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中的拯救意识
迟子建小说的拯救意识主要体现在对人性作向善的引导，具体是什么呢?
迟子建执著于在其小说当中构筑关于爱与美的世界，一方面，她用温暖和诗意的笔触把爱与美的生活直接呈现在小说之中，营造出一种单纯而令人向往的和谐;然而另一方面，迟子建并没有忽视生活和人性当中灰暗的一面，尤其是对于那些本性善良但由于性格缺陷、人性弱点等原因而犯下错误的作恶者，迟子建小说表现出一种对人性的拯救意识。而比起没有立场地展现生活的罪恶、人性的丑陋来彰显现实性的写作，迟子建小说包含着更深意义的一点在于，其自觉地对处于堕落边缘的人性进行拯救
一、人性的自省：道德观念约束下的自我拯救
在迟子建小说当中，我们难以发现一种无药可救的恶人，但是在人性弱点的驱使之下，某些人失去了善良的本性而成为了作恶者。然而，迟子建小说中普遍存在一种纯朴的道德观念，这使得作恶者内心也具有了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并及时警醒自我作出向善的改变。迟子建小说无意用现实的法律条文或其他硬性的手段对罪恶进行阻吓、限制和清洗，因为这样实际上是无法让深藏人们心中的恶意彻底消除的。迟子建也曾表示：“我想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他总有善良的一面会在不经意当中被挖掘出来。”其小说透露出的一种渴望是，只有寄望人们心怀善念、心存道德的底线和真正懂得反省自身的罪恶，才能让世间的罪恶消失于人们的心中。
人性的自省所反映的是迟子建小说对人性向善的确信。《鸭如花》中的逃犯因为杀害自己父亲而被捕，在被迫出逃之后唯一的目的就是到父亲的坟前拜祭，以减轻自己的罪孽。《腊月宰猪》中怀着孩子的外乡女，因为家乡闹灾荒而来到礼镇，骗取齐大嘴家有营养保证的生活并进行生育。在外乡女的不辞而别后，却来信每年要为齐大嘴做鞋作为补偿。从书写作恶者自我拯救这个角度看，迟子建小说一方面展示了人性的弱点，另一方面却没有因为人存在弱点而对人性产生怀疑。与之相反，迟子建力图证明变动中的人性最终始终会向着善的方向复归。
进一步讲，迟子建笔下的作恶者自省动力来自于内心的道德观念，因而其小说中的作恶者往往具有一种伦理认同的意识。而正因为认同伦理化的生活，曾经的恶行让作恶者感到对生活的脱离和对伦常的破坏，从而产生了负罪感。这与西方基督教思想传统当中人对灵魂与上帝深刻而沉重的拷问与忏悔存在不同之处，迟子建注重人性善恶本身的思考，但更注重道德对人的引导。《鸭如花》中的父与子、《腊月宰猪》中的“夫妻”，这些作品中的伦理道德关系是揭示人性走向自省的关键。
迟子建在表现人与恶行之间的关系上没有落入消极的个人化或非理性化，相反以人伦化的角度阐释人的自省意识，这与市场化年代中国文学的现象形成了对比。徐肖楠先生曾经论述道：“而市场中国的文学之手拽出了最污秽的生活却并没有放在阳光下，而是把它们置于更阴暗的地方，这些生活本来由于人们的羞耻感或表面的堂皇而压制着、而藏匿在最隐蔽的角落，现在它们就像蟑螂一样四处流窜。”迟子建没有把人的`恶行释放出来，作为某种“现实”供人们阅览。而更为重要的是，迟子建找到了灵魂救赎的道路，而非消极地任由人心之恶泛滥。
二、善意的包容：温情力量对作恶者的感化与拯救
除了寄望作恶者的自我的拯救，迟子建小说还试图用一种普遍的、人与人之间善意的包容来感化和拯救走向败坏的人性。于是迟子建小说在面对罪恶的时候，一方面并没有表现出疾恶如仇的非理性，而是以一片冷静以及宽容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间的消极一面;另一方面，迟子建在其小说当中并没有表现出对罪恶的无奈、恐惧与彷徨感，而是以一种广泛存在于生活的善意暖流来消解人心中罪恶的念头。迟子建小说在感化恶意、拯救失落的灵魂这一点上，与其小说所蕴涵的人文关怀是一体化的。
迟子建小说中善意的包容，是引导作恶者向善的一股温情力量。这股温情的力量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感化作恶者。她认为：“一个恶人向善，不能完全靠经文教条，因为经文教条太过间接，而生活中的温暖，却能直接感动人。”在迟子建的小说当中，生活是温暖和谐的，而这往往衬托着作恶者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冲击着作恶者躁动不安的灵魂。《蒲草灯》中的“我”因为杀害了偷情的妻子和五舅而逃亡到乡下，在机缘巧合之下“我”走进了骆驼的生活。骆驼的日本妻子在中日建交之后带上两个女儿回到日本改嫁，而他却没有责怪妻子的“无情”，依然活在思念的温暖之中，时时关心女儿和前妻的状况。纵然骆驼和“我”的妻子都以某种方式与自己脱离了关系，但是两人面对生活困窘的心态完全不同。骆驼以其豁达的爱浇灭了“我”心中的恨和恶意，致使“我”决意清洗自己的罪孽。如此一来不难发现，迟子建书写温情力量是在发现美，发现那些实实在在存在于生活而又容易被忽略的人间之爱。
