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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良心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裂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在公元七三六年第一次游历齐赵期间,杜甫写下这首《望岳》。这首诗,一二句说远望之色,三四句写近望之势,五六句写细望之景,七八句虚摹极望之情志,处处突出一个“望”字,全诗色调对比强烈,造语奇崛,气象阔大,体势飞动,音韵铿锵,显示出青年杜甫非凡的诗歌艺术功力,和对于生命、生活及前途,充满了乐观和自信,洋溢着积极向上、一往无前的乐观主义精神。杜甫的准备看来是充分的;在我看来,正是这样一位以如此阔大的胸襟和气度“望岳”,并誓言“会当凌绝顶”的人,才有资格要求以诗人的名义进入他的时代。事实上,正是从《望岳》开始,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诗人终于用一生的时间穿过时代的黑暗走廊,登上了“一览众山小”的中国古典诗歌艺术高峰。
读这首诗,每每感慨系之:我们似乎很难将这样一位杜甫,与另一位忧国忧民、终生辗转流离、吃尽苦头、最终贫病交加、不得不在一条破船上悲惨死去的老年杜甫放在一起。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死于公元七七零年,享年五十九岁。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前所谓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大体看来,三十五岁以前,是一段相对平静的读书和游历的时期。但由于这一段快意生活,在现存不到三十首诗中,还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佳作。从三十六到四十四岁,渡过了一段长安困守的时期。由于奸臣当道,这段时间,杜甫不仅不能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反而不得不过着“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一时期写下《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现实主义杰作。四十五至四十八岁,正值安史大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历尽艰辛,在身陷叛军、后又只身出逃的过程中,看到了叛军焚掠屠杀的社会惨象、亲身经历了家破国亡的巨大痛苦,接连写出《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自四十九岁起,杜甫辞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吃尽千辛万苦到达成都,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段漂泊西南的生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岁晏行》《秋兴》等,即为此一阶段所作之代表作。公元七七○年冬,在“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哀吟中死在由长沙至岳阳途中的一条破船上,直到八一三年,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把停在岳阳的灵柩运回故里,归葬偃师。
在有唐灿如群星的诗人群里,只有李白堪与杜甫比肩。在李白的年代,社会安定,万国来朝,人民安居乐业,国力达到极盛,整个社会充满信心,从唐僧取经的故事看到,边疆蕞尔小国无不以大唐为尊,诗人们感受到的正是这种蒸蒸日上的盛唐气象。从诗人一面看,由于全社会呵护和供奉诗歌,朝廷以诗取仕(唐的中国,恐怕是全世界惟一以诗取仕的国家),诗人居于社会明星地位,李白仅凭诗名,居然能壮游天下,待招翰林。李白的诗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反映了大唐帝国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而杜甫则完全不同,安史之乱沉重打击了李唐王朝,诗歌的声部从此让位于杜甫那沉郁顿挫的悲怆之声。前人认为,李白的诗才得自天授,率意天成,不事雕琢;杜甫的诗学养丰赡,法度严谨,扎实硬朗,更多锤炼功夫,乃人力之极致;青年时把玩李诗,到老年转而把玩杜诗,这些说法都颇有见地。李白和杜甫,乃是同一诗心在不同时代发出的不同声响。诗歌的声音变了,因为时代的现实变了,对诗人研磨的力度变了。如果说李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使气任性的诗篇,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后世读者个性张扬的白日梦,那么,杜甫的诗则沉潜到时代生活的最深处,深深地触及了生活坚硬的河床,容纳了他那个时代最为深广的生活内容。杜甫的诗艺,题材广阔,纵横挥洒,炉火纯青,达到了化境。有论者认为,古典诗到杜甫这里就到头了,本人深以为然。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集大成性,从两方面说:一是从题材,杜甫诗歌的题材是最宽泛的,在杜甫那里什么都可以入诗,除了那些抒情诗的传统题材,举凡老吏捉人、新婚夫妇别离、向前线开拔的军队、朝廷里的政治事件、公孙大娘舞剑、曹琨画马、个人的生活事件等等,都得以撷取入诗,并在杜甫的诗里化为绝唱。诗歌的题材对杜甫而言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他用诗写传记、写游记,写自传,写奏议,写书札,大凡别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在他之前,七言律诗多为歌功颂德和赠答酬别之作,杜甫却用来抒写现实。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即事名篇”的写作手法,直接开启了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其次是各种诗体,在杜甫这里全面成熟,几乎每一种诗体,杜甫都写出了好诗。诗歌作为一门技艺,在杜甫这里不再成为困难。杜甫是以自己的实力登上唐代众诗人之上的一座高峰。三是从作品的量看,杜甫既有众多脍炙人口的抒情短章,也有许多长篇巨制。打开杜诗全集,各类诗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大部分诗人穷其一生,都只是在诗歌的某一个倾向上挖掘,不惜将这一倾向推向极端,只要在某一个向度上挖掘得足够深,开掘得足够远,就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也很重要的诗人了,很少有人像杜甫这样在全方位的向度上挖掘,几乎在每一个向度上都挖出了富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时代对每一个人是公平的。大家都面对着同样的时代,只有杜甫以那样阔大的胸襟拥抱了自己的时代。更可贵的是,哪怕是在一生最困难的时候,他都能把这种爱保持到底,使他的诗歌拥有了史的坚实内容和诗美的灿烂外观。杜甫的艺术实践表明,只有那些准备充分、并且意志极为坚定的诗人,才有可能格外有力地从时代内部穿过,从而触及到生活的谷底。诗人的成功,取决于诗人个人生活经历的深度和广度,与一个诗人进入时代的姿态密切相关。诗人的成就是时代合力的结果,那些自然的情境、社会政治运动、甚至个人经历的重大事件,都像是一把把重锤,时时刻刻以不同的力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合力打造诗人,诗人杜甫以自己一生的苦行,恰好通过了诗歌的极为苛刻的遴选。杜甫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也是伟大的一生。著名学者葛晓音这样写道:“他一生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深切地同情人民的苦难,执着地关怀现实政治,写下了大量抨击时弊的优秀篇章,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广阔的社会现实,因而被称为‘诗史’;他的诗歌集前代诗歌艺术之大成,形成了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同时又擅长各种诗体,表现变化多端。被后人尊为‘诗圣’的杜甫,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树立了忧国忧民的百世楷模;为中国的诗歌艺术树立了沉雄博大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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