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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散文《胆小鬼》
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十分平淡的。也问过好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多半答说有的,而结果却都相当辉煌,大半没有挨打也没有被责备。
我要说的是--偷钱。
当然,不敢在家外面做这样的事情,大半翻父母的皮包或口袋,拿了一张钞票。
朋友们在少年的时候,偷的钱大半请斑上同学吃东西,快快花光,回去再受罚。只有一个朋友,偷了钱,由台南坐火车独自一人在台北流浪了两天,钱用光了,也就回家。据我的观察,最后那个远走高飞的小朋友是受罚最轻的一个,他的父母在发现人财两空的时候,着急的是人,人回来了,好好对待失而复得的儿子,结果就舍不得打了。
小孩子偷钱,大半父母都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平日不给零用钱才引得孩子们出手偷?当然这是比较明理的父母。
我的父母也明理,却忘了我也需要钱,即使是小孩子,在家不愁衣食,走起路来仍期望有几个铜板在口袋里响的。
那一年,我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并没有碰过钱,除了过年的时候那包压岁钱之外,而压岁钱也不是给花的,是给放在枕头底下压着睡觉过年的,过完了年,便乖乖地交出给父母,将数目记在一个本子上。大人说,要存起来,做孩子的教育费。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期待受教育的。例如我大弟便不,他也不肯将压岁钱缴还给父母。他总是在过年的那三天里跟邻居的孩子去赌扑克牌,赌赢了下半年总有钱花,小小年纪,将自己的钱支配得仔仔细细。
在我们的童年里,小学生流行的是收集橡皮筋和《红楼梦》人物画片,还有玻璃纸--包彩色糖果用的那种。
这些东西,在学校外面沿途回家的杂货铺里都有得卖,也可以换。所谓换,就是拿一本用过的练习簿交给老板娘,可以换一粒彩色的糖。吃掉糖,将包糖的纸洗干净,夹书里,等夹成一大沓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换画片或者几根橡皮筋。
也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写功课的时间总特别热心,恨不得将那本练习簿快快用光,好去换糖纸,万一写错了,老师罚重写,那么心情也不会不好,反而十分欢喜。
在同学里,我的那根橡皮筋绳子拉得最长,下课用来跳橡皮筋时也最神气。而我的母亲总弄不懂为什么我的练习簿那么快就会用完,还怪老师功课出得太多,弄得小孩子回家不停地写了又写。
也就在那么一个星期天,走进母亲的睡房,看见五斗柜上躺着一张红票子--五元钱。
当年一个小学老师的薪水大约是120元台币一个月。5元钱的价值大约现在的500块那么多了。也等于许多许多条彩色的橡皮筋,许多许多《红楼梦》里小姐丫头们的画片。等于可以贴一大玻璃窗的糖纸,等于不再苦写练习簿,等于一个孩子全部的心怀意念和快乐。
对着那张静静躺着的红票子,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的,眼光离不开它。当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着出来了,在口袋里。没敢回房间去,没敢去买东西,没敢跟任何人讲话,悄悄地蹲在院子里玩泥巴。母亲喊吃中饭,勉勉强强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汤呢,便听母亲喃喃自语:“奇怪,才搁的一张5元钱怎么不见了。”姐姐和弟弟乖乖地吃饭,没有搭理,我却说了:“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本没有拿出来?”母亲说不可能的,我接触到父亲的眼光,一口滚汤咽下去,烫得脸都红了。
星期天的孩子是要被强迫睡午觉的,我从来不想睡,又没有理由出去,再说了那些宝贝也不好突然拿回来,当天晚上是要整理书包的--在父母面前。
