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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赏评《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序》《临河序》《禊序》和《禊贴》。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郭沫若赏评《兰亭集序》，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兰亭序》自从被唐太宗钦定为王羲之的“真迹”后，受到了当时的重臣和士大夫的附和和吹捧与后来历代帝王和文人的推崇，把《兰亭序》奉为书法中的“神品”、“顶峰”、“楷模”，甚至把《兰亭序》“神化”，把王羲之尊为”书圣“。长期以来，对《兰亭序》的迷信，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影响之深，及至今日。虽然偶有人提出疑议，但也未受到重视。
1965年，郭沫若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兰亭序》与老庄思想”、“驳议的商讨”。1972年又发表了“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郭沫若并不否认《兰亭序》是一件上乘的书法作品，也不否认王羲之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但他经过详细考证，断定《兰亭序》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而是后人的“依托”，就是冒王羲之之名的伪作，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
郭沫若的主要论点有二：“《兰亭序》在思想上既不合乎王羲之的思想，在书法上也不合乎王羲之的时代。”
一、不合时代
中国的书法分篆、隶、楷、草四大体系，它们各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一般来说，秦以前流行篆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法有了改变。据晋朝卫恒《四体书势》写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
隶书一直流行到南北朝末期，到了齐梁之间才有楷、草出现，这已经是晚于东晋一百多年了。到了唐朝，楷书趋向成熟，遂代替了隶书盛行起来，直到今日。王羲之是东晋的书法家，正是隶书流行时代，晋书《王羲之传》也说：“及长，辨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因此，当时不可能冒出一位楷书圣人王羲之来。
经郭沫若考证，近年出土的晋代墓碑，皆为隶书。新疆出土的晋人手抄本《三国志》也完全是隶书体。王羲之《豹奴帖》、《十七帖》也都有隶意，而《兰亭序》的书法则是唐代才流行的楷体(或称楷)，毫无隶意，可见是后人之作。
《兰亭序》的笔势也与王羲之的大不相同。梁武帝的《书评》对王羲之的评语是：“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但《兰亭序》的字势却没有雄强的味道。而是相当妩媚。这与王羲之的笔法和性格都不相符。
二、不合思想
《兰亭序》在东晋时期是史无记载，世无传闻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收尽了历代名人佳作，但也未收此序文。直到南朝梁学者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才提到了此序文。全文较短，包括最后的附注，共153个字，称为《临河序》。到了唐代才改称《兰亭序》，并在序文中增加了一大段话，共167个字，但把附注删掉了。由此可见，唐朝的《兰亭序》是在梁代《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扩大而成的，因此说，序文是掺了假的。
《兰亭序》所增添的这段话，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怀念情绪，如说：“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又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增添的这段话，既与前文相矛盾，也与兰亭欢聚的气氛不合。前文说：“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增添的文字却突然把“信可乐也”转变为“痛哉”“悲夫”。《兰亭序》写的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修禊事也”。修禊是古代联欢性质文人聚会。从序文后面所附的26人的诗作(包括王羲之的两首)中所表露出来的也都是欢乐气氛，并没有增添文字中的悲观气息。
增添的文字与王羲之的思想、性格更不相符。晋书《王羲之传》说他“以骨鲠称”，就是说他的性格是以正直刚强而出名的。他自己也是以忧国忧民的志士自居。《兰亭序》作于东晋永和9年，当时王羲之才四十多岁，正当壮年，官居“右军将军”。当时征西将军庾亮称赞他为官清廉高尚。晚年，他辞职还乡，游遍了名山大川。他感叹道：“我卒当以乐死。”就是说，他将以快乐告终。综上所述，在兰亭修禊时，他断然不会冒出悲观厌世的情绪来。
结论只有一个：序文既是掺了假的，就不会是王羲之的原作，更不会是王的真迹了。
究竟谁是做此依托之作的人呢?据郭沫若考证，最大的可能是隋代僧人智录。智录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书法家。他写的《千字文》与《兰亭序》的书法极为一致，有的字简直就象翻印的。据《兰亭考》记载，前代也有人说过：“《兰亭修禊前序》世传前僧智永临写。”“右师实右军末裔，颇能传其家法。”据说智永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关于他的故事很多，如说，向他求书的人非常多，连门槛都被踩破了，故不得不加层铁皮保护，人称“铁门槛”。
