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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教学头宗罪-背诵和默写
今天，学习李密的《陈情表》，讲到“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孩子们纷纷喊道：“初中背默《出师表》，堕泪!高中背默《陈情表》，堕泪!”
说到古诗文的背诵与默写，每一个中小学生，恐怕都是一把辛酸泪。
几个同事的孩子，都在读小学。每有古诗背诵的任务，咿咿呀呀背完了，问孩子们这首古诗是什么意思，小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职业病发作起来，说给你们讲讲吧，小脑袋摇得人头晕眼花：“不要不要不要啊，老师只要求背过来!”
闲时大家交流，原来莫不如此。
目前，小学教材中的古诗文篇目，可谓不少矣。仅以苏教版为例，小学生有配套教材《古诗文诵读》(拼音版)，小学阶段，必背75首古诗。小学语文教材中，共有古诗54首，一年级8首，二年级7首，三年级11首，四年级10首，五年级7首，六年级11首;小学教材上没有古文，不过据我了解，有部分小学语文老师自己会略有补充。很多学校，对于必背的75首古诗，会要求课前诵读，会有古诗擂台赛，甚至会有考级。
然而，孩子们在小学阶段学古诗，只要能背出来，背得越多越流利，古诗考级、三字经汇演，书声琅琅，最是极好，至于诗句涵义，以及品味鉴赏，这些就不考虑了。谈到小学的古诗文教学，北师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任翔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在这个阶段主要是诵读，感受文字的优美，慢慢地就可以体会古诗文的涵义了。”(《京版小学语文教材古诗文将达到100篇》北京青年报，2014.9.11.)事实上，大部分中小学的语文教师，也确实是在这样教授古诗文。
考试就是指挥棒，考什么教什么，怎么考怎么教。考试又不考诗句的涵义，只要能准确地写出来，填空默写，上下句完美衔接，就能拿到分。大部分地方的中考，除了默写之外，是不考古诗鉴赏的。即便有些地方中考有古诗鉴赏，也不过是对高考题的模仿，考一些用了什么手法、表达了什么感情之类的模式化考题，答这种题目，甚至不需要读懂诗歌，只要知道答题套路，用练就的模板一套，即可八九不离十，拿到分数。既然有捷径可走，也就没有多少人会费力不讨好，花费精力，教孩子们如何去品读鉴赏古诗词了。比如苏教版的初中配套教材《古诗文诵读》，共6册，初中三年，一年2本，由于中考的原因，初三2本，多不做要求。1至4册共古诗文315首(篇)。也是只要求背诵而已。再比如上海，初中是4年制，六年级也属于初中序列。上海并无古诗文诵读的配套读本。教材每个单元有2首每周一诗，四年共120首，只要求背诵默写;此外，从六年级到八年级有唐诗单元2个，宋词单元2个，元曲单元1个，每个单元4首左右，共20首。编排在其他单元，与现代文主题配伍的古诗，大约不超过10首。所有这些，也是只要求背诵默写。
“慢慢地”，孩子们读到了高中，提起杜牧的《山行》，都会背，却没有几人知道“坐”是“因为”的意思，问起“小扣柴扉久不开”的出处，几乎都能答出是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却几乎谁都不知道“值”的涵义。多年的机械背诵，使孩子们早已养成了生吞活剥死记硬背的习惯，背诵一首古诗或者一篇古文，像小和尚念经一般，一字字一句句哼哼唧唧，重复又重复，唧唧复唧唧，背诵时，一口气从头哼到尾，千万不敢喘气，一喘气就会中断，一中断必须从头再来，孩子们背诵，凭借的不是悟性灵性，更不是逻辑关系梳理，意群归纳分析，更不要说揣摩回味涵泳体会，主要是靠——“惯性”。背诵，成了一个物理运动，而不是思维活动，更没有情感体验。
中小学的古诗文教学，可谓层层欠账。小学应该是培养兴趣的阶段，机械的背诵，让孩子视背诗为苦役，只为完成任务，追求量的积累，鹦鹉学舌，食而不化;初中本应该是学会审美的阶段，严苛的默写，让孩子见古诗文而生厌，以得分为目的，急功近利，不求甚解;面对这种情况，高中老师，别无他法，只得从头教：培养阅读兴趣，教授背诵方法，乃至理解字词，介绍作家生平，讲述时代背景……可是，十年所遗漏的知识，三年时间能弥补多少?十年所养成的陋习，更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更何况，高中阶段的古诗文教学，重点本来就不应在此。以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例，除去必修1—5中的35篇(首)古诗文外，还有《唐诗宋词选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论孟选读》、《史记选读》四本教材，其古诗文教学任务量大且难，如果重点都放在填补基础知识上，真真是煮鹤焚琴!而事实上，高考除了有10分左右的古诗鉴赏题，还有10分左右的古诗文默写题，10分左右的文言翻译题，10分左右的实词虚词题，比较而言，古诗文默写比鉴赏可更容易抓住分数，甚至，只要你以抓出血来的力度抓，抓个满分也不是问题。其次，就是盯紧翻译的实词虚词和特殊句式的识记和梳理了!所以，以识记实词虚词特殊句式为主导的古文学习与以背诵默写为要务的古诗学习——这种焚琴煮鹤的现象，也便在高中古诗文教学中蔚然成风。
那么，造成中小学古诗文教学唯背诵默写为要义之现状的罪魁祸首就是考试吗?
