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
《师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师说》，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师说
作者：（唐）韩愈
古之学者(1)必有师。师者，所以(2)传道(3)受(4)业(5)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6)，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7)终不解矣。生乎(8)吾前，其闻道(9)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10);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11)?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12)也。
嗟乎!师道(13)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14)也远矣，犹且(15)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16)，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17)。是故圣益圣，愚益愚(18)。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19)!彼童子之师(20)，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21)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22)，或不(fǒu)焉，小学而大遗(23)，吾未见其明也。巫医(24)乐师百工(25)之人，不耻相师(26);士大夫之族(27)，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28)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29)，官盛则近谀(yú)(30)。呜呼!师道之不复(31)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32)不齿(33)，今其智乃(34)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yú)(35)!
圣人无常师(36)。孔子师郯子(37)、苌(cháng)弘(38)、师襄、老聃(dān)(39)。郯(tán)子(37)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40)是故弟子不必(41)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42)，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pán)(43)，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zhuàn)(44)皆通习之，不拘于时(45)，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46)，作《师说》以贻(yí)(47)之。
【注释】
（1）学者：求学的人。
（2）所以：用来……的，……的凭借.
（3）道：指儒家孔子、孟轲的哲学、政治等原理、原则。可以参看本书上面所选韩愈《原道》。
（4）受：通“授”。传授。
（5）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可以参看本书下面所选韩愈《进学解》中所述作者治学内容。
（6）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认为自己并非这样。韩愈则进一步明确没有生而知之的人。
（7）其为惑也：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
（8）乎：于。
（9）闻道：语本《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闻，听见，引伸为懂得。道：儒家之道。
（10）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之，即以之为师。
（11）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管他的生年是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庸，岂，哪。知，了解，知道。年：年龄。
（12）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知识、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意思是谁懂得道理，谁就是自己的老师。
（13）师道：以师为道。即学道。道，这里有风尚的意思。
（14）出人：超出(一般)人。
（15）犹且：尚且。
（16）众人：普通人。
（17）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18）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19）惑矣：(真)糊涂啊!
（20）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21）句读(dòu逗)：也叫句逗。古代称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句号为圈，逗号为点。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逗的教学。读，通“逗”。
（22）或师焉，或不(fǒu)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请教老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却不问老师。“不”同“否”。此句翻译时应注意交错翻译，详见下文翻译。
（23）小学而大遗：小的方面(句读之不知)倒要学习，大的方面(惑之不解)却放弃了。
（24）巫医：古代用祝祷、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药物医治疾病为业的人，连称为巫医。《逸周书·大聚》有关于“巫医”的记载。《论语·季氏》：“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视为一种低下的职业。
（25）百工：泛指手工业者。
（26）相师：互相学习。
（27）族：类。
（28）相若：相象，差不多的意思。
（29）位卑则足羞：(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耻辱。
（30）谀(yú)：阿谀、奉承。
（31）复：恢复。
（32）君子：古代“君子”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地位高的人，一是指品德高的人。这里用前一种意思，相当于士大夫。
（33）不齿：不屑与之同列，表示鄙视。齿，原指年龄，也引伸为排列。幼马每年生一齿，故以齿计马岁数，也以指人的年龄。古人常依年龄长少相互排列次序。本句反映封建阶级的传统偏见。
（34）乃：竟。
（35）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语气词，起加强反问语气作用。
（36）圣人无常师：《论语·子张》：“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夫子，老师，指孔子。子贡说他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呢!
