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诗词的价值
黄庭坚认为秦观诗只是尽情挥洒胸臆，专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构想、苦心经营，这点颇类似李白诗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其实，秦观也并非不讲究文辞的细密精致，只是不显出过份人为的痕迹，而别以清畅流丽之态示人而已。他的“诗如词”、“诗似小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若换用李清照《词论》的话，是“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纵观淮海词，则多为纯情任心之制，“如花含苞，故不甚见其力量”、“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是自我生平际遇的真实写照;这些已超轶花间词所建立的艳科娱人、以绮丽香软为尚的传统，旨在表意娱己，认同“言情志”的诗歌道路，作出程度不等的回归了。所以，冯煦《蒿庵论词》云：“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情乎得《大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以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邪。”又云：“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在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也许，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秦观词与李白诗歌的主流艺术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过为计较他们二者在具体艺术风貌上凄婉绵邈和飘逸豪放的.显著差异。
不言而喻，秦观词的艺术精神是多层次多元化的，现在来谈论其主流部分，但却不意味着可以以之总揽全体;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艺术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经历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始终呈动态流动形状。如果将上述者置放于词史、乃至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观照，或许便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取向。
秦观在某些特定环境情势，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楼钥《黄太史书少游海康诗题跋》)，如忆旧、迁谪时制作的这第三种类型的词，已使原来侑饮娱兴、按拍协歌的传统价值归属摒退于很次等，甚或无相关连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却命其担荷起诗歌在古典诗教理论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为自我主体心态意绪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满足他叹喟命运悲剧、渲泄人生愁烦的现实精神需要。在这里，秦观径直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缺憾纳入词中，再也无须假助以往闺思离怨之类的惯有模式，或故为饰辞托言以求深隐婉约之姿。对于上端，他一般仅只聊借来增大词的容量与弹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风情韵调之际，又平添出若许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见空濛隽远之致。因而向来与周邦彦一齐被推许作“词家正宗”(先著《词诘》卷三)，“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白雨斋词话》卷一)。他的这种艺术精神，多曾熏染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词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季之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缘于生平身世国运而寄慨于词，更大程度上朝向诗化的道路认同、复归，乃至逐渐衍变为长短不葺的诗，相互间益愈以辞采意格相高，更加倾注到“娱己”的旨趣。虽然他们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风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为相对独立之支派。但从总体而言，却改造、更新，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发展、扩张了花间、南唐以来的传统艺术流派，使之不断勃发充溢着生命活力，不至于趋向僵枯沉晦的末路——这其间，秦观是必须给予充分估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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