还是被捉到床上去了,母亲不准我穿长裤去睡,硬要来脱我的裤子,当她的手碰到我的长裤口袋时,我呼的一下又涨红了脸,挣扎着翻了一个身,喊说头痛头痛,不肯她碰我。
那个样子的确像在发烧,口袋里的5元钱就如汤里面滚烫的大排骨一样,时时刻刻烫着我的腿。
“我看妹妹有点发烧,不晓得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听见母亲有些担心地在低声跟父亲商量,又见父亲拿出一个温度计。我将眼睛再度闭上,假装睡着了。姿势是半斜的,紧紧压住右面口袋。
夏天的午后,睡醒了的小孩子就被放到大树下的小桌边去,叫我们数柚子和芭乐,每个人的面前有一碗绿豆汤,冰冰的。
姐姐照例捧一本《西游记》在看,我们想听故事,姐姐就念一小段。总是说,多念要收钱,一小段不要钱。她收一角钱讲一回。我们没有钱,她当真不多讲,自己低头看得起劲,有一次大弟很大方,给了她2角钱,那个孙悟空就变了很多次,还去了火焰山。平日大弟不给钱时,我就没得听了。
那天姐姐说《西游记》已经没意思了,她还会讲言情的,我们问她什么是言情,她说是《红楼梦》--里面有恋爱。不过她仍然要收钱。
我的手轻轻摸过那张钞票,已经快黄昏了,它仍然用不掉,晚上长裤势必脱了换睡衣,睡衣没有口袋,那张钞票怎么藏?万一母亲洗衣服,摸出钱来,又怎么了得?书包里不能放,父亲等我们入睡了会去检查的。鞋里不能藏,早晨穿鞋母亲会在一旁看。抽屉不能藏,大弟会去翻。除了这些地方,一个小孩子是没有地方了,毕竟属于我们的角落太少了。
既然姐姐讲故事收钱,不如给了她,省掉自己的重负。
于是我问姐姐有没有钱找?姐姐问是多少钱要找?我说是一元钱,叫她找9角来可以开讲恋爱了。她疑疑惑惑地问我:“你哪来的一块钱?”我又脸红了,说不出话来。其实那是整张5元的,拿出来就露了破绽。
当天晚上我仍然被拉着去看了医生。母亲说给医生的病况是:一天都脸红,烦燥,不肯说话,吃不下东西,魂不守舍,大约是感冒了。医生说看不出有什么病,也没有发烧,只说早些睡了,明天好上学去。
我被拉去洗澡,母亲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肯,开始小声哭,脸通红的,哭了一会儿,发觉家里的工人玉珍蹲着在给我洗腿,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5元钱仍在口袋里。
穿了睡衣,钱跟过来了,握在拳头里,躲在浴室不出来。
大弟几次拿拳头敲门,也不肯开。等到我们小孩都已上了床,母亲才去浴室,父亲在客厅坐着。
我赤着脚快步跑进母亲的睡房,将钱卷成一团,快速地丢到五斗柜跟墙壁的夹缝里去。这才逃回床上,长长地松了口气。
那个晚上,想到许多的梦想因为自己的胆小而付诸东流,心里酸酸的。
“只吃了一碗稀饭,不许去上学。”
我们三个孩子愁眉苦脸地对着早餐,母亲照例在监视,一个平淡的早晨又开始了。
“你的钱找到了没有?”我问母亲。
“等你们上学了才去找--快吃呀!”母亲递上来一个煮蛋。
我吃了饭,背了书包,忍不住走到母亲的睡房去打了一个转,出来的时候喊着:“妈妈,你的钱原来掉在夹缝里去了。”母亲放下了碗,走进去,捡起了钱说:“大概是风吹的吧!找到了就好。”
那时,父亲的眼光轻轻地掠了我一眼,我脸红得又像发烧,匆匆地跑出门去,忘了说再见。
偷钱的故事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奇怪的是,那次之后,父母突然给起我们的零用钱来,每个小孩一个月一元钱,自己记账,用完了可以商量预支下个月的,预支满两个月,就得--忍耐。
也是那次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父母给了我一盒外国进口的糖果,他没有慢慢吃之类的话。我快速地把糖果剥出来放在一边,将糖纸泡在脸盆里洗干净,然后一张一张将它们贴在玻璃窗上等着干。
那个下午,就在数糖纸的快乐里,悠悠地度过。
等到我长大心后,跟母亲说起价钱的事,她笑着说她不记得了。又反问:“怎么后来没有再偷了呢?”我说那个滋味并不好受。说着说着,发觉姐姐弟弟们在笑,原来都偷过钱,也都感觉不好过,这一段往事,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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