（37）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郯城一带)的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hào浩)氏(传说中古代帝王)时代的官职名称。
（38）苌(cháng)弘：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师，乐师。
（39）老聃(dān丹)：即老子，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向他请教礼仪。
（40）三人行句：语本《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1）不必：不一定。
（42）术业有专攻：学问和技艺上(各)自有(各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43）李氏子蟠：李蟠(pán盘)，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
（44）六艺经传(zhuàn)：六艺的经文和传文。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注解经典的著作。
（45）不拘于时：不被时俗所限制。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46）余嘉其能行古道：嘉：赞许，嘉奖。
（47）古道：古代的从师之道
（48）贻：赠送。
（49）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之，代词
【白话翻译】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知识和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求老师指教，那成为疑难的问题，终究不能解决。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知识和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并以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如果)他懂得知识和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并以他为师。我以道为师，哪里用得着知道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无论地位显贵或是低下，无论年长年少，道所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存在的地方。
唉!从师求学的道理已经失传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呐!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了，尚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学问道理;现在的一般人，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习为羞耻。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能成为圣人的原因，愚人能成为愚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出于这个缘故吧?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道断句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句读)要学习，大的方面(解惑)却丢弃，我没见到他聪明在哪。巫医，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中，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问那些嘲笑者(嘲笑他的原因)，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足以感到羞愧，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啊!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及各种工匠，是士大夫们所看不起的，现在他们的见识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难道这很奇怪吗!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道德才能(当然)不如孔子。孔子说："多人同行，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有贤能，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研究，只是像这样罢了。 李氏的儿子李蟠，年纪十七岁，爱好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不受世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履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写了这篇《师说》来送给他。
【写作背景】
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所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讲解】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 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 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赏析】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名家点评
唐代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词，愈以是得狂名。 又《答严厚舆论师道书》：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异同，吾子无以韩责我。
宋代
朱熹《朱子考异》：余观退之《师说》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其言非好为人师者也。学者不归子厚，归退之，故子厚有此说耳。
黄震《黄氏日抄》：前起后收，中排三节，皆以轻重相形。初以圣与愚相形，圣且从师，况愚乎？次以子与身相似，子且择师，况身乎？次以巫医、乐师、百工与士大夫相形，巫、乐、百工且从师，况士大夫乎？公之提诲后学，亦可谓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则自然而成者也。
元代
程端礼《昌黎文式》：此篇有诗人讽喻法，读之自知师道不可废。
明代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当时抗师道，以号召后辈，故为此倡赤帜云。
清代
蔡世远《古文雅正》：师道立则善人多。汉世经学详明者，以师弟子相承故也。宋代理学昌明者，以师弟子相信故也。唐时知道者，独有一韩子，而当时又少肯师者，即如张文昌、李习之、皇甫持正，韩子得意弟子也，然诸人集中亦鲜推尊为师者，况其它乎？以此知唐时气习最重，故韩子痛切言之。唐学不及汉宋者，亦以此也。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昌黎先生全集录》：题易迂，就浅处指点，乃无一点迂气。曾、王理学文，似未解此。又云：以眼前事指点化诲，使人易知，颇与《讳辩》一例。
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韩昌黎全集》：大意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师，故一起提出师之为道，以下便说师无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借写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总是欲其能自得师。劝勉李氏子蟠，非是訾议世人。
爱新觉罗·玄烨《古文渊鉴》引洪迈：此文如常山蛇势，救首救尾，段段有力，学者宜熟读。
林云铭《韩文起》：其行文错综变化，反复引证，似无段落可寻。一气读之，只觉意味无穷。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语，言触处皆师，无论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因借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总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师，不必谓公慨然以师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后学也。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师者，师其道也，年之先后，位之尊卑，自不必论。彼不知求师者，曾百工之不若，乌有长进哉！《说命》篇曰：“德无常师。”朱子释之，以为天下之德，无一定之师，惟善是从。则凡有善者，皆可师，亦此意也。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古文约选》：自“人非生而知之者”至“吾未见其明也”，言解惑。自“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至“如是而已”，言授业。而皆以传道贯之，盖舍授业无所谓传道也。
浦起龙《古文眉诠》：柳子谓韩子犯笑侮，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作《师说》，故知“师道不传”及“耻”“笑”等字，是著眼处。世不知古必有师，徒以为年不先我，以为不必贤于我，风俗人心，浇可知已。韩子见道于文，起衰八代，思得吾与，借李氏子发所欲言，不敢以告年长而自贤者，而私以告十七岁人，思深哉。
何焯《义门读书记》引李锺伦：“无贵无贱”，见不当挟贵；“无少无长”，见不当挟长；“圣人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见不当挟贤。后即此三柱而申之。童子之师是年不相若者，引起世俗以年相若相师为耻；巫医、乐师、百工是无名位之人，引起世俗以官位不同相师为耻，而语势错综，不露痕也。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其郡望在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803），因言关中旱灾，触怒权臣，被贬为阳山令。宪宗元和元年（806）召拜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讨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后历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主张“以文为诗”，作诗力求新奇，且多议论。《全唐诗》存其诗十卷。有诗文合编《昌黎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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