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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散文
散文总体的主要特点:1.形散而神不散 2.意境深邃 3.语言优美凝练,富于文采。
洪水与猛兽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距杨、墨比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梦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梦罢了!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很高大的白马上,在海岸边缓辔徐行的时候,心里只充满了壮美的快感,几曾想到现在的自己,是这般的静寂,只拿着一枝笔儿,写她幻想中的情绪呢?
她男装到了十岁,十岁以前,她父亲常常带她去参与那军人娱乐的宴会。朋友们一见都夸奖说,“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今年几岁了?”父亲先一面答应着,临走时才微笑说,“他是我的儿子,但也是我的女儿。”
她会打走队的鼓,会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枪里的机关。也会将很大的炮弹,旋进炮腔里。五六年父亲身畔无意中的训练,真将她做成很矫健的小军人了。
别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点都不爱。这也难怪她,她的四围并没有别的女伴,偶然看见山下经过的几个村里的小姑娘,穿着大红大绿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里,她无从知道她们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马,便堪过尽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琐碎烦腻呵!当探海的电灯射在浩浩无边的大海上,发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灯影下,旗影下,两排儿沉豪英毅的军官,在剑佩锵锵的声里,整齐严肃的一同举起杯来,祝中国万岁的时候,这光景,是怎样的使人涌出慷慨的快乐眼泪呢?
批评的三昧
梁实秋在《文艺批评论》一书的《自序》里,说编这书的经过道:当时手边参考书可说等于零,故很有一部分是凭记忆写的。简略阙漏之病,自知甚多。然而,手边若是有充分的参考书,这一本小册子也许根本写不成了。我对于批评这一门学问若是知道得较多些,这一本小册子也许又根本写不成了。像文艺批评论这样性质的书,大概只能在自己学识尚浅和手边缺乏参考书的时候才会写得成的罢。
两个“若是”,一个“大概……的罢”,真勾人迷离恍惚了。可是虽然是“大概……的'罢”的句法,但“罢”字的底下,没有用疑问号,就用句号,想来是肯定的而非假定的了。
依此类推,“大概”也可说是“大概只能在自己没有学识和手边没有参考书的时候才会不写而成的罢”“的罢”。那么,就是这一本《文艺批评论》,也是多写的了。
“手边参考书可说等于零,故很有一部分是凭记忆写的”,可知还有“稍有一部分”,是凭什么写的呢?
批评与骂人
近来十个做文章的人,就有九个喜欢批评;十个做文章批评的人,就有九个喜欢骂人。一般关心世道人心的人,都个个摇头叹息;然而,做文章来批评,是很好的现象;批评的时候骂人,是正常的行为。
我最爱看的,是两个超等的批评家相骂;我怕看的,是两个劣等的批评家讲规则;说什么批评只能就事论事,不可越出范围;什么批评只能批评,不可骂人。你想,如果批评只能批评,一个批评家如何还能成其为批评家?批评不能骂人,这种批评还有什么价值?新近报纸上常引法国大文学家法郎士的话,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既是一个“灵魂”,“冒险”,还能受什么范围?再读读世界上有名批评家的文章,看看他的内容是怎样?你费了几年的苦心,写成了一本书;他替你做了一篇批评,写了几百行的`好文章,没有一字,提到你的大著;等到了末了的一节,方才把你的书名提出来,还没说到三五句,他的文章已竟完了!然而他的这篇文章是一篇批评,往往是一篇很好的批评。如果一个人批评一部历史,你只“应当问他里头的叙事确实不确实,不应涉及这件事情值得值不得替他做一部历史的问题”;设或这部历史又是一本翻译,你又“只当问译的对不对,不当挑剔人家的文格”,如唐擘黄先生所说,(见《努力周报》第七十五期,唐先生是个学者,并不是一个劣等批评家,他的这篇文章也写得很好,不过未免太忠厚了。)试问,一个批评家和坐在印刷房里的那位校对先生还有什么大的分别?
讲到批评的时候免不了骂人,那道理更加明显。如果一个人的文笔不佳,我们只好说他不佳;一个人的文理不通,我们只好说他不通;如果一个人在那里胡说,我们只好说他是胡说;如果一本书毫无出版的价值,白糟踏了纸张笔墨,我们也只好说他是的毫无价值,白糟踏了纸张笔墨。我想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不通”,“胡说”,“糟踏纸张笔墨”,是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在相当的情形之下,这些话是最恰当的批评;那么,还说什么批评不可以骂人?
然而,批评的时候,虽可以骂人,骂人却不就是批评。两个洋车相撞,车夫回过头来,你一句,我一句,那是骂人,那不是批评;听差的打破了一件古玩,老爷捶几拍桌,口口声声,那是骂人,那不是批评;说人家做文章有用意,说人家的批评为的是出风头,为的泄愤,为的报仇,为的“三角恋爱”,为的谋夺位置,那也是骂人,不是批评。一个人因为肚里有点气,想发泄发泄,于是乎骂人,是个很坏的习惯,我们应当“有则戒之,无则加勉”。
一个朋友看了我的这篇文章,很严厉的责备我;说“你还要在那里教人骂人!你看见了本月七日《政治生活》上毛壮侯骂胡适的那篇文章没有?什么‘新思潮中的巨子,却不想做人’,什么‘胡适人格降下’,什么‘这位精虫化的灰色酸秀才,得意忘形’,这真是什么话?”我说,别忙,别忙,我赞成的是一个批评家骂《人》,甚而至于丢《人》的脸,我决不赞成一个人乱骂人,因而丢了自己的脸。
发表于《现代评论》1卷2期19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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