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物之腊梅散文
腊梅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我总觉得，她还没有死，而且一直年轻。倘若活到现在，也应该有七十岁了。
腊梅的女儿叫秀秀，和我同岁，我们在一个班，而且，有一段时间还和我是同桌。在我们那半山腰的“窑洞小学”里，秀秀是一个高个子的女孩，因为瘦，显得眼睛很大。她经常穿着花布做的衣裳，喜欢蹦蹦跳跳地跑。跑的时候，两根辫子在背后不停地交叉打着她的脊背，如在山路上撒欢的小羊。
秀秀每天来学校的时候，口袋里总是鼓鼓囊囊地装着好多酸枣。开始大多是绿的，因为没有熟，她就摘下了，所以并不甜，还带着一股草腥味儿。一段时间以后，她带来的酸枣，渐渐由绿变黄，便有些酸枣的味道了。总是酸的多，她却嘻嘻地笑着说好吃。当山梁上的谷子快要成熟的时候，秀秀带来的枣儿，就有许多红而酸甜的，有些还是一边红一边绿。再后来，当山里的草儿开始发黄的时候，秀秀拿着的酸枣，就全是红的了，吃起来也很酥脆。上课的时候，秀秀总是把课本立起来，将脑袋藏在书后面，一只手偷偷地在口袋里摸酸枣。自然，我每天也有酸枣吃。
当秀秀抓出一把酸枣，轻轻地拢成一堆，放在我面前的本子上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手很黑，指甲缝里，总有一些污垢，手指也被酸枣的叶子染成黑绿色。
秀秀说，她的那些花衣服，都是她妈妈亲手做的；她妈妈的手很巧，她家买了一台缝纫机，其他人家还没有呢；她家门口的小路上，全是酸枣树，好多好多的酸枣，一年都摘不完的。
我十岁的那一年，一个秋意温凉的傍晚，学校门口的一片空地上，一片方正的大白布，绑在两棵白杨树中间，我知道要放电影了。这样的机会，在那个年代的山区农村，可是很稀少的。就和一帮小孩儿挤到放映机跟前，看放映员倒片子。地上放着四五个四四方方的铁盒子，铁盒子外面写着电影名字：《野火春风斗古城》。秀秀也和一个女孩满头大汗地来了，和我们一起，看着放映员熟练地倒片子。天没有大黑，下地干活的人都还没有回来，电影是不开演的，我们就急不可耐地一边等，一边打闹，秀秀也和我们一起乱跑。
电影终于开演了，是一部黑白的电影，我们仍然看得津津有味。秀秀的眼睛挣得老大，在银幕映射下的亮光里，如一颗葡萄。她痴痴地看着电影里的“银环”，激动地说，像我妈，那银环像我妈哩！
我看着秀秀激动的脸，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她和银环联系在一起，她可不像银环，但不知为什么，我却相信秀秀说的话，相信她有一个长得漂亮的像银环的妈妈。
但我一直没有见过她的漂亮的妈妈。因为秀秀的家，和我的村子，不是一个生产队，不但隔着一条河，过了河，还得再走进一条深沟。听秀秀说，那里，连她家总共是三户人家，叫做“桑树峪”。
我没有见过秀秀带来过桑葚，也许，桑树峪只是一个名字，没有桑树。
那一年的暑假，我跟着父亲，还有姐姐，去地里干活，在河对岸的桑树峪的沟口，碰到了一个女人，她的胳膊下面，夹着一个橘黄色的包袱，个子不高，脸很白，两个眼睛黑大黑大的，花眼棱，长睫毛，和我见过的，我们村的那些女人很是不同。她和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黑瘦的男人，远远地走过来。她怯怯地低着头，似乎要躲在男人身后的样子。那个男人和父亲打了招呼，急急地就从身旁走过了。我忽然想起，那晚看过的电影里的银环，她真的就如银环一般漂亮，我疑心那就是秀秀的妈妈。姐姐对着她远去的背影，吐了一口唾沫：“呸，不要脸的腊梅！”父亲制止了姐姐，说小孩子不要乱说话。我回过头去，那个女人的背影，已经消失在河沟的弯道里了。
在母亲和村里妇女们的闲谈中，我隐隐约约地听到过一些关于那个叫做腊梅的女人的故事。知道她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一个女人，常年不在家，总是提上一小笼鸡蛋，去煤矿上卖。后来，去一次，好几天就不回来。回来了，穿得很艳。她很少穿粗布，总有花花的衣服。卖完鸡蛋的时候，腊梅会去煤矿旁边的河沟里摘那些芦苇的叶子，很大的一捆，一路背回来，然后包些粽子，再拿到矿上去卖。她家的两户邻居的孩子，也总有粽子吃。没有了芦苇叶，她就隔三差五地转村游乡收鸡蛋，然后提到矿上去卖。她出的价钱，往往比其他来收购的人要高一两分钱，但却很少有人给她，说她不是一个好人。偶尔有人卖给她鸡蛋，也是把她叫到屋里，清了帐，就让她快走，似乎不想让村人看见和她说话。在村里的人看来，一个女人，经常在外面跑，总是有问题的。
腊梅后来更多的事情，在村里那些挑着柿子担子，去矿上家属区叫卖的男人的口中得到证实。说是看到过她，跟着不同的工人去了家属楼，长时间不出来。开始，有些买腊梅的鸡蛋的男人，说没带够钱，叫腊梅跟他去取，腊梅就去了。后来，腊梅就和一些工人熟悉了，经常直接去他们家，还好几天住在人家家里。腊梅不认识村里那些卖柿子的人，但人们却认识她，她的秘密就这样传遍了整个村子。
