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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比较谈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比较谈，希望大家喜欢！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三十五岁的白居易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授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尉，在这里结识了陈鸿与王质夫。这年的冬天，三人同游仙游寺，谈及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故事，应朋友之邀白居易写下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又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两者的关系“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然而千百年来却只有《长恨歌》脍炙人口，甚至当时的妓也因为能吟诵《长恨歌》一诗而身价倍增(见白居易《与元九书》)，陈鸿的《长恨歌传》实难与之分庭抗礼。《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续集拙诗成一十五卷》)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当然，作为唐传奇，陈鸿以史学家身份创作的《长恨歌传》也具有它的独特风格和一定的文学价值。在此，笔者就来浅谈一下两篇作品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一、 相同点：
1、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同是写半个世纪前历史题材，并且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即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长恨歌》按其情节发展，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写杨贵妃进宫并得到唐玄宗的专宠。第二段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给李杨的爱情造成悲剧的结局。第三段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写贵妃死后唐玄宗刻骨铭心的思念。第四段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杨贵妃化仙后托道士将信物、密誓归报上皇，表述她绵绵无尽的相思。
《长恨歌传》则可分为五段：第一段从开头至“其为人心羡慕如此”，叙开元中，唐玄宗宠幸杨贵妃，册封她为贵妃。第二段从“天宝末”至“竟就绝于尺组之下”。写安禄山反叛，玄宗幸蜀，杨贵妃在马嵬坡被六军缢死。第三段从“既而玄宗狩成都”至“杳不能得”，写等到战乱平息，玄宗回京，思念贵妃。第四段从“适有道士自蜀来”至“南宫宴驾”，写玄宗派蜀山道士招魂，道士于仙山中遇到贵妃，贵妃拿玄宗以前赐给她的钿盒、金钗等作为信物，玄宗睹物伤情，心中哀痛，不久就谢世了。第五段从“元和元年冬十二月”至结束，写明了
《长恨歌》的题材来源及其全诗。
从上面两篇作品的段落内容来看，除《长恨歌传》的第五段以外，两篇作品都写到：贵妃进宫得专宠，安史之乱玉环之死，明皇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化仙后的贵妃托道士叙不尽的绵绵相思之情。所以说它们的故事情节大致相同。
2、 主题思想大致相同，其中对李杨爱情的描写客观上反映了封建帝王的荒淫误国，因此都含有讽刺意味。从陈鸿对贵妃的态度即既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又指出她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把国家祸乱的责任推倒女人身上，可以得出《长恨歌传》的主题为“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那么白居易的《长恨歌》，尤其在诗的前半段，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提出，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讽刺是极明显的。即使在诗的后半段，白居易在歌颂与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误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
3、都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贵妃的形象，生前与死后，外在与内在，始终保持着完整统一。
