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长恨歌序》与《长恨歌传》的关系
在中国，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体化，以陈寅恪之说为代表。陈寅恪先生从文体方面着眼，先引用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的话说：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然后根据此一段文字推论出《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关系：
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赵氏所谓诗笔系与史才并举者。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笔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陈氏之传当之。
随后进一步推论说：
总括论之，《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之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之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
陈氏的观点迄今在学术界仍具很大的影响，如邓乔彬、高翠元《〈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文，就是在陈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体裁的亲缘关系来感受它们同样为‘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
二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疏离。夏承焘先生在《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中从三个方面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提出商榷，最后得出结论说：
《歌》与《传》之可以分离独立，此即为最自然、最了当之解答。元和间人虽好为小说，然白氏此歌，只是一篇故事诗而已，陈君必牵率以入小说之林，又强绳以赵彦卫温卷之体，求之过深，反成失实，是亦不可以已乎!
后来，吴庚舜发表了《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一文，对陈寅恪的观点也提出不同看法：
所谓一韵一散的结合，却根本不是唐传奇的本来面目。首先，陈寅恪先生和他的赞同者举出的那些作品，除《长恨传》在叙述创作过程的部分提到《长恨歌》、《莺莺传》提到《莺莺歌》外，互相之间连这一点小小的、外在的联系也没有。也就是说，这些各自独立的、完整的诗篇和传奇，尽管题材相同，但它们是由两个不同的作家用不同的体裁写成的两个作品，不能生拉活扯硬拼在一起算作一个作品……其次，《太平广记》把《长恨传》和《长恨歌》刻在一起，在传末还有几句话来钩连《长恨歌》，似乎可以作为孤证来支持陈先生论点，但这个孤证是不足据的。
以上所引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以及其后学者无论是沿袭还是反对陈寅恪观点的文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全面利用日本流传的《长恨歌》资料。我们现在运用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序》，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加以研究，虽然尚难彻底解决歌与传的关系问题，但至少可以为《长恨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补充新的材料。
日本流传的抄本《长恨歌序》，主要有六地藏寺藏本、《正宗敦夫文库》本、贞享元年刻印的《歌行诗谚解》所收的《长恨歌序》影印本，以及日本京都博物馆所藏的庆长古活字版影印本。序文有如下内容：
长恨者，杨贵妃也。既葬马嵬，玄宗却复宫阙，思悼之，致令方士求致，其魂魄升天入地，求之不得，乃于蓬莱山仙室，见素颜惨色。流泪谓使者曰：我本上界诸仙，先与玄宗恩爱之故，谪居于下世，得为夫妻。既死之后，恩爱已绝，今来求我，恩爱又生，不久却于人世为配偶，以此为长恨耳。使者曰：天子使我至此，既得相见，愿得平生所玩之物，以明不谬。乃授钿合一扇，金钗一股，与之曰：将以此为验。使者曰：此常用之物也，不足为信。曾与至尊平生有何密契，愿得以闻。答曰：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曾复记否?使者还以钿合金钗奏。玄宗笑曰：此世所有，岂得相怡?使者因以贵妃密契以闻。玄宗流泪恸绝，良久语使者曰：方不谬矣!今世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妻至矣。
有关《长恨歌序》的形成与流传，是白居易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下去。根据序本身的文字，大概有这样两种可能：
其一是白居易《长恨歌》原来就有自序，而中国的传本却散失了，因为白居易的诗传到日本比较早，在白居易生前日本就有传本了，故而在日本保存了下来。
其二是日本人由于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钦慕，故而根据《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内容，撰写出这样一篇序文。
两种可能中，我们认为第一种可能更接近事实。下面综合杨贵妃故事在日本的流传，与日本古代说话的情节，结合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背景加以考察。
