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人物形象及评价

白居易人物形象及评价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白居易人物形象及评价，一起来看看吧。

　　人生哲学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描述他的人生哲学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认为应当坚守自己的理想，以等待适当时机到来。当时机来临时，就要努力实践自己的理想，反映在诗文上，就是“讽谕诗”的创作;时机没有来临，就好好修养自己，反映在诗文上，就是知足保和的“闲适诗”的创作。

　　白居易的个人修养，可用“知足”二字概括。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的“知足”思想，是源于老子“知足不辱”的想法。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也常表现在诗文之中，例如当他担任校书郎时“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其后官职调动而调整俸禄时，白居易也多有诗文记载，大多也都能反映其知足常乐之情，例如：任左拾遗“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任太子宾客分司“俸钱八 九万，给受无虚月”、任太子少傅“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退休(致仕)后领取半俸“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从最初的月俸一万六千钱，至最高的月俸十万钱，以及退休后的月俸五万钱，白居易大多都表现出知足的心态。即使是被贬谪至江州司马，处于极不得志的时期，他仍能说出“今虽谪在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以此自我宽解。

　　交友

　　白居易与元稹是好友，两人对于诗文的功能有相似的认识，故而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战友;同时两人作诗才能相匹敌，因而常以唱和为戏。白居易曾用“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来形容两人的交情。白居易晚年常居洛阳，与刘禹锡时常唱和往来。

　　风流韵事

　　唐时社会风气开放，官员宴饮之时以歌妓陪伴的风气兴盛，当时政令风气与后世大不相同。白居易曾蓄有多名歌妓，最出名的是樊素，见于《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本身对歌妓并不忌讳，关于歌妓的描述常见于他的诗歌之中，如《与元九书》、《对酒吟》、《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等。白居易好友元稹、刘禹锡相互赠答诗文中，亦有关于歌妓的描绘：如元稹曾邀白居易的歌妓商玲珑至越州，商玲珑返回时，元稹并有诗赠白居易。白居易杭州刺史卸任后，曾带杭州的歌妓回洛阳，这些歌妓后来返回杭州，刘禹锡曾有“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点石榴裙”的诗句描绘这些歌妓对白居易的思念。

　　白居易与歌妓的往来，也使他受到许多批评。宋朝的龚明之认为白居易与歌妓来往，代表他荒废政务。曾因胡风事件而广受争议的舒芜，指责白居易狎妓是不尊重女性，引起广泛讨论。石继航认为这些对白居易的指责“大有斗倒批臭之势”，且舒芜引用时看错字，可能因此而造成解读上的误解。石继航并且指出白居易与家妓樊素和小蛮感情良好，虽未知有否越轨事，然即使有，亦非狎玩，可说是两情相悦，故而白居易与妓之事，实非重要，且其时文人几乎皆有，不应独责白居易。晚年白居易将所有的歌妓放还，作了许多回忆的诗文，对这些歌妓多充满了浓厚的念旧之情。苏轼晚年被贬谪时，曾经嘉许王朝云能“不似杨枝别乐天”，愿意随着自己前往岭南。由此亦可见至少在宋朝，大多文人不将养歌妓视为卑猥之事。

　　民间形象

　　宋朝僧人惠洪在《冷斋夜话》记载：“白居易每次写诗，都让一位老太太先读。老太太能读懂，则将诗收录下来;若不能读懂，则改写其文句。因此唐末的诗鄙俗而多俚语。”关于这一则记事，历代不少人怀疑其真实性，例如《唐宋诗醇》、胡适、叶庆炳。然而胡适、叶庆炳亦引述这则记事，作为白居易有意以口语入诗的旁证。可能也是因为白居易诗歌具有浅显为大众了解的特性，张为在《诗人主客图序》中称白居易是广大教化主。

　　唐代对白居易评价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白居易的诗文流传很广泛，然而历代对其评价则不一致。元稹评价白居易的诗文：“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对白居易推崇备至。然而杜牧为李戡所作的墓志铭，就记载了李戡对元、白的批评：“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后世许多人批评杜牧自己的“淫言媟语”也非常多，为白居易抱不平，甚至认为杜牧是假托李戡之言，挟怨报复。然而亦由此可见在唐代，对白居易的评价已有不一致的状况。

　　五代、宋元对白居易评价

　　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鸣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辽朝皇帝曾亲自将白居易的讽谕诗翻译为契丹文字，命臣子阅读。金代，元好问对白居易的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明清对白居易评价

　　明代后七子的王世贞、清代神韵派的王士祯不喜爱白居易的诗作。

　　相对的，公安派的三袁对白居易的评价相当高。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袁宏道将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相提并论;袁中道亦赞同兄长们的意见。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此外，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白居易、元稹等的生活方式、政治态度、道家学问甚持批评。说到白居易、元稹等沉迷于酒肆嬉游书画诗歌，虽然称名士，实则非国家之栋梁、君王之心膂。“此数子者，类皆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则不足以厌其所欲。而精魄既摇，廉耻遂泯，方且号于人以为清流之津迳，而轻薄淫泆之士乐依之，以标榜为名士。如此，而能自树立以为君之心膂、国之桢干、民之荫藉者，万不得一。”

　　中国近现代对白居易评价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锺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日本对白居易评价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

　　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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