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柳宗元伦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

试析柳宗元伦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章的成就大于诗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试析柳宗元伦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资料1：

　　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优秀文学家和革新政治家，将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集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的成就都是杰出的。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先秦以来各家政治学说，是我们传统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本文试从柳宗元生活的时代背景、独特的生活经历、政治思想及文学创作等方面来分析其思想的政治色彩。

　　一、儒家“圣人之道”的主色调

　　柳宗元从小受到的是儒家传统教育，无论是其父柳镇还是母亲卢氏，都以儒家经义教导和要求柳宗元，这使得柳宗元从小就被培养起了儒家的忧国忧民、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精神。特别是父亲柳镇，精通儒家经典、不畏强权、为国为民、正直无私的儒士精神给柳宗元以极大激励，对柳宗元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因此，在柳宗元的信念和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精神，正如他在《寄许京兆盂容书》中写说的那样：“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在柳宗元看来，“兴尧、舜、孔子之道”就是行“圣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为务”——进民生，以民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达过类似的说法和思想。他在《时令论上》中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而已矣”。就指出了，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必仰之弥高，以为不可能做到。其实，圣人所做的就是要“利于人(民)，备于事”而已。又如，柳宗元非常敬仰商汤贤相伊尹，认为：“彼伊尹者，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日：‘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也。”’就是说，伊尹是当之无愧的圣人，他所关心的是人民是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是姓夏姓商。如果君主能做到“心乎于民”，那么，这样的君主便是尧舜一样的明君，人民就和尧舜时代的人民一样幸福。于是，柳宗元终其一生都在为行“圣人之道”而不断努力与拼搏。不论是他政治上得意之时，还是仕途坎坷之际，他都没有忘却内心这种信念与理想。或许，柳宗元也有过彷徨和失望，感到过无助与失意，但他始终不曾放弃这种儒家理念中最高的境界，有的只是唯恐不能真正做到“圣人之道”的惶恐。

　　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亲戚，在长安时，柳宗元与他曾经志同道合，相约共同努力为国效力。后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周君巢也失意于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顺时，内心抑郁不堪，逐渐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长生不老。他还曾专门劝过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炼丹修真以求长生。柳宗元对周君巢进行了批评，同时表明自己追求“圣人之道”的坚定信念，并劝导周君巢不要忘记自己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讲道不笃，以蒙世显利，动获大谬。用是奔窜禁锢，为世之所诟病。凡所施设，皆以为戾。从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获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喝万受摒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时所执，推而大之，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

　　柳宗元在儒家“圣人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圣且贤”的主张。在这里，“圣”指的足德性方面，“贤”则指个人的才能。“圣且贤”要求每个行“圣人之道”的人不仅应当既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正直无私、心存国家与人民，而且又要具备较好地为国为民服务的才能和本领，做到德才兼备。正是柳宗元心中对儒家“圣人之道”的无限憧憬与执着，才使得柳宗元积极地入世，努力实践“励才能，兴功力，敛太康干民，垂不灭之声”的报负。

　　二、“统合儒释”思想中的释家色彩

　　柳宗元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行“圣人之道”为己任的儒学名士，在他的思想中，儒家学说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他又是一位思想开阔，具有开放精神、能够兼收并蓄的大方之家。柳宗元并不把儒学看成唯一的思想源泉，他主张吸取其他各种学派、宗教的思想为儒学所用，从而达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因此，在此基础上，柳宗元提出了“统合儒释”的思想。

　　诚然，柳宗元是信奉佛教的，这有大量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他自己的诗文、文章可加以佐证。柳宗元自幼好佛，求佛有三十余年，并且颇得其中三昧。例如，在柳州他重建大云寺，一方面是发现“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俪仁”，他希望通过佛来感化当地人，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就提到“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另一方面，这也是柳宗元自身信仰佛教，希望倡大佛教的结果。在政治上，柳宗元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有以“佐世”。首先，柳宗元认为，儒家讲仁爱，佛教也讲仁爱;其次，柳宗元认为佛教也讲孝道，这跟儒家思想也是一致的。他认为佛教中这些内容，有益于统治。再就是柳宗元尊崇佛教，还因为他认为佛教的主张(超脱的人生观)在道德修养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所以我们认为柳宗元自始自终把佛当作是儒家的有益补充，是为了“有以佐教化”。因此，柳宗元用开放性的胸怀来对待“浮图”，而不是真正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之中。

　　柳宗元认为儒、释并非人们所想像那样截然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点，能够互相辅助。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并且认为韩愈仅看到了佛教行迹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佛教的本质，即“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日兀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除此之外，柳宗元认为佛教也讲求孝道，“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终其心。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欤!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成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浩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在性善论上，柳宗元认为儒与释也是相同的。正是因为佛教也提倡性善论，才有了禅宗所说的人性即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之说。

