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文学传统与小小的我散文
我是渺弱的，置我于陕西的文学传统之下，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当然也不是时候。不过我的文学行为，毕竟受其影响，我对它的感情是真切并浓烈的，而它对我的启示则大为深刻。
我出生于少陵原上，杜国故地，文化若香。农民靠天吃饭，又受官方指挥，生活已经十分辛苦。然而他们仍能喜欢唱戏，并阅览小说。加入于这些农民之中，我知道了柳青，杜鹏程，王汶石，并读他们的书。这是在我十五岁之前。那时候，我才处于从小学到中学的进程，还没有当作家的理想，甚至还不知道作家究竟为何物。然而小说，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毕竟都是信息，而且我接受了这些信息。我以为这些信息的传播就是影响，尽管它是无形的和侧面的。有了当作家的念头之后，我对这些信息的接受便成为有意的和主动的。我喜欢柳青，因为他的作品之中有诗，然而杜鹏程生硬，王汶石隔阻，都不十分喜欢。还读了魏钢焰和李若冰的散文。之后又读到贾先生的散文，觉得新鲜，眼睛为之一亮，因为他流异气，呈异质。这些印象都是在少陵原上产生的。不过我已经决定考大学，离开乡村，要到城市去圆作家的梦。抱负很大，有一种内在的张狂，然而多年之后才知道：不易，很难！
贾先生颇有个性，其作品的趣味，及其机智的发现和敏锐的感觉，其文字的柔性表达，都长久地吸引着我，并琢之磨之，向往之。我二十二岁那年，路遥横空出世，引起了一代文学人的关注。在大学自习的教室，我读完了高加林和刘巧珍的故事，它使我摩拳擦掌。不过也很清楚，路遥是无法学习的，我缺乏像他那样的经历。路遥的问题在于使用自己的资源像使用自己的生命一样缺乏节制，从而文学的功名建立之日，竟是资源与生命枯萎之时。当陈忠实把整个社会的目光转移到他身上的时候，我的三十而立已经完成。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有了人生的价值向度和艺术的审美标准。不过他是如何积累的，如何把量变推向质变，是如何把异民族的文学融入本民族的`文学的，他的心理，他的处世，无不需要研究。贾路陈三人是当代陕西文学的三棵大树，潼关以外的人之所以关注陕西文学，无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成就。陕西很多作家，包括我，都在这三棵大树的荫庇之下。
我曾经得到了陕西很多作家和批评家的帮助。我有一个珍藏于胸的温暖的名单，排列第一的当属 刘路先生，这是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而刘路先生则是大学的写作教师，也是作家和批评家，我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并久得月之幸。不过我以写作散文为主，而散文在陕西则处于边缘地带，诗歌也是。我一再注意到，有人论及陕西文学，实际上评议的仅仅是陕西小说。这是一种偏见。我也注意到，某文艺团体挑选作家代表出席会议，但在其名单上却没有散文作者，当然也没有诗歌作者。这是一种霸道。这种偏见和霸道，恰恰是陕西的文学传统的产物。陕西的文学传统喜欢孕育这种东西。
实际上把陕西文学放之辽阔的艺术与史的背景，就会清楚地发现陕西的文学传统有一段是充满缺陷的。这一段传统紧随官方意志，甚至脱胎于官方意志，从而缩短了作品的艺术寿命。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无不是盈盈才华，但其作品不过红极一时。今天有几人读他们的作品呢？俱往矣，因为它们不能给今天的人提供什么使用价值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几乎消失殆尽了。然而鲁迅和曹雪芹不是这样，托尔斯泰与荷马也不是这样，其作品的使用价值始终为很多时代和很多民族服务，并在形式上反复翻新。以陕西的文学传统为荣的人，可以责我叛逆，然而我仍要指出：扬弃和超越这一段传统才是大道。我注意到，陕西作家很多都这么做了。贾先生是游离于这一传统之外的，路遥和陈忠实不过是骑着马找马而已。我对陕西的文学传统还有一点意见，就是它长期压制了郑伯奇这一流派的文学思想。我以为这既是郑伯奇的悲哀，也是陕西文学的悲哀。郑伯奇之源在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是提倡尊重人的。他也是学者化的作家。他懂哲学，也懂宗教，知识结构健全而丰富。但他在陕西却是长期被忽略和被冷落的。
陕西的文学传统显然不仅仅在柳青，杜鹏程，王汶石，它还应该延伸在遥远的地方，似乎应该在牛兆濂，在张载，在王维，杜甫，白居易，在司马迁，在风颂雅，在凤鸣岐山。把陕西文学置于这样一个伟大的精神空间，它的承袭才会正宗并丰饶，而一个作家若我，则将可能有真实的自信和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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