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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留德十年之过西伯利亚
我们在哈尔滨住了几天,登上了苏联经营的西伯利亚火车,时间是9月4日。
车上的卧铺,每间四个铺位。我们六个中国学生,住在两间屋内,其中一间有两个铺位,是别人睡的,经常变换旅客,都是苏联人。车上有餐车,听说价钱极贵,而且只收美元。因此,我们一上车,就要完全靠在哈尔滨带上来的那只篮子过日子了。
火车奔驰在松嫩大平原上。车外草原百里,一望无际。黄昏时分,一轮红日即将下落,这里不能讲太阳落山,因为根本没有山,只有草原;这时,在我眼中,草原蓦地变成了大海,火车成了轮船。只是这大海风平浪静,毫无波涛汹涌之状;然而气势却依然宏伟非凡,不亚于真正的大海。
第二天,车到了满洲里,是苏联与"满洲国"接壤的地方。火车停了下来,据说要停很长的时间。我们都下了车,接受苏联海关的检查。我绝没有想到,苏联官员竟检查得这样细致,又这样慢条斯理,这样万分认真。我们所有的行李,不管是大是小,是箱是筐,统统一律打开,一一检查,巨细不遗。我们躬身侍立,随时准备回答垂询。我们准备在火车上提开水用的一把极其平常又极其粗糙的铁壶,也未能幸免,而且受到加倍的垂青。这件东西,一目了然,然而苏联官员却像发现了奇迹,把水壶翻来覆去,推敲研讨,又碰又摸,又敲又打,还要看一看壶里面是否有"夹壁墙"。连那一个薄铁片似的壶盖,也难逃法网,敲了好几遍。这里只缺少一架显微镜,如果真有一架的话,不管是什么高度的,他们也绝不会弃置不用。我怒火填膺,真想发作。旁边一位同车的外国中年朋友,看到我这个情况,拍了拍我的肩膀,用英文说了句:Patienceisthegreatvirtue("忍耐是大美德")。我理解他的心意,相对会心一笑,把怒气硬是压了下去,恭候检查如故。大概当时苏联人把外国人都当成"可疑分子",都有存心颠覆他们政权的嫌疑,所以不得不尔。
检查完毕,我的怒气已消,心里恢复了平静。我们几个人走出车站,到市内去闲逛。满洲里只是一个边城小镇,连个小城都算不上。只有几条街,很难说哪一条是大街。房子基本上都是用木板盖成的,同苏联的西伯利亚差不多,没有砖瓦,而多木材,就形成了这样的建筑特点。我们到一家木板房商店里去,买了几个甜酱菜罐头,是日本生产的,带上车去,可以佐餐。
再回到车上,天下大定,再不会有什么干扰了。车下面是横亘欧亚的万里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此我们就要在这车上住上七八天。"人是地里仙,一天不见走一千",我们现在一天决不止走一千,我们要在风驰电掣中过日子了。
车上的生活,单调而又丰富多彩。每天吃喝拉撒睡,有条不紊,有简便之处,也有复杂之处。简便是,吃东西不用再去操持,每人两个大篮子,饿了伸手拿出来就吃。复杂是,喝开水极成问题,车上没有开水供应,凉水也不供应。每到一个大一点的车站,我们就轮流手持铁壶,飞奔下车,到车站上的开水供应处,拧开开水龙头,把铁壶灌满,再回到车上,分而喝之。有一位同行的欧洲老太太,白发盈颠,行路龙钟,她显然没有自备铁壶;即使自备了,她也无法使用。我们的开水壶一提上车,她就颤巍巍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杯子,说着中国话:"开开水!开开水!"我们心领神会,把她的杯子倒满开水,一笑而别。从此一天三顿饭,顿顿如此。看来她这个"老外",这个外国"资产阶级",并不比我们更有钱。她也不到餐车里去吃牛排、罗宋汤,没有大把地挥霍着美金。
说到牛排,我们虽然没有吃到,却是看到了。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忽然从餐车里走出来了一个俄国女餐车服务员,身材高大魁梧,肥胖有加,身穿白色大褂,头戴白布高帽子,至少有一尺高,帽顶几乎触到车厢的天花板;却足蹬高跟鞋,满面春风,而又威风凛凛,得得地走了过来,宛如一个大将军,八面威风。右手托着一个大盘子,里面摆满新出锅的炸牛排,肉香四溢,透人鼻官,确实有极大的诱惑力,让人馋涎欲滴。但是,一问价钱,却吓人一跳;每块三美元。我们这个车厢里,没有一个人肯出三美元一快朵颐的。这位女"大将军",托着盘子,走了一趟,又原盘托回。她是不是鄙视我们这些外国资产阶级呢?她是不是会在心里想:你们这些人个个赛过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吝啬鬼夏洛克呢?我不知道。这一阵香风过后,我们的肚子确已饿了,赶快拿出篮子,大啃其"裂巴"。