　　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不但对中唐时期儒学的复兴起了积极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宋明理学家从“统合儒释”出发，提出了“援佛入儒”的阳号。朱熹则从佛教的禁欲观中出发，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宋明理学家通过将儒家学说与佛教教义相结合，使儒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因此，“援佛入儒”可看作是“统合儒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

　　三、“遂人之性”和“民自利”的道家色彩

　　柳宗元从复兴儒学出发，不但提出了“统合儒释”的思想，还主张对道家思想进行有机整合。对于道家，柳宗元认为：“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其实质就是认为道家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别枝，是儒家学说的另一种发展。不但如此，柳宗元本着兼收并蓄的原则，主张对各种学说部采取“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成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袤”的方法，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为儒家所用，达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

　　根据道家顺应自然的主张，柳宗元提出了“遂人之性”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求为政者不应干扰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让百姓自由的发展，顺应百姓的性情和习俗，实行自然而然的“养民”之术。基于“遂人之性”的思想，柳宗元写就了种树郭橐驼传一文。在文中，柳宗元描写了一位名叫郭橐驼的种树人，他种的树不但能成活，而且枝叶繁茂、果实丰盛，于是有人向他请教种树之道。郭氏种树的方法就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通过保全树木的“天”与“性”，使树木得以茁壮成长。相反，一些人虽然很勤力地照顾树木，甚至于“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但由于没有“顺木之天”，违反了树木本身的生长规律，最终反而是“虽日爱之，其实害之;虽日忧之，其实仇之”。同时，文中认为种树之道与治民之道相同，也可“移之官理”，成为“养人术”——就是要“顺人之欲，遂人之性”。

　　其次，柳宗元在“遂人之性”和“无为而治”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民自利”的利民原则。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了晋问》一文中。晋问》是以柳宗元本人与友人“吴子”(吴武陵)的问答形式展现出来的。文中分析了“利民”与“民自利”的不同。“利民”是统治者根据德治的要求所实行的“仁政”，虽然客观上有利于人民，但其最终日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而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民自利”则是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与情况，不为外物所左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柳宗元借鉴道家学说提出了“遂人之性”与“民自利的思想，可以说是对原来儒家学说民本思想的发展与创新。它突破了儒家强调教化与德行的治人之术，强调顺应人民的天性，使人民不受外界的束缚，自由的发展;它还将“民利”与“民自利”区分开来，在传统的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基础上提出了“民利民自利”的论题，从而为儒家的治国思想开辟了另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资料2：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人，唐代的文学家、哲学家。他与韩愈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当时和后代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柳宗元的巨大成就是他从小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刻苦学习的结果。父亲柳镇为官清廉，学识渊博，母亲卢氏知书达礼。天资聪颖的柳宗元在四五岁时每天吃过早饭就跟着母亲读古诗、古赋，认字，写字，抄写诗文。到了七八岁已经能背出不少诗文名篇，还能写出很不错的短小诗文了。

　　柳宗元十二三岁时，父亲赴湖北、广西一带做官，他随父同行，得以游览夏口、长沙等历史名城，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目睹了社会弊政和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这次旅行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从此他立下了革除弊政、振兴国家的鸿鹄大志，他决心像古代杰出人物那样有所作为，建功立业。

　　万丈高楼平地起，他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首先立志于学。从此，他更加刻苦地博览群书，特别是对秦汉时期的经史著作，反复研读，批判地吸收，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渐渐地，他更显得才华出众、精深过人了。

　　一天，有一位姓崔的御史中丞来拜见柳宗元，周围的人大为惊奇。原来中丞也无事不登三宝殿，他是想让柳宗元代他给皇上写奏章的。事情还得从头说起。这一年的8月，心怀不轨、妄图发动叛乱的李怀光被官军讨平了，御史想写表向皇帝祝贺，他听说柳宗元是一位少年才子，特地来请他写。

　　柳宗元知道写这类东西不仅需要文笔好，而且需要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只见他略作沉吟便提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出了《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

　　这篇文章观点鲜明，文笔流畅，而且气势磅礴，鞭辟入理。此文的手抄本不胫而走，文人学士们争相传抄。童子柳宗元之名一下子轰动朝野，传遍了京城长安。只可惜这篇文章现在已经残缺不全了。

　　柳宗元21岁时考中进士，26岁时又考取了“博学鸿词科。”从此，他走上了做官的道路，后来他参与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失败后被贬到永州、柳州。从政之余，他写下了很多优秀的散文和诗。他的诗，风格清峭，散文也峭拔矫健、说理透彻、结构谨严，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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