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点

时间：2020-11-06 10:09:52 诗歌我要投稿

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点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去阅读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点，相信能带给大家启发。

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点

　　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的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代表作《长恨歌》、《琵琶行》等诗歌因其文学价值颇高而被历代文人墨客传唱。除此之外，他的讽喻诗也被人们所推崇，他自己本人则认为所著讽喻诗的成就远高于他其他的诗歌的成就，其讽喻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更是学者们推崇、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思想内容上，其讽喻诗选材极其广泛，多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丑恶，批判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其诗歌有反映百姓疾苦的，有反映战争给百姓带来苦难的，也有反映妇女悲苦命运的，其取材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生活现实反映社会丑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在艺术特色方面，白居易的讽喻诗语言通俗易懂，老妪亦能懂也;其内容多因事起意，一诗反映一事;其讽喻诗多是叙事诗，在叙事中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此外，诗人对比手法在讽喻诗中的运用使得诗歌对比鲜明、感情充沛、感染力强。虽然白居易的讽喻诗反映现实的思想内容，但其讽喻诗的文学性并没有《长恨歌》、《琵琶行》之类的感伤诗的社会评价高。其原因在于讽喻诗直白易懂、批判社会，缺乏艺术想象的空间，诗歌创作的情感源泉也不是出于自身情感，其目的在于改变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文学的想象性、形象性和情感性。

　　一白居易讽喻诗的思想内容

　　(一)反映社会现状

　　白居易的讽喻诗取材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控诉官欺民的《卖炭翁》，描写了一位冒着严寒进城卖炭的老人被“黄衣使者白衫儿”抢走;有反映农民疾苦的《杜陵叟》，是“伤农夫之困”的代表作，批判了贪官污吏的罪恶;此外还有批判战争的罪恶、朝廷的腐败、妇女的不幸等诗歌。当然，这些取材广泛的诗歌都是来源于生活，是诗人细心观察生活所得，体现出诗人心系民生、心系国家的政治情怀。白居易的讽喻诗反映了中唐社会的现状，但反过来，中唐社会的社会形态也是白居易创作讽喻诗的源泉。而白居易讽喻诗取材涉及之广，正体现出中唐社会腐败之深，其社会腐败的因子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由此，作者才能创作出题材广泛的讽喻诗。以《新乐府》为例，《新乐府》包含了五十首诗歌，就涉及到大量黑暗的社会现象，比如《上阳白发人》、《母别子》等。白居易创作这些取材广泛的讽喻诗的目的，也在于警醒当朝，劝谏皇帝关心民生疾苦。同时也是白居易政治上不得意的体现，他只能以这种方式，将自身的政治情怀注入到诗歌中，由此成就了白居易现实主义诗人的地位。

　　(二)揭露朝廷丑恶

　　中唐朝廷的腐败，封建统治的剥削，使得社会底层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白居易身处其中，也感受到底层人民的辛酸，他的讽喻诗有不少是在揭露统治当朝的腐败，揭露封建社会的丑恶。

　　以《买花》一诗为例，暮春时节，牡丹花儿开的正艳，帝城里的富贵人家都争先恐后的买花赏花，一副悠然奢侈、乐生往死的市井奢靡图。而此时，却是庄稼人早出晚归的农忙时节，最后农忙的成果却只有富贵人家享用，帝城里人的每一笔花销都是农民节衣缩食、辛苦劳作换来的。这首诗对买花者的批判，正是对腐败朝廷、对黑暗社会的批判，也是对在田间辛勤劳作的人民无限的同情。这些揭露朝廷腐败、黑暗的讽喻诗是白居易忧国忧民的诗歌创作主张的体现，也是他想借用诗歌来替皇帝补察时政，为民请命，可以说，他的诗歌里装满了人民和国家。这也是中国文人历来的、传承下来的爱国情怀，广大文人墨客以报效祖国为己任，以实现宏图壮志为目的，白居易同样有这样的情怀，他将爱国情怀表现在他的诗歌中，流传千古，成为见证。

　　(三)同情劳苦大众

　　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对劳苦大众给予了深切同情，这其中，白居易特别关心广大妇女的命运，并用自己的诗歌对不合理的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进行控诉。比如在《过昭君村》一诗中，“白黑即可变，丹青何足论?”一句反映了封建统治王朝对青春少女的扼杀，多少青春少女在高大的城墙下由青丝变白发，付出一生的青春直至红颜逝去也看不到光明，甚至为了不再上演昭君的悲剧，少女们宁愿自毁容颜也不愿进宫，这是对封建统治王朝的批判和对当时妇女的无限同情。《后宫词》一诗，更是道尽宫中女性的悲惨命运，“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更是写出了女子凄凉的命运，陪伴她们的只有泪痕。当然，白居易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和他开明的妇女观是分不开的。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底下，而他和他的妻子却能相敬如宾，这就是白居易开明的妇女观的体现。

