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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井散文
这个世界,若没有天井或许就不会有我的存在,我是因为天井而生,我的头发、我的血肉、我的心脏,都是天井赐予的。这是一种命,上天安排的命。我无所躲,也无需避,任年月,在心的纸页上划了一刀。
一切都源于天井。小时候对它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它的长方型的口子似乎就是天然形成,它的接天连地仿佛也不是人为的制作。然而幼小的我还是很好奇,经常去问我的祖母。祖母那时尚显年轻,乌黑的长发盘成一个髻,用一根银白的发针穿紧,头发便不再松散,行事利落很多。对于我的问题,祖母一边缝衣服一边慢慢地讲叙。她说,天井一般都是有钱人家或者读书人家才有的,尤其是在徽州,因为徽州的男人大都在外经商做生意,留守家中的女人和幼儿,只有在这样的深院高墙才会得到更安全的保障。当我问起祖父是否也是做生意的时候,祖母摇头不语,放下针线,拿起我的算术练习薄,用我的铅笔端正地写下“老师”两个字。当我初次知晓祖父也曾是老师,便抬起幼小的头颅,望向高高的天井,默默地瞅了许久,然后朝祖母说,这不坐井观天吗?祖母笑着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长大后,我才知道祖母那是苦笑,同时也为我的无知和愚钝深感惭愧,惭愧自己的见识未能给予其最大的慰藉。
居住在天井老宅里,会感到荫荫的清凉,主要来自于宅子的结构,重门、窄窗、青砖黑瓦,加上岁月的侵蚀,已经不再有一丝的热度,有的就是阴暗和潮湿,那些泛黄的历史穿越在耳旁,像一阵穿堂风,旋过天井、厢房、直至外院。1967年11月,我就出生在这间天井老宅里,首先是老宅接收了我,然后才是祖母、父亲和母亲。这是一个冬夜,强劲的冷风肆意地从天井而下,梨花一样的小雪由着风吹向天井的四周,花雕木窗上,洒了一层的洁白。母亲在这里总共孕育了五个孩子,从解放初期的我的大哥开始到70后的小妹。母亲的爱情与婚姻,天井是真正的见证者。母亲若是寻常百姓的女儿,可能就不会有机会走进这间宅子,因为母亲的娘家也有一幢与我家不分彼此的天井老宅。我的外公是乡绅,置地千亩,娶一房太太,大家闺秀,便是我的外婆。母亲成长在这样的家庭,自然读了些诗书,心气很高。她对自己的婚姻观竟与外公外婆的看法不谋而合,一是对方必须读过书,其二必须有天井的房屋。在过去,天井的房子,只有在徽州才能看到,有天井的房屋大都是有身份的人家,不是乡绅就是新贵。而这两个条件,我父亲都具备,加上父亲诗书气质神采飞扬。于是两家联姻成为亲家,可见母亲的婚姻没有包办的成分。当时我的祖父和我的外公在地方上很有头脸,两家的联姻门当户对,都惊动了乡里保里,乡长和保长皆送来贺礼及牌匾。
这样看来,读书竟与天井有关,这个道理在我的脑海里,植根很深。只有家境殷实才能盖的起天井的屋子,只有居住天井屋子的人才能读得起书。若照此逻辑推理,我是幸运的,我的命也是好的。母亲曾找算命先生给我看过八字,说我命中什么也不缺,早晚能成大器。一席话说得母亲满脸绽放笑容,其实母亲心里清楚的很,这只是算命先生为几毛钱而不得已编出的吉言,生生不能做真的。解放初期土地改革时,我祖父被划成地主成分,房子除自家够住外,其余的几间厢房都被“贫协会”分给了两户贫农居住。家里的坛坛灌灌和太师椅、旧式八仙桌等上佳木器,皆分之一空。祖父大致就是为此而生了一场大病,临终前躺坐在竹椅上,在天井边,沐浴着由天井斜射下来的阳光,慢慢合上眼睛,睡着了,陷入了人生的最后沉思。