但我没有见过她来我们村收鸡蛋。
姐姐说，腊梅知道她脏，丢人，不敢来。
那个瘸子，是腊梅的男人。本来身体是好的，一个夜晚，走路掉进了深沟，骑在一棵烂树杈上，不但腿骨折，而且成了一个“作废”的男人。腊梅有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村人说，腊梅的孩子穿戴得好，都是腊梅“卖尻子”换来的。她的那些孩子，长得都不像她的男人。说她的两个儿子，一看就是城里人的胚子。腊梅去一次矿上，要走四十多里地，经常天不亮就起身了。他的男人，一瘸一拐地，陪她一起走出桑树峪，总要将她往前送好多路，看着天大亮了，她不再害怕，然后返回家去。
我第二次见到腊梅，是在五年级快要放寒假的时候。那天中午放学，经过学校隔壁的那个废弃的大队缝纫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女人，双手被反绑着，低头向着门口，跪在裁案下面。她的`乌黑的头发已经凌乱，遮了脸，门口坐着一个穿着警兰制服的警察。那个一瘸一拐的男人来了，手里提着一个白布包着的碗，说要给那个女人送饭，案子下的女人抬起了头，我看到，那正是腊梅！警察训斥着那个男人，——回去，饿不死她！
男人嗫嚅着离开了，我看到腊梅的眼里含着泪水，但没有流下来，她咬着嘴唇，很快低下头去，一绺头发就从额前垂下来，又一次遮挡了她的脸。
那个男人忽然就发现了秀秀，急急地跑过来，拉了秀秀的手，说接她回家，秀秀并没有看到这些，欢快地跟上那个男人走了。
我的猜测没有错，秀秀那漂亮的妈妈，原来就是腊梅。
第二天，一辆手扶拖拉机在我们家乡的那条简易公路上来回地开着，车子走得很慢，路边站立了好多人。腊梅两手依旧被反绑着，站在车厢里，和他一起站在车里的，还有外村的两个男人，那两个男人的胸前，分别挂着两个木牌子，上面写着“盗窃犯”。听说一个偷了生产队粮库的麦子，一个偷了队里的两棵树给自己盖房。我不认识他们。腊梅的脖子上，也挂着一块牌子，写着“xxx”。山风呼呼地刮，腊梅的头低着，头发被风吹得散乱，摆来摆去，间或能看到她苍白的脸。
年后上学的时候，秀秀不再蹦蹦跳跳，也很少说话，总是痴痴地长时间地盯着一个地方看，老师叫她回答问题，她慢腾腾地站起来，一脸茫然，大家都笑她。
听人说，腊梅和一个死了老婆的工人好上了，腊梅说她的男人也死了，那个工人就喜欢上了腊梅，说要娶她，经常把他女儿穿过的花衣服送给腊梅。秀秀的那些花衣服，都是腊梅从矿上带回来的。他害怕腊梅哄她，执意要来腊梅的家里，想了解真实的情况，腊梅没有理由拒绝，只好假意答应了他，一个夜晚，和他从矿上一块往回走。半路上，腊梅将没有防备的那人推下山崖，自己跑回来了。没想到那人架在了半崖的一棵树上，并没有什么大碍，就告了公安，说腊梅骗了他的钱，但没有提推下山崖的事。腊梅的罪名，是“xxx”，后来判了三年刑。
此后，我就没有再见过腊梅。上了初中，我就去山外的一所学校了，而秀秀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后来的几年里，我也没见过秀秀，对于她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我高中快要毕业的那个夏天，腊梅死了。是在她家吊死的，据说是和秀秀吵架引起的。秀秀要跟一个转乡收山货的中年人走，腊梅不同意，母女有了激烈的争吵，腊梅说秀秀不害臊，秀秀说你把人丢了一辈子，还反过来说我，腊梅就扇了秀秀一巴掌，秀秀哭着跑出了门，再也没有回来。
那个常年在这一带收山货的人，也不见了身影，后来再也没人见到过他。
忽然就看到电视上的镜头了，那个当年的“银环”，出现在《艺术人生》的栏目里，她戴着一副眼镜，慈祥和蔼的脸上，透出曾经的坚毅，侃侃地谈着她一生不懈的艺术追求。我起身走向窗边，外面，是如水的月光。
我的眼里，再一次浮现出了腊梅漂亮白皙的脸。我想，如果她还活着，此刻，一定坐在她家门前的空地上。她的头顶，也是一片洁白无瑕的月光。她戴着一副老花镜，在月光的映照下，手里拿着针线，密密地衽着一件花花的小棉袄，那一定是秀秀的孩子的小棉袄。她的脸上，显现出温和的表情。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那慈祥的面容，还依稀残留着当年的姣好和妩媚。没有悲伤，没有泪水，没有被风吹乱的头发的遮盖。白皙的脸，和洁净的月光，一起溶化在那一片洁净的蓝天里了。
只是惋惜，她家门前的那条小路上，那些繁盛的枣儿，火红如血，却无人采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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