　　二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一)语言通俗易懂

　　白居易创作的讽喻诗继承了现实主义的诗歌风格，所创作的每一首诗，都从生活现实出发，直指生活中的各种弊端，由此，其讽喻诗语言上的最大特点即通俗易懂，简单明了。曾有记载，白居易在创作讽喻诗时，每创作一首诗就念给家里的老人听，直至老人听得懂，明白意思，才不做任何改动。这一个小故事反映了白居易对其诗歌语言通俗易懂程度的严苛，也反映出白居易的讽喻诗不像大多数诗人的诗歌那样，运用各种诗歌的创作手法，运用各种典故，而是借助最直接、最通俗的`语言将诗歌的主题表现出来，且诗歌很少出现生僻字，这也是其讽喻诗通俗易懂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白居易的讽喻诗利于理解的一个原因在于其诗“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即在诗的首句表明此诗的目的，在诗的末句表现诗的主题，《新乐府》中的诗歌就是其中的代表。《新乐府》共五十首诗，在每首诗标题后面都表明此诗的主旨，强调诗的主题。如此，诗的主题自然很容易被读者接收到。其讽喻诗大多是采用这样的套路，所以，白居易讽喻诗的语言通俗易懂就成了白诗讽喻诗最大的艺术特色。

　　(二)对比鲜明，情感充沛

　　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还包括他在诗中运用了大量对比的写作手法，所谓对比，即是将两种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在白居易讽喻诗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将两种不同的状态融入同一首诗中进行对比，突出百姓的苦难，从而批判封建统治的罪恶，表达对贫苦百姓的深切同情。

　　在《议婚》一诗中，诗人通过分别描写富家女儿和贫困家庭女儿之间的在婚事上的差距，突出贫富差距的悬殊，社会的不公。富家女儿的婚事，不用父母担心，早已有人踏破门槛纷纷求婚，即使富家女儿骄奢任性不懂事，却也是年轻男子追求的对象。而勤劳孝顺的贫穷家的女儿却无人问津，任青春年华在孤独岁月中不断流失。这样鲜明的对比，让人不禁感叹社会的不公，在追逐名利的骄奢氛围中，金钱权利才是人们重视、追逐的对象，而真正美好的、善良的品质，却只能埋没在时代的恶臭之下，无法散发出些许光芒。这和朝廷的腐败统治脱不了关系，而白居易以独特的视角，细微的观察，将对朝廷的不满和对腐败的批判尽情展露，这也是对比手法所起到的效果。

　　《轻肥》一诗，更是对贪官污吏的讽刺，揭露宦官被朝廷宠幸而为非作歹的事实。他们衣着光鲜、明目张胆、耀武扬威地前去赴宴，吃的是山珍海味，喝的是琼瑶佳酿，听得是靡靡之音，过着豪奢的生活而洋洋自得，目空一切。“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一句就是对宦官们耀武扬威之态的贴切形容。而诗的末尾，诗人却将描述的笔锋突转，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一年，江南大旱，民生疾苦，食不果腹，竟然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白居易通过对比的手法将这两种社会现象融入一诗之中，产生强烈的反差和矛盾，由此形成鲜明的对比而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从而对贪官污吏的奢侈糜烂风气无比憎恨，却对受苦受难的百姓无限同情。

　　(三)人物形象鲜明

　　白居易的一百多首讽喻诗，有许多诗歌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至今令人难忘。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各级各层的人物，有上至九五之尊的皇帝，有在朝为官的贪官污吏，同样也有忠义两全的贤臣，还有贫苦的百姓，甚至将死之人也在白居易的关注范围之内。其诗中描述的人物形象之广泛，正是诗人观察生活所得，也是诗人胸怀之宽广的表现。因为胸怀天下，才能看见天下间的丑恶，才能感受到世人的悲苦和贵族的骄奢。

　　白居易的讽喻诗《紫藤》也是塑造人物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诗塑造了外表如优美的紫藤般的惯于阿谀奉承的小人。“紫藤”虽然美好，却只是假象，“藤花紫蒙茸，藤叶青扶疏”的美好样子却是奸恶之人满脸堆笑的奉承，表面和颜悦色，背后却各怀鬼胎。而紫藤如蛇般缠绕的身姿正像小人在权贵面前的卑躬屈膝。这首诗塑造了小人伪善的嘴脸，刻画的十分生动形象。其诗《蛤蟆》也是一首人物形象刻画的十分形象的佳作之一，写出了小人得志后的得意嘴脸，其得意忘形之态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人在刻画人物的时候，还常常用到外貌描写和心理描写的方法，比如“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一句，就生动形象的描绘出长年辛苦劳作的卖炭老人的形象。而心理描写的运用，则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同样是《卖炭翁》一诗，老人身上衣服淡薄，却期望着天气变得更寒冷一些，这样炭火才会卖的更好，这样的心里反差，鲜明地突出人物的悲惨处境。