正八间老屋透着岁月的气息,历经近半个世纪,撑起了接天连地的天井,却没能撑得住祖父的精神。月光通过天井一泻而下,月辉映照在祖母的脸庞上,掩盖不住的是沧桑、无奈与忧伤。真不知祖母在祖父去世后,怎么挺过来的,难道是一种信念?于夜深人静时,于悠悠河水边,我不断地思考着这些问题,甚至觉得岁月就是捉弄人的天敌,让你无法躲避,无法抗拒。祖母常在我的耳边唠叨,这间老宅是祖父专门去徽州歙县绘图修建的,祖父涉水跋山半个多月的来回后,终于在1928年开始动工修建,因为祖母是童养媳,整个修建,祖母亲历全程。如今修建的主人如风一般地逝去了,而斑驳的墙体,天井的青苔还依然泛着暗绿,似乎隐喻着生命的脆弱和不堪外力的冲击。祖母还说,天井就是这间房屋的心胸,对着天,连着地,天地之间连成一体,由小孔见天空,你祖父就是没有胸怀,不如你的外公坦然。你外公也是有名的乡绅,生性好赌,常常夜不归宿,享受富贵荣华,最后落得个倾家荡产,一无所有,但他依旧谈笑风生,甚至有很多人都骂他是个傻种。世事难料,未过半年,土地改革论成分,他居然划算了,列入贫下中农。而此时又有人说他像神仙,能掐会算,算准了有这样的政策。其实呢,他就是个“败家子”,只是胸襟比别人宽广许多,从此你外婆再没骂过“败家子”的话。
说起外婆的时候,祖母的目光有些不自如,很难判定是赞赏还是埋怨。在我印象里,外婆具有贵妇人的气质,白净的肤色映衬着端庄的脸,丝毫不枉大家闺秀的称谓。祖母比外婆略长几岁,尽管从小就是童养媳,但也浸泡过大户人家的水土养分,气场自然不小,只是略微亲和一些。不过我倒觉得多一点亲和并没什么不好,至少在让人接近时,感觉不到压力。少年的时候,外婆经常来我家,只是看不到贵妇人的装束,倒是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不会轻易地磨掉,行路说话仍然透着高贵的气息。大凡外婆的到来,祖母会给她倒来一杯白开水,并且朝外婆微微一笑,然后便不再理她。外婆一个人孤坐在低矮的竹椅上,捧着水杯,望着天井,神情极不自然,宛若多云的天气,阴一阵,阳一阵。
我不知道两个同样有着气场的女人,究竟有什么不能解开的心结,也不知道家里明明有一张高高的竹椅,祖母为什么偏端出那张低矮的竹椅来迎接外婆。直到有一天,慈祥的祖母和高贵的外婆恶语相向时,我才明了她们胸中的心结。她们的争吵大都因为我的父亲和母亲,外婆总以为我的父亲在外面工作时,与母亲以外的女人有染,并且还有导致婚姻危机的发展趋势。而知子莫如母,祖母自以为对儿子的了解,从不相信这些鬼话,所以铿锵有力地维护父亲的品格。两个老人面红耳赤,相持不下时,母亲极力阻挠和劝解,并说她绝对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丈夫的为人。六岁的小妹从未见过眼前的阵势,在一旁抹着眼泪,声嘶力竭地哭泣,我牵着她进了西厢房。也许看到母亲对这件事的态度,甚是强势的外婆才肯罢手,临走时,神神叨叨地数落着母亲,母亲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目送着外婆迈出大门,出了院子。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感到贵族出身的女人,为了原则和立场同样可以骂骂咧咧,连体面也不顾了。后来我问母亲,外婆为什么发那么大火,她从腰间摸出两个信封,是北京寄来的,信是写给父亲的。展开信笺,一行行娟秀的字迹跃然纸上,落款是一个叫“梅”的女人,但字里行间却未写一句暧昧的语言,完全是关心和问候的话。我问母亲,父亲知道这两封信吗?母亲摇头,我说烧掉吧,母亲说哪能烧你父亲的信呢。彼时我还小,尚不知感动,但我少年的心间显然掠过一丝温暖。
大约这个季节之后,外婆还是像往常一样,经常来我家,只是再也没跟祖母发生过争执,两个人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繁荣一片,但我知道这些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一股日益强大的排斥。我有时想,这可能跟性格有关,跟女人的嫉妒有关,但我认为更多的是跟天井有关,因为是天井造就了她们的心气。排斥归排斥,还是一家人,当她们谈起我来,完全可以像抗日时的早期国共合作,那份真诚和愉悦,决没有半点的做作。她们一致认为我是个读书的材料,甚至能继承两家的书香底蕴。