智永出家为僧，当然有着看破红尘之感。《兰亭序》增添的一段话，也很合乎出家人的遁世情绪。因此从思想上说，两者也是相符的。
郭沫若的文章，在六十年代曾引起很大争论。有人同意他的观点，如启功、龙潜、史树青等;也有人不同意，如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等。孰是孰非虽然至今仍无定论，但郭沫若刻苦钻研精神和严谨治学态度确实令人佩服。他这四篇文章涉及的历代著作多达近百篇， 他考证的碑帖和书法也有六十多种。他不仅逐句逐字加以考证，甚至每个字的用笔轻重，用墨浓淡也都不放过。真不愧为一位令人尊敬的史学家。
扩展资料：
《兰亭序》自唐代以来，一直是被作为王羲之的传世真迹而受到世代供奉的。虽然关于他的种种传说神乎其神， 轶 闻轶事不断出现，但在古代，也有少数书法家对它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当然，在《兰亭序》被钦定为真迹的情况下，历代文人对它无不大肆膜拜，奉若神明，则这种微弱的质疑没有也不可能引起多大的反响。
表面上看，对《兰亭序》持怀态度的，是郭沫若。他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表于《文物》1965年第6期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了连续七八个回合的反复辩论，因此，学术界公认郭沫若是发起兰亭论辩的第一人。
但对于《兰亭序》的怀疑，其实历来皆有之。唐代何延之、刘乡对《兰亭序》流传途径的记载的不同，引出南宋姜夔怀疑“然考梁武收右军二百七十余轴，当时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这是较早的疑问。
至清代，李文田在《汪中本定武兰亭》时干脆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是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这是公开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的第一篇明确的表态。
但令人困感的是，郭沫若的论文在书坛引起轩然大波。我想。这可能是基于以下几个因：
第一，郭沫若在当代中国文艺界有着最高的威望；
第二，郭沫若又有较好的论述及技巧；
第三，他的论文是发表在全国发行几十万份的《文物》杂志上。
然而，还应该有更深层次观念上的原因。
郭沫若提出《兰亭序》为唐人伪作之时，中国书坛正处在沈尹默时代的笼罩之下，南方有潘伯鹰、白蕉，北方有吴玉如，都是二王的继承者。现在指《兰亭序》是伪作，岂不从根本上动摇了二王一系的信仰，破坏了书家们一直奉若神明的偶像？有趣的是，除了沈尹默有过几首诗之外，其他二王系统中人并未有文章参与论辩并为《兰亭序》辩护。以潘伯鹰、白蕉的理论，可以编史作述，但却不擅长辩论。特别是在面对郭沫若这样极有辩才又资格很老的对象时，他们都自觉不是对手。这是二王系统注重技巧不重理论的结果。
辩论的对手不是二王系统中人，但他们认为传统的书法史定论不宜妄加推测与翻案。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作为主要的辩论对手，尤其是高二适作为主要的辩论者，简直成为一种微妙的象征。
关于兰亭论辩各家观点的交锋、辩论、发展的情况，因篇幅有限，我们不作太详细的介绍，只将一些最基本的观点略加排列，勾画出一个最简单的论辩轮廓，以作为我们对它评价的出发点。
1965年，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在南京附近出土。郭沫若得见之后，即以此为基点撰文指出，《兰亭序》不合这些地下出土文物在书风上的规定，因此它应该是伪作。并且进一步认为“《兰亭序》不仅在书法上来讲是有问题的，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肯定了“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
郭沫若的论文在《光明日报》上记载之后，高二适第一个作出了反响。他的《兰亭序真伪驳议》发表于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报》，针对郭沫若引为依据的李文田跋进行了辩驳，并且兼及了康生与启功。
以后的讨论大致围绕文章与书法两个中心展开：一是文章的问题。不过辩论者认为王羲之思想本身就应该允许有矛盾、事实上也有矛盾的实例，不足为怪；二是书法的问题辩论者指出用一些边远或冷僻的民间墓志刻工的水平去衡量一代书圣王羲之的水平，显然是不妥当的。王羲之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超越了时代，提倡了新风气。因此这种否定也不合情理。
1972年8月号《文物》杂志上，郭沫若又发表《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他认为，关于兰亭序的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不仅帖是伪造，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这个结论其实并不正确，因为“兰亭论辩”并非是因为已经有了公认的结论才偃旗息鼓的，而是因为文化运动的冲击。事实上，辩论的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只不过郭沫若一派的观点掺入了某种政治背景，又有人多势众的优势，使人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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