日本中世以后，有关《长恨歌》的故事很多，如平安末期《俊懒髓脑》就收有《长恨歌》物语，《今昔物语》卷14有《唐玄宗后杨贵妃依皇宠被杀语》，稍后一点的有《唐物语》与《平家物语》所收的《长恨歌》物语。日本说话集有一本名为《注好选》(东寺观智院本)，产生于11世纪初期，是较早的说话集，现有东寺贵重资料刊行会编纂、株式会社东京美术昭和五十八年(1983)影印的本子。此本是仁平二年(1152)的古写本。仁平二年，相当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是南宋初期的一个写本。其中《汉皇帝密契》第110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更为重要：
此汉皇别杨翁女之后，心肝不安，夜天更难明，昼英却不暮，痛心安息，悲泪弥润，于方士令赍魂魄。方士升碧落，入黄泉，适于蓬莱仙宫见索(素)皃，相更问答，贵妃云：为遂宿习，生下界暂为夫妇，使者求吾丁宁得相见，早退依实可奏。方士云：御宇恋慕甚重，以言为证哉。贵妃授金钗一枝、钿合一扇云：此皇始幸时所赐物也。是以为证哉。使者云：是世所有物也。未决。犹有何密契?杨贵妃云：有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使者归报皇，时皇信之泣血流也。
在这个写本中，就如此详细地叙述了杨贵妃与唐玄宗的故事，可见这一故事在日本中世以后流传非常广泛。日本学者新间一美写了《白居易与〈长恨歌〉》一文，认为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序》是《注好选》这段故事派生出来的。但是我们仔细以这一故事与《长恨歌序》对照，则知序文所言的情况较《注好选》记载更为复杂，《长恨歌序》的语言也较《注好选》所载故事流畅通达，《注好选》所载故事出于日本人之手是无疑的。故而笔者以为《注好选》的文字应该是从《长恨歌序》再融合《长恨歌》所叙述的内容而成的。
我们如果对当时的政治背景加以考察，就可以了解人们对于杨贵妃是颇为同情的。因而白居易作《长恨歌》，以杨贵妃之死，作为长恨的因缘，也是顺理成章的。
对于安史之乱发生的主因，唐人的看法往往与后人不同，他们认为是李林甫的误国造成的。即如陈鸿《长恨歌传》即云：
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
这里的“右丞相”就是李林甫。《资治通鉴·唐纪》“天宝三载”称：
初，上自东都还，李林甫知上厌巡幸，乃与牛仙客谋增近道粟赋及和籴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丰。上从容谓高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对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上不悦。力士顿首自陈：“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上乃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万岁。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周绍良《长恨歌传笺证》云：“《长恨歌传》写杨贵妃故事，而首先提李林甫，主要是当时士大夫们认为酿成安禄山事变的，追溯源流，还是应该推到李林甫身上。”故而周氏引用崔群《论开元天宝讽止皇甫鎛疏》云：
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
又《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十一载”则称：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妬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是知玄宗政治腐败，始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李林甫专权十九年，将唐朝政治弄得极度败坏。而杨贵妃受到玄宗的宠幸，是在此数年之后。故而后人将国家衰乱之责归之杨贵妃，是不恰当的。而对于唐玄宗来说，安史之乱后，有时对自己以前的用人不当有所悔悟与谴责，但对于杨贵妃的爱情却是没有变化的。因而对马嵬兵变中杨贵妃之死，只有怀念以至于痛心疾首。从这方面看，《长恨歌序》称“长恨者，杨贵妃也”，极为切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当然，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又是根据民间传说而写成的，因而对于《长恨歌序》中杨贵妃死后成仙事，以及唐玄宗遣方士寻觅事加以说明，也是符合当时作诗的情况的。
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写作，则有先后的关系。根据《文苑英华》本《长恨歌传》云：“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则《长恨歌》作于前，《长恨歌传》作于后。而参以白居易《琵琶行》等诗，凡叙述较为复杂的事情而为诗者，白居易均作序加以说明缘由，故而《长恨歌》本来有序，也是符合情理的。
但《太平广记》本《长恨传》末尾与《文苑英华》本有异：“至宪宗元和元年，盩厔县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对此，汪辟疆加以阐释说：“嗣从《文苑英华》七百九十四得此文，与旧所肄者，文句多异。末段叙及鸿与王质夫、白乐天相携至仙游寺，质夫举酒邀乐天作歌一节，为《广记》本所无，乃知宋初固有详略两本;否则《文苑英华》为鸿之本文，《广记》所采，或经删削者也。”
由此可以推论，白居易在撰写《长恨歌》时，是有序作说明的，后来，这篇序与《长恨歌》一起被传到日本。中土传白氏诗者，到了宋初，因为陈鸿《长恨歌传》叙述故事始末较详，故而置于《长恨歌》之前，而原有的《长恨歌序》渐次散失。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太平广记》、《丽情集》等在引用《长恨歌传》时，也对其文字加以删削，并在文中即称“冠于歌之前”。而从现存的《长恨歌》、《长恨歌序》、《长恨歌传》的关系来看，序与歌是一体的，而传与歌是疏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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