在两篇作品的前半节，作者除了正面描写了贵妃的动人的仪容，都用了衬托手法，“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六世妇，八十一御妻，暨后宫才人，乐府妓，使天子无顾盼意。”侧面表现贵妃的美貌。那么再看对仙宫杨太真形象和心理的描写：她生活在虚无飘渺、彩云缭绕的仙山，周围是风姿绰约的仙子，单就这环境已把她衬托得飘飘欲仙，更何况是“冠金莲，披紫绡，佩红玉，曳凤舄”，“雪肤花貌”，“云髻半偏”，一副艳丽的容貌，让读者在欣赏时形成无比美好的审美影象，这种美好的容貌蕴涵着一种美好的感情：她虽然已经成仙，超越了生死，但她对为人时的爱情仍然是坚贞如一。两篇作品都通过太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追求，对“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信念，和对“自悲曰：‘由此一念，义不复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均表现了她对人间爱情的坚贞和延续。可以说两位作者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
二、 不同点
1、 题材不同：
《长恨歌》是白居易感伤诗中的一篇叙事长诗，属诗歌;而《长恨歌传》是唐传奇，属于小说，具有小说的三要素。
不同的文体的特点决定了《长恨歌传》用的是叙述语言，《长恨歌》用的是抒情语言。如贵妃入宫、受宠、惨死这些主要情节，《长恨歌传》基本上用客观的调子来叙述，即使是在仙界见到道士也写的现实、具体。而《长恨歌》则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富有浪漫色彩，无论是贵妃入宫还是李杨欢娱、玄宗相思、贵妃致词，都显得缠绵悱恻，回肠荡气。
在《长恨歌传》中，从“唐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到“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词。”，从“明年，大赦改元，大驾还都。”到“其年夏四月，南宫宴驾。”最后到“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每一具体时间交代清楚后，都具有小说的三要素，相应地写到人物、故事情节和环绕背景。即在写作手法上，《传》作为小说语言，如上所述，交代具体，故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弥补了《歌》的不足。
如果说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小说与诗歌相辅而行，诗人与小说家相互协作，白居易写了《歌》，陈鸿就写了《传》这样的唐传奇，那么诗歌，从古代的叙事诗到唐代中期也有着逐渐抒情化的变化，在这过程中，白居易是一个代表性诗人，他的《长恨歌》就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作品。抒情性贯穿于这首诗的始末，尤其是后半部分，更是用抒情性的细节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其力度震撼人心。特别是在“含情凝睇谢君王”以下，全诗进入感情的高潮，贵妃哀婉动人的寄语，在“唯将旧物表深情”的衬托下更显得情真意切;“天上人间会相见”又憧憬于未来，绵绵长恨与希望之光的叠映丰富了悲剧的内涵，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总之，在这首长诗中，诗人把抒情渗进情节，把叙事转化为抒情，客观对象和主观评价完美的统一起来，突出了爱情主题，表现了一种对爱情的审美理想。
2、 对题材的处理不同：
《传》重在生前李杨欢娱及死后道士招魂，而《歌》除了以上两部分外，尚有玄宗避难途中回到宫中后刻骨相思，“圣主朝朝暮暮情”刻画出玄宗如影随形的相思;“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诗人通过虚拟的艺术处理，提炼出情人的典型动作，使诗中所赞美的“情”获得普遍的意义。总之，这一部分的情景交融，心理、细节的描写非常精彩，而且至关重要，使《歌》染上浓厚的悲剧色彩。而在《传》中，从“时移事去”到“杳不能得”仅四句，寥寥数句作为过渡，让玄宗、让读者，均不能尽兴。
3、 感情倾向不同：
《传》的讽刺意味更强，如玄宗“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以声色自娱”，贵妃“才智明慧，善巧便佞”，以及杨氏家族的门户光彩，当时的歌谣都交代得较具体、充分。而《歌》中只在第一部分用典雅含蓄的笔调写贵妃入宫受宠等语涉讽刺，一方面表明玄宗爱得荒唐糊涂，但也不排除爱得热烈专一。尤其《歌》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写玄宗的相思之苦，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这样就带来了主题的多义性，历来就有讽刺说、同情说、双重主题说。
尤其是在陈鸿的《长恨歌传》中就明确指出玄宗“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是为霸占子媳的丑行，而白居易为了更好地把李杨的爱情写得空灵一些，诗人用“养在深闺人未识”一句将玄宗帏薄不修的丑行一笔带过，为以后二人感情的发展布置下纯洁的背景。两相比较，感情判然，白居易对唐玄宗的回护更不待言。诗人巧妙地抓住了这一人们熟知的素材，有意将其中“情”的因素加以放大，剪去一些不必要的有可能破坏全诗主旨的枝蔓，用含蓄精炼的笔法描述二人从相聚到分离的生活。
又如，在写贵妃之死时，陈鸿描写的较细，并直接点出“请以贵妃塞天下怒”，而白居易用简洁而同情的笔墨写到“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诗人对李杨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无奈何”三字就说尽了杨贵妃无罪而死的百般因素。这样重要情节做了这样简洁的处理，说明诗人不是在再现历史事件的原貌，而是交代悲剧结局的过程，因为只有这样的悲剧结局，才能引出诗的后半部分，而且是更为重要的那半部分。