岂不知,作为天井的产物,我从未感受过来自于书香的浸染。我的学生时代,正是“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的时代。什么“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标语充斥着大街小巷,村头庄尾。在学校里,城里下放的知青老师,上课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口号式教学。而我书包里的两册课本,也只有在完成老师布置的“割青草”作业后,才能打开翻上几页。虽然读书的时间没有干活的日子多,每逢考试,我的成绩在班上还是拔尖的,这给当时还被地主成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母带来了巨大的欣慰。我的大哥就曾说过这样的话,你要用功读书,不为什么,就为咱们是地主子孙。基于当时的年幼,我不懂大哥话里的涵义,只是默默地点着头,眼睛睁得很大。当时不谙人事的我,大约已朦胧地知道“地主”一词是贬义的,这在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恶霸地主胡汉三的身上,充分地了解。但令我非常疑惑的是,我的父亲宅心仁厚,母亲通情达理、乐意助人,怎么会是地主呢?不过我的祖父老早就去世了,我生下来就没见过,不知道他与胡汉三能否挂上边,但我知道他是个私塾先生,与老师不无两样,想来也坏不到哪里去。于是我很想去问父亲,但又不敢,因为父亲很严厉,只好偷偷去问母亲,不曾想却遭来母亲一顿臭骂,且连声说祖父也是好人,样子很坚决,自此我终于懂得地主不一定都是坏人的道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在学校里,在村子里的伙伴间,变得扬眉吐气起来。有次,一个村子上的小朋友与我在生产队宽阔的谷场上玩耍,为争一个小柚果而争执起来。他个头矮小却敢先动我手,就因我是地主的子孙,应该让着他。换在以前或许会这样,但现在不行,咱家都是好人。这样想着,我便抡起拳头将他掀翻在地,他便嚎啕一片,引来双方父母。他的父母来势汹汹,而其大哥竟仗着是大队民兵排长,从家中荷枪实弹地冲向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只能用竹鞭抽向我的身躯,以换来荷枪实弹的原谅。而我眼中挤出的愤怒,很快就在鞭子的威势下屈服了,像泄气的皮球,像飘落的小雪,无声无息。
一般来说,小孩闯祸是一种天性,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聪明,因为只有不傻的孩子才会做一些令大人难以理喻的事情。读小学四年级时,班上评选红小兵,条件是:成绩不仅优秀,还要出身好。其实,此时的班上只剩下两个同学不是红小兵了,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班上成绩最差的同学。老师依照程序,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加入红小兵的表格,表格中有一栏“成分”,而且必须要填。当时我并不懂“成分”的意思,只好拿回家中叫父亲帮我填。煤油灯下,父亲戴上高度近视眼镜,抓起笔,望着表格直直的发愣,直到鸡叫了,还没有下笔。第二天,我拿着没有填好的表递给老师,老师几乎没看便扔在桌子上。我没敢问,这次我是不是可以评上?也许老师体会不到我对红小兵的渴望,这种渴望毫不逊色于成语“望梅止渴”中魏军的渴望,因为我万分羡慕同学们脖子上的红领巾,在阳光的照耀下,鲜艳无比;在迎风的飘扬下,美丽非常。然而,随着“成分”一栏的空格,我的红领巾的梦同时也落空了。为此,我沮丧透顶,像变了个人似的,于是就跟老师捉起迷藏来,时不时的旷课,甚而至于在老师离开教室后,偷偷在老师的教案上写上老师的名字,然后用红笔打上X。老师气得暴跳如雷,铁青着脸找我父亲算账,正好父亲不在家,他就寻到我的大哥,得到大哥将要严惩我的承诺后,方才悻悻离去。
