”、“刺”二字的篇目。朱东润指出，在《毛序》中，“凡言‘劳’之诗，皆诗之近于美者也。至若诗之近于刺者，其数尤多，不可殚计。……凡此言‘恶，、言‘怨，、言‘疾，、言‘责，之诗，皆刺诗;言‘戒’之诗，则诗之近于刺者也。……要之果据《毛序》而论，总诗之美刺与夫类美刺者言之，《风》、《雅》二百六十五篇之诗，十可尽其八九，而刺诗为尤众。”
综上所述，现实政治中“讽谏”越来越被推崇，对于汉儒用讽谏来解释《诗经》，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要弄清楚对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诗歌批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诗经》学美刺讽喻说的产生、发展的历程，就不能不探讨《诗经》与现实政治，尤其是劝谏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只是努力作了一个初步的尝试，至于更进一步的探讨，就有待大方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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