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解读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白居易长恨歌解读相关内容。
说到白居易(772年—846年)，大家都知道他是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他的讽喻诗继承了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指斥时弊，诗风平易通俗，对比强烈鲜明。如果从艺术欣赏角度看，他的某些怡情悦性的闲适诗和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记》，有更高的成就。这里重点欣赏《长恨歌》。
《长恨歌》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吸收民间传说，进行了艺术再创造，叙述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其情节回环曲折、婉转动人，有强烈的悲剧美学效果。
对《长恨歌》主题的理解，有三种说法：一是讽喻说，认为其通过对唐玄宗、杨玉环故事的叙述，暴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反映了中唐时代各种社会矛盾；二是歌颂说，认为表现的是唐、杨真挚专一的爱情；三是双重主题说，认为所展示的爱情悲剧有其特殊性，作者对唐、杨有谴责也有同情，怒其作孽，哀其可怜。其实第三种理解比较切合作品实际。还可以加上一点理解：杨玉环是作为美的象征来表现的，这首诗写得就是美的存在、美的追求与美的毁灭。这可能是最牵动人的潜在主题。一篇优秀的作品往往有主题的多义性。
所以，对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还是要作为艺术品来读，而不只是当作历史事实来看待。在《长恨歌》里，唐玄宗与杨玉环是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而不是历史人物的翻版，不要完全对号入座。
在唐代天宝年间，过于马嵬之变就有种种传说，白居易显然是被民间传说感动才引起创作的。虽然他抱有“惩尤物，窒乱阶”(陈鸿《长恨歌传》)的创作意图，但进入创作实践后，会情不自禁地按照爱情故事的规律来处理。显然，《长恨歌》里边不全是历史，其中很多是诗人的幻想创造，他歌颂赞美了唐玄宗、杨玉环的爱情，使这首长诗成为绝妙之词，可歌可泣，博得“古今长歌第一”的美誉。白居易本人把这首长诗列入感伤诗。他说写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内，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
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长恨歌》描写唐玄宗、杨玉环从相见欢爱到死别招魂的爱情悲剧。其中以杨玉环之死为界限，前半部分写“长恨”的原因，后半部分写绵绵的“长恨”之情。诗中对唐玄宗、杨玉环两人因生活荒淫而招致祸乱是有所讽刺的，但对杨玉环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眷恋则赋予很大的同情。感人的正是后者。
全诗分为四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不重生男重生女”，写爱情悲剧的起因；从“骊宫高处入青云”到“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中马嵬事变的政治悲剧和爱情悲剧；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写唐玄宗对杨玉环的思恋；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写方士招魂见到杨玉环，表现杨玉环对爱情的始终如一，生死不渝。
《长恨歌》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对人物性格细腻的刻画，唐、杨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个性又与命运相连。另一特色是在叙事中写景状物，反复烘托、渲染人物心理。有触景伤情，如“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有借景传情，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有融情入景，如“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等等。
作为长篇叙事诗，《长恨歌》构思精巧，结构严密，故事情节的发展波澜起伏，描写详略得当，细节剪裁得体。
语言精练传神，有鲜明的形象性。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写出杨玉环的千娇百媚；“梨花一枝春带雨”，生动地描绘仙境中杨玉环的美丽凄凉的情态；还借鉴发挥了乐府歌行的特点，这首诗的音节优美，语言流畅，非常适合诵读。
《长恨歌》对后世的小说戏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元曲中的《梧桐雨》，清代的《长生殿》，都曾取材与参照过《长恨歌》。
扩展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1-2]，生于河南新郑[3]。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封冯翊县侯。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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