　　三白居易讽喻诗的不足之处

　　虽然白居易的诗歌具有以上种种值得称颂的地方，也有许多现实主义创作者可以学习的地方，但白居易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诗人，其诗歌创作也具有不足之处。

　　(一)缺乏艺术想象的空间

　　虽然白居易的讽喻诗取材广泛，又具有现实意义，批判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平之事，在创作手法上也具有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特色，但其讽喻诗直白易懂、的语言、善于评论的方式都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很多弊端，让读者缺乏艺术想象的空间，也就是缺乏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力。例如《夜宿紫阁山北村》一诗，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诗人在紫阁山游玩，和一位老人谈笑风生，但还未来得及把酒言欢就被一群蛮横之人突然“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飨”，面对这样的场景，诗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一句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原来这伙蛮横之人是一群恃宠而骄的人，仗着皇帝对其的恩宠，就明目张胆打着皇帝的旗号，巧取豪夺，目中无人。在其他讽喻诗中，诗人也常常发表自己的看法，诗人发表自己的见解无可厚非，但是强行将自身的观点强加给读者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文学的趣味，缺乏艺术想象空间的文学作品并不能算是优秀的作品。这一点，同样是现实主义诗人的杜甫就比白居易高明的多。同样是现实主义诗人的杜甫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也和白居易一样，取材广泛，并且多描述事实，但杜甫只止于此，他并不对社会事件或者某种现象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将发表观点的权利交给读者，这一点上，杜甫就比白居易冷静、节制很多。同杜甫相比，白居易更像是心直口快之人，毫不掩饰自己的意见。

　　(二)缺乏情感性

　　文学创作离不开作者的情感活动，作品更是作者情感活动的体现，也就是说，作者通过文学作品表现自身的情感变化。同样，诗歌创作也是如此，诗人创作诗歌的目的是为了传达到自己的情感体验。但这样的情感性，却是白居易讽喻诗歌所欠缺的，白居易所做讽喻诗的目的并不主要是为了排解自己的感情，其诗歌创作的源泉并不是出于自身情感，其目的在于通过讽喻诗，改变社会，改变中唐腐败的统治，具有强烈的政治功用，虽然是“文以载道”传统的传扬，也继承了《诗经》反映社会现实、批判社会丑恶的优良传统，但也使得白居易的讽喻诗缺少情感性。由此观之，白居易的讽喻诗并不能完全将其当作文学作品观之，或视为政治文书更为恰当。毕竟，浅显通俗、缺乏艺术性的作品并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而谈论至此，就不得不提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都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文学到底可不可以参与政治?政治能不能将文学纳入其中?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在于其具有想象力、情感性和形象性，但政治却一直都是个沉重的话题，而将政治与文学结合起来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文学性的创作手法来反映政治，这也是将文学性与政治性联合在一起的唯一办法。这一点值得学习的诗人是屈原。屈原被称为浪漫主义诗人，但他的诗歌却是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缺点，他的《离骚》并不只是一篇浪漫主义的诗篇，同时也揭露了统治者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但屈原的《离骚》一诗中所呈现出的情感性却让人动容。因为屈原创作《离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劝谏楚王勤于朝政，也不是为了改变楚国的现状，而是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懑和忧愁。在其抒发自身情感的同时，带出其他现实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诗人所生活的环境正是他抑郁情绪产生的原因，而他为了抒发自身的抑郁而创作的诗歌达到了批判朝廷、批判社会的目的，这两者是相辅相成，无法分割的。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永远被后人咏唱而不忘，这也是文学的特点之一，即具有情感性。

　　屈原将政治与文学，政治与情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成就了屈原的在诗歌领域的地位。而反观白居易的讽喻诗歌的创作，则远远不及此，倒是他不太看好的感伤诗歌的代表作《长恨歌》、《琵琶行》倒成了人们喜爱的文学作品。这两首诗歌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正和屈原的诗歌成功的原因一样，是带有情感的创作，只不过白居易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无法理解人们推崇那两首诗而不推崇其讽喻诗的原因所在。白居易未能明白这一点的原因也和他的文学主张和政治主张相关，“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他认为的最正确的文人应该有的情怀，这也是中国文化几千年的熏染所致。文学可以反映政治，却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也许是白居易爱国之心太过强烈，渴望中唐社会发生变革的心愿太过强烈，所以白居易才采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诗歌创作方式来批判事实，批判腐败。他的政治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一点在文学上，却是不见得受用的，也不利于文学发展。

　　总之，白居易作为中唐现实主义的代表诗人，他用自己的笔和情怀对那个充满不公、充满腐败的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给当朝统治者以有力的撞击，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正视白居易讽喻诗中的不足之处，理性地看待白居易讽喻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吸收其积极的部分，拿来为我所用，摒除其中消极的部分，使中国文学朝着正确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也改变中国历来的政治参与文学的传统，还给文学一个干净、清明的空间。只有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才会出现更多的文学家被世人铭记，被世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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