4、从人物形象和景物描写来看，《歌》善于运用气氛渲染、美的比喻、美与媚的结合，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明。白居易那如椽大笔将这个故事的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高人一筹。尤其是诗中的景物描写，将“长恨”的心情与悲恸的神情融为一炉，移情入境是“化景物为情思”的典范之作。《传》在这方面就逊色多了。
5、从文学史地位看，《歌》弥补了中国叙事诗的不足，开启市民文学的先河，它是抒情与叙事结合的典范，它不仅吸收传统抒情诗的营养也得益于唐传奇的启示。可以说《传》与《歌》相得益彰。但是《歌》比《传》的艺术成就高，影响面上也广些。
《传》除了对于一些文学研究者和具有一定文学基础的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属于鲜为人知的作品，而《歌》却是古典诗歌中的不朽之作，从它创作问世到今天，在十二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审美价值，它是一首不朽的诗作，它在艺术上的成就，不同时代的读者或同时代的不同读者，或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去读，都含有不同的感受和发现。
总之，以上便是《歌》与《传》的异同之处。其实在文学作品中写这同一题材的作品还有宋传奇《杨太真外传》、元代《天宝遗事》诸宫调、《梧桐雨》杂剧、明代《惊鸿记》传奇、清代《天宝曲史》传奇、更有洪生写同样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长生殿》，当然不可否认，在现在与将来还会有人因不同时代的审美观和需要，写下这同一题材的不同类型的优秀作品，如《唐明皇》的剧本等，那么这些同题材的作品就如同大小各异的星辰，散发出各自的光芒。虽然《歌》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可它的光辉不会挡住《传》的光芒，它们是相伴而行的星，在文学作品的长河中交相辉映。
三、拓展《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文章赏析
①《长恨歌》赏析
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全篇分为三部分：开篇至“惊破霓裳羽衣曲”是第一部分，诗人用三十二句的篇幅来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并讲述了由此带来的荒政乱国的情形及安史之乱的爆发；第二部分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写杨贵妃在马嵬驿兵变中被杀，以及此后唐玄宗对她的思念； “临邛道士鸿都客”至结尾，是全诗的最后一部分，讲道士帮唐玄宗到仙山寻找杨贵妃。
诗人开篇即借“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交代了唐朝祸乱的原因，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后面之事皆由此而来。之后诗歌逐步展开，层层叙述：先讲唐玄宗重色，百般求色之后，终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揽入怀中。接着，对杨贵妃的美貌进行刻画，写出她如何的妩媚，并因此得宠于后宫之中。“姊妹弟兄皆列土”，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家因杨贵妃而变得权势逼人，不可一世。得到杨贵妃的唐玄宗，过上了纵欲、行乐的生活，终日沉迷于歌舞酒色之中，以至于“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人对此进行了反复地渲染，从而点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这一部分是整个爱情悲剧的基础，是“长恨”的内因之所在。“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在这出爱情悲剧中，杨贵妃的死是个关键情节。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第二部分，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这正是杨贵妃致死的原因所在。“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说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迷恋已经引起公愤。这里，诗人用六句话对二人的生离死别进行了描写：“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悲伤之情溢于言表。特别是“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诗人用细腻的笔触，把玄宗那种极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能的内心矛盾和痛苦心情形象的表现出来。