我们吃的问题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你想了解俄国人怎样吃饭吗?他们同我们完全不一样,这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决不会从中国的哈尔滨带一篮子食品来,而是就地取材。我在上面提到过,我们中国学生的两间车厢里,有两个铺位不属于我们,而是经常换人。有一天进来了一个红军军官,我们不懂苏联军官的肩章,不知道他是什么爵位。可是他颇为和蔼可亲,一走进车厢,用蓝色的眼睛环视了一下,笑着点了点头。我们也报之以微笑,但是跟他"不明白",只能打手势来说话。他从怀里拿出来了一个身份证之类的小本子,里面有他的相片,他打着手势告诉我们,如果把这个证丢了,他用右手在自己脖子上作杀头状,那就是要杀头的。这个小本子神通广大。每到一个大站,他就拿着它走下车去,到什么地方领到一份"裂巴",还有奶油、奶酪、香肠之类的东西,走回车厢,大嚼一顿。红军的供给制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车上的吃喝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谈到拉撒,却成了天大的问题。一节列车住着四五十口子人,却只有两间厕所。经常是人满为患。我每天往往是很早就起来排队。有时候自己觉得已经够早了,但是推门一看,却已有人排成了长龙。赶紧加入队伍中,望眼欲穿地看着前面。你想一个人刷牙洗脸,再加上大小便,会用多少时间呀。如果再碰上一个患便秘的人,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自己肚子里的那些东西蠢蠢欲动,前面的队伍却不见缩短,这是什么滋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车上的生活也不全是困难,也有愉快的一面。我们六个中国学生一般都是挤坐在一间车厢里。虽然在清华大学时都是同学,但因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此时却被迫聚在一起,几乎都成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们闲坐无聊,便上天下地,胡侃一通。我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阅世未深,每个人眼前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堆满了玫瑰花,闪耀着彩虹。我们的眼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从来没有谈不来的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其乐融融。也有一时无话可谈的时候,我们就下象棋。物理学家王竹溪是此道高手。我们五个人,单个儿跟他下,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甚至更多的盘,反正总是输。后来我们联合起来跟他下,依然是输,输,输。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他。在车上的八九天中,我们就没有胜过一局。
侃大山和下象棋,觉得乏味了,我就凭窗向外看。万里长途,车外风光变化不算太大。一般都只有大森林,郁郁葱葱,好像是无边无际。林中的产品大概是非常丰富的。有一次,我在一个森林深处的车站下了车,到站台上去走走。看到一个苏联农民提着一篮子大松果来兜售,松果实在大得令人吃惊,非常可爱。平生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抵抗不住诱惑,拿出了五角美元,买了一个。这是我在西伯利亚惟一的一次买东西,是无法忘记的。除了原始森林以外,还有大草原,不过似乎不多。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加尔湖。我们的火车绕行了这个湖的一多半,用了将近半天的时间。山洞一个接一个,不知道究竟钻过几个山洞。山上丛林密布,一翠到顶。铁路就修在岸边上,从火车上俯视湖水,了若指掌。湖水碧绿,靠岸处清可见底,渐到湖心,则转成深绿色,或者近乎黑色,下面深不可测。真是天下奇景,直到今天,我一闭眼睛,就能见到。
就这样,我们在车上,既有困难,又有乐趣,一转眼,就过去了八天,于9月14日晚间,到了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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