其实，考试可以成为指挥棒，也可以成为挡箭牌。在此问题上，它既是指挥棒，又是挡箭牌。甚至，更多地，是一块挡箭牌。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诗文诵读》丛书(《古诗文诵读》编写组，2002-01-01版)的内容简介，这样写道：
古诗文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千百年间，万口传诵，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祖国文化的命脉。很多卓有成就的学者，在回忆自己成长历程时，都感慨得益于早年的启蒙教育，尤其是古诗文的诵读。坚定的人生信念以及扎实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鉴赏能力，影响了他们的修身与治学，这就是所谓的“底子”。现今的人文教育常常提及的“一辈子”的概念，也许正是先人在有意无意间落实了的教学原则。
多年来，我们的语文教学一直有游离民族语文特点的倾向，对语文教学的传统否定甚多。其实，传统的蒙学教育能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有生命力，必有它的合理之处。比如说记诵，“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强调熟练，以理解为最终目的，这在早期教育中是切实可行的方法。现在流行的模式是“教师讲书，学生做题”，读书读少了，背诵则更少。其实，与其让学生去死记硬背那些应试的东西，不如让学生背一些古诗文。
这套丛书的编写者所持之观点，与前面所引北师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任翔先生之观点，如出一辙。按照这种观点，孩提时代学古诗文，就应该以熟读成诵为要务，“讲书”是不必要的，因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可是我们两千年的传统蒙学教育之精髓。只要大量地读，反复地背，熟能成诵，自然就能受到熏陶，自然就能体会到美，慢慢地，就能够体会其涵义了。
这种观点，源远流长，散布甚广，影响巨大。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这种强调熟读的蒙学教育法，是否有两千年之久?这可真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别的不说，至少这些年一些学校所热衷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所谓国学经典，都没有两千年历史。《百家姓》是一本关于中文姓氏的书，成书于北宋初。《三字经》应成于南宋，据传为王应麟所写。南朝时期，梁武帝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不重复汉字，由周兴嗣编纂成文，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千字文》。
是的，《论语》。《论语》可是有两千年之久了，可是，读过《论语》的人应该都知道，《论语》所记录的，正是孔子与其弟子的日常学习交流之对话，学生有问，孔子有答(如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学生有不解，孔子有诠释(如“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学生有怠惰，孔子有批评(如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学生有不满，孔子有辩白(如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有时，则是孔子问，学生答(如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孔子责备，学生辩解(如季氏将伐颛顼)，翻遍《论语》，也没看见孔老师挥舞教鞭让学生背诵名言警句的情景，更没有孔老师挥汗如雨批改默写的记载。
不过，《论语》中所记录的，好像又并非蒙童教育。
那么，古往今来，那些“卓有成就的学者”，他们“早年的启蒙教育”，到底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如方家所言，幼时以熟读成诵为主，慢慢地，参透了涵义呢?