杨贵妃死后唐玄宗的相思之苦，诗人并未直接描写，而是抓住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来抒发婉转凄凉的相思之情。从“君臣相顾尽沾衣”至“魂魄不曾来入梦”：写唐明皇在时局稳定后从蜀地回京城，路经马嵬坡勾引伤心事。返京以后，更是触景伤情，无法排遣朝思暮想的感伤情怀。回宫以后物是人非，白天睹物伤情，夜晚“孤灯挑尽”不“成眠”，日思夜想都不能了却缠绵悱恻的相思，寄希望于梦境，一生一死分别了多少月：“魂魄不曾来入梦”。“长恨”之“恨”，动人心魄。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馀”，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分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美蓉花和未央宫的乖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貔。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人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雨到奏凯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②《长恨歌传》赏析
《长恨传》先讲述开元时杨妃入宫、迄天宝末年缢死于马嵬坡的始末；后写唐玄宗自蜀还京，思念不已，方士为之求索杨贵妃魂魄，见之于海上仙山，贵妃乃为言天宝十载七夕与玄宗盟誓之事。后段叙述为前此唐人诗文中所未见，当是不得之于民间传闻；描写也相当细致。篇中对玄宗晚年的纵情声色、政治腐败有所暴露，即如杨贵妃是玄宗从其子寿王府邸取来一节亦直书不讳。篇末议论，则归之于“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此传与《长恨歌》相辅而行，流传颇广。北宋时乐史撰长篇传奇《杨太真外传》，曾取材于此传。后世演为戏曲者尤多。其中以元代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曲及清代洪昇《长生殿》传奇最为著名。
《长恨传》反映的是由一个帝王爱情故事引发的深刻思考和一系列认识。其思想价值的丰富性远远超出当代学者们所谓“揭露了封建帝王的奢靡腐化、荒淫误国”的评价。
第一，由情感范畴进入思想层面，留给人们借助历史思考国家政治命运的广阔认识空间。与《长恨歌》相比，小说拓宽了视野，由杨贵妃追溯到元献皇后，特别是武惠妃的惑主乱政，揭示了玄宗耽色误国的历史必然；拓深了题材，把美人专宠与奸佞专权联系起来，把爱情题材上升为重大政治题材，以帝王后宫生活为线索，展示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王朝最强盛的时代在同一帝王手中从治到乱、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在作者看来，李杨爱情的破灭与盛唐气象的崩颓互为表里，而比起李杨只为自己的爱情，封建王朝的辉煌不再，才是真正值得痛悼的“长恨”。小说或隐蔽或公开地列举了开元盛世与玄宗沉溺声色、武患妃隆宠与李林甫专权、杨氏权倾天下与安禄山造反等一系列因果联系，明确提出了“惩尤物，窒乱阶”的政治命题，关注的焦点由个人的不幸转为国家的悲剧，不是抒发同情、叹惋等个人情怀，而是表达治国理乱、爱国忧时的族群意愿和思想，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历史、关心现实的素材、思路和视角，在带给人们审美愉悦的同时，更引发人们如何去关心和把握国家命运，避免悲剧重演的深刻思考。
第二，提出美色祸国的思想，在当时及其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类似于女子祸国的认识，自商周以来即已有之，但是作为一个鲜眀的思想观点提出却始于中唐时期，发端于陈鸿的这篇小说。白居易在《胡旋舞》《李夫人》《古冢狐》等讽喻诗中都明确表达了女色害人覆国的思想，而这样的思想认识不见于元和之前，却屡见于元和之后，足以说明是接受了陈鸿影响之后才有的思想。元稹《莺莺传》中张生关于“天命尤物”的议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色祸国论的认同。而小说这一思想观点在唐以后的影响，更是超越了文学范畴，向政治和历史领域延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个颇为流行的历史观点。由北宋名臣欧阳修、宋祁等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在《玄宗纪》后的史臣赞中就十分肯定地评论道：“鸣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清人沈德潜在《旧唐书·张九龄传》后也按曰：“武患妃陷太子事，此玄宗治乱之关。“
《长恨传》是根据历史与传闻加工写成的，同时具备了历史与传闻的双重特点，即史家笔法与虚构。在《长恨传》中兼有叙述的两种基本形态：概述和场景，前半部分（杨妃死之前）主要概述杨妃生前与明皇相遇相爱，受专宠，死于尺组之下的过程；后半部分（杨妃死后）主要是对道士索贵妃魂魄故事的详尽描写。两种叙事形态的结合既避免了文本阅读的疲劳，又将两种思想情感融会贯通。
《长恨传》是一部传奇小说，与《长恨歌》相比，具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在文章中对于“恨”与“爱”的使用愈加耐人寻味。《长恨传》不仅描述了唐明皇的“恨”，包含了他的自悔以及自怨。虽然在小说中，作者对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的爱情并不认可，对李隆基对爱情的痴迷以及至死不悟持有一种贬斥的态度，但作者仍然全面和深刻地揭示了男女之爱的本质属性，显露出爱情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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