迟子建小说用善意来包容拯救作恶者，而不是用某种“暴力”的方式与之对抗。《白银那》中的马占军夫妇为谋取自己的利益，阻断白银那人民售鱼的种种渠道，并提高用于盐价，间接害死了乡长夫人卡佳。但乡长并没有允许儿子的报仇行动，最后还呼吁乡人原谅马占军夫妇。《晨钟响彻黄昏》中的王喜林痛恨博士奸了其深爱的刘天园，但他并没有用极端的方法去报复心理扭曲的博士。迟子建认为生活当中自有消解罪恶的温情力量：“日常生活是多样性的，多样性的日常生活，当然会散发着人性中柔软、可人的气息。你无需刻意拾取，那种温情的东西就会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探出头来。这种温情有时就会有意无意地稀释外部环境的荒蛮和残酷。”于是迟子建小说当中的生活虽然掺杂着罪恶，但还依然能展现出一种淡然的气质，而这种淡然是来自生活的包容性的。
三、善与恶的变奏：拯救困境的艰难突围
迟子建小说努力地引导失落的人性向善，但她同时也似乎意识到拯救困境的现实存在：因为人性的复杂，善与恶在人的心中时刻可能发生变动。因而迟子建并没有单纯地把人性的拯救途径归结于简单的自省――宽恕模式，她也承认人性是复杂而善恶交融的：“我觉得生活就是由善和恶构成的，而且善和恶在这里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它们是胶合在一起的……善和恶在某个人身上或者在某件事情上，都是统一体，小说家要做的就是这种善恶交融的工作。”①但由于坚信人始终向善，迟子建敢于探索人性的拯救困境，以及调和善恶的变奏与冲突。
首先，迟子建小说探讨了作恶者自救路上渴求得到他人原谅和宽容之难。我们可以看到人们面对已经得到惩罚、并努力自我拯救的作恶者时，其掩藏在宽容背后的偏见。一方面，曾经的受害者们似乎永远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而并没有平等地对待那些自我拯救的人;另一方面，受害者们还不断地试图从作恶者身上得到没有止境的补偿，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人性的压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宽容那些渴求得到救赎的灵魂。《一匹马两个人》当中老夫妇们的儿子因为发泄邻居薛敏的横蛮而将其奸，在九年的牢狱之期过去后，邻居胡裁缝不齿于为其做“脏裤子”，他再次走上犯罪之路，将看不起人的胡裁缝奸。正因为人们的偏见造就了人与人的不平等，作恶者的自我拯救无法取得人们的信任，其得救的希望也就被湮没在这种偏见之中了。
但从另一方面看，迟子建小说意识到人性自省的拯救方式同样存在困境。像《一匹马两个人》中的悲剧竟然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两次，这也表明迟子建并不是单纯地把善恶问题一分为二的。作恶者重复犯错的例子证明，人性有的时候是难以自救的：家人遭遇欺负，性格孤僻的他唯有用他自认为可行的方式保护家人。即在道德的善恶判断面前，作恶者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的，内心的道德尺度此时可能是无效的。要把人的善恶和切身利益彻底分开是难以达到的，更何况这时的恶行在我们看来多少值得唏嘘和怜悯。
总之，无论人性的拯救在善恶变动当中处于怎样一个困境当中，更为重要的是，迟子建小说拯救意识的最终指向是人心灵的纯净。要达到人性的纯洁纵然需要面对许多困境，然而在迟子建的小说当中，我们能看到一丝希望，那就是只要人们心中有善念，他们在人性的拯救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境都有突围的希望。
四、结语
从迟子建小说的审美理想来看，纯净的人格与灵魂是构成美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迟子建小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人的灵魂坚定地渴望纯洁，那么曾经的恶念也同样可以从人的灵魂当中得到净化;我们同时也看到世间的温情力量可以感化和包容世间种种自省中的灵魂，使得理想中诗意美好的生活越来越接近现实。而随着写作年月的增长，可以期待的是在迟子建将会继续坚守这份拯救的立场，并在其小说当中不断建构和完满其关于爱与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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