我不知道自己已经面壁多久了,大哥竟用绳子拴住我的双手,此刻我内心的痛楚,谁也不知道。如果他们指望我小小的心田撑起千年古树,开汉魏的花,结现在的果,那将是多么沉重的负荷。因为我不想随着风走,我只想努力地完美自己的那一瞬间,不管天如何黑,地如何陷。大哥既是家中的老大,也是屋里的脊梁,他的地位谁也撼不动,我只能顺从,是他和父母共同养育了我,当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希望我的将来充满阳光,所以我从不怨恨我的兄长,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敬重。
踏着古老的青石板,倚靠阴凉的苔藓墙体,我的思考竟停留在了正在演义的故事当中。握笔的手,触及暗绿的青苔,不禁微微的颤抖。回想起祖母的的遗体就是从这里被轻轻移走,不禁有泪在眼角滑落。还记得,祖母走得时候,抓住我的手,声音哽咽,却没有一滴眼泪,可能是年近九旬的老人,眼泪早已流干了。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这幢天井老宅里去世的老人。祖母的灵前,外婆满是虔诚,消瘦的脸苍白如纸,写满了悲伤,我一边慢慢烧着纸钱,一边听着外婆念咒语般的嘀嘀咕咕,可一句也听不懂。不过让我宽慰的是,外婆没了早些年的脾气,尤其与祖母对视时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不过眼下对视的只是祖母遗像;再者说,她总不会与一个作古的人较劲吧,即便有这个念头,祖母也不会给她机会了……
宅前的两颗枣树至今还在风雨中飘摇,其随着风发出的枝桠声响,仿佛在倾诉天井老宅的故事。我一遍遍的聆听,一遍遍的梳理,但依旧不能给它做最好的总结。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做这样的总结,因为我还不懂得什么叫沧桑?只有在薄暮时分,走进老宅的那一刻,才能清晰地辨析曾经的苦与乐、是与非。我的青少年时光基本上都在老宅里度过的,那上至苍穹、下俯地面、悬之于空的天井以及历经风雨沧桑的栖居之所,曾经是我心中永远的建筑审美坐标。
1700年前,西晋文学家陆机曾有“侧间阴沟涌,卧关天井悬”之说;《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天井一词的注解是:某些地方的旧式房屋,为了采光而在房顶上开的洞。但不论天井的来源去处,还是如何的解释,都只是阐述天井的表面现象。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仅是审美坐标那么简单了,它已成为人生情感的一部分,就像一面旌旗在风中悬挂,在枣树和老宅的炊烟上飘荡。
很长一段时间,总是听着一曲悲凉的音乐,好像萨克斯的《回家》只有我一个听众,每当萨克斯孤独的声音远去,我的泪水却来了。我想回家,却依旧回不了的家。白发母亲蹒跚在野草丛生的夹道,声音嘶哑地喊着我,犹似在喊着我的魂。其实我的魂早已随着天井老宅的轰然坍塌,载入一扉扉残破的册页,让那些不堪回首、温暖而又青涩的记忆残留,烙在每一个指尖。
老宅老了,风烛残年。天井的口子似乎也装不下时下的天空,即便采光,也已力不从心。三年前,我在父母的建议下,破旧立新,在老宅的地基上建起一座洋楼。每当清晨拉开门,映入视野的是两棵枣树,走过去,手一摸,叶子湿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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