我们不妨选几个名家鸿儒的童学纪闻，做案例解剖。
《欧阳公事迹》中记载，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无资。其母以荻画地，教以书字。稍长，家无书读，便借读、抄录。废寝忘食，惟读书是务。由此可知，欧阳子幼时读书，绝非以背诵为旨归，讲读实乃必须，否则，不可能“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
《宋史·苏轼列传》中记载，苏轼，十岁时，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成败得失，常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苏轼问道：“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读者诸君，其母当如何教他，这个十岁的孩子方能与母亲进行如是之对话?
胡适，在其《四十自述》里记述，他3岁即被送进私塾读书，其他小孩蒙馆学金每年两块银元，先生只教学生念书、背书，不给讲解，那些孩子便只会背书而不知其意。而胡母的束脩却特别优厚，第一年送六块银元，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对先生的要求是，要给胡适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据胡适回忆，有个孩子，《四书》都背过了，字也认得，可是一次偷读家信，看到“父亲大人膝下”一行字，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当我读到《南方周末》2014年9月5日的报道《十字路口的读经村》中所记述的情况：一些从小读经的孩子，可以将经典读得烂熟，但是五六年后，有些家长却发现他们的孩子认字都有问题，更不用说理解经典的涵义——便一点也不会吃惊。
鲁迅的散文《五猖会》，想必大家都读过。
每当看到那些死记硬背古诗文的孩子们，那些形如偶人般，着汉服画浓妆，登台演出，琅琅背出“狗不叫，姓乃千”之类词不达意句子的孩子们，我都会想起《五猖会》那催人泪下的最后一句：“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也就难怪鲁迅会对古书有那么巨大的仇恨，以至于在《二十四孝图》中，他不惜用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诅咒道：“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背诵古诗文，对鲁迅能够产生如是影响，恐怕也是当年五猖会前，责令一个雀跃的孩儿必须背出《鉴略》的父亲，所从来不曾想到的吧!而鲁迅，终其一生挥之不去的怨毒之气，是否也是蒙童时期所受教育打下的“底子”呢?
至于默写对师生的摧残，更是字字句句都是血。
古诗文流传下来，各种版本尚不一致，教材选编者在选择版本时，固然有其考量，可是，要求学生必须按照教材这一个版本，一字不差地背默出来，并且，列在中考、高考的考纲之中(比如苏州中考语文，必背古诗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推荐背诵篇目50篇，每年中考前会有一个当年选定篇目，2014年共28篇，其中古文6篇、古诗22篇;江苏高考语文，2014年必背古诗文42篇，其中古文17篇、古诗25首)，成为一个硬指标，其目的意义何在，真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有多少初高中语文教师，面对花样翻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默写考题，为了应对考试，唯一分而必争，狠抓古诗文默写，滚动式复习，地毯式批默，一个错别字，重默三遍五遍，已是心慈手软，订正七遍十遍，才是家常便饭，老师累，学生苦，效率低，乐趣无，师生都成了默写的奴隶。
由是观之，机械地古诗文背诵，近乎变态的默写要求，与填鸭式地应试训练，本质并无区别——默写，本身就是应试之一部分。把孩子当做工具，孩子怎么会成为一个有知觉的人?把孩子当做机器，孩子就只会刷作业，把孩子当做容器，孩子就只能成为传声筒。
所以，不要再打着传统的旗号，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了!连文化自觉都不能养成，遑论什么文化传承!
衷心希望，我的同仁们，能够遵循认知的基本规律，潜心研究古诗文的教学方法，把孩子当作可以交流的活生生的人，关注孩子真实的情感体验，洞察孩子丰富的心灵世界，和孩子一起步入古诗文的园圃，观看一朵花的开放，嗅闻一瓣落英的馨香，让孩子在愉悦中吟诵体悟，在体悟中铭记成长，慢慢地读，缓缓地背，带着憧憬和想象，一句一句，微微陶醉地，写下诗行。
我尤其希望，我们能够让孩子们，在从小学、初中以至高中，通过古诗文的学习，对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学，能产生衷心的热爱，能沉入其中，能发现她的美丽与绚烂，涵咏体会，以她的博大丰富浸濡自身，更能够有理性的反思，能跳出其外，承认她的丑陋与畸形，审视拷问，努力从因袭的沉疴中睁开双眼，迈步